母亲

　　一天，和圆定师坐在西山山颠，俯瞰喇荣山沟和远方的山峦，她说起她的母亲：

　　我对我母亲的认识，是在出家之后。我去找法王认证的学院最年老的空行母，问我父母的情况。

　　空行母说：“你母亲决定往生。”

　　“她一点也不信佛！”我说。

　　“无论她信不信，都会往生。”空行母说：“她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我忽然想起一位活佛曾对我说，“你母亲是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非常好。”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回想起母亲的一点一滴。

　　母亲十七岁时，举家逃难到桐乡。一天，日本人来了，母亲和妹妹们跟着外婆逃到稻田里，横躺在稻田中央，鸵鸟一般，听天由命。

　　外婆问躺在身边的母亲：“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也没有，杨家向我提亲，他说他会保证我们全家的生活，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杨家的儿子？”

　　“不。”母亲说：“我才不嫁！”

　　母亲十五岁的妹妹嫁给了杨家的儿子。因为是代母亲而嫁，母亲内心痛苦，决定去苏北参军。

　　婚礼上，杨家的儿子送给母亲一枚金戒指作为路费。

　　母亲把金戒指换成钱，穿过封锁线，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旅程，来到红军的根据地苏北。到苏北的第一天，在大街上，遇见了已经参军的我的父亲。

　　母亲参军一年后，抗日战争结束了。父母在后勤部队，参军后，没有打过仗。他们常常行军，一天走100里。解放战争时，一天，母亲随大部队行军，走到了浙江一座小城的城门口，见到城门上写了几个大字：

　　“小来：杭州解放了！”

　　母亲是杭州人，那是走在队伍前方的一位年轻的战友，为了告诉她这个消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笔，把大字写在城门上。

　　解放后，父母的部队驻扎在南京。母亲每月有十二元补助，寄给我外婆八元。母亲的小妹妹去看姐姐和姐夫，父母拉着她的小手，在黄昏的时候，在南京政府大院外宽阔、浓荫蔽日的大街上散步。小妹妹只有十几岁，前一分钟，纤弱、敏感的小妹妹还沉浸在这变化时代的异乡的幸福中，后一分钟，父母会因政治观点的不同而爆发一场旋风一般的激烈争论，令中间的小妹妹陷入极度紧张和恐惧的痛苦中。

　　后来，父母随部队来到上海，母亲转业到地方单位。父母工资较高，长年赡养和资助各自的父母兄妹、穷困的亲戚。母亲的单位很远，单程需要两个小时。我出生后，母亲一直抱着我去上班，下班时，单位已经空无一人。她到了单位的托儿所，见我一个人躺在昏暗的儿童床上，嗓子已经哭哑了。

　　母亲早上六点多就出门，晚上九点多才回来，几十年如一日。父亲每晚八点，会到汽车站等我母亲，有时等半个小时，有时等一个小时，无论是刮风、下雨，严冬还是盛夏。

　　幼年的我，对母亲眷恋至深。父亲出差，我会欣喜若狂，因为有了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机会。我总是撑不到母亲回来，就已昏昏睡去。早晨醒来时，母亲已杳无踪影。这样的早晨，令我无限忧伤。天空也黯然失色，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四岁的我，每天有了一瓶牛奶，这是家里唯一一瓶牛奶。我每天缠着母亲，这个牛奶瓶太小，我要喝更多、更大的一瓶。母亲没有和我讲理，也没有训斥，百般温柔地答应了我。她把一个酱油瓶洗干净，把牛奶倒进瓶中，加上温水和白糖，交给我。每天早上，我坐到宽宽的窗台上，幸福地听着院中鸟语花鸣，享受着取之不尽、饮之不竭的一大瓶牛奶。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母亲是否在家。我总要送母亲到楼梯口，回到家，爬到二楼的窗台上，等母亲从下面走过。

　　“妈妈——你早一点回来！”这样一遍一遍叫着母亲，直到她的身影在长长的弄堂里消失殆尽。

　　读小学时，为了我第二天要去少年宫接待罗马尼亚国家主席，母亲一夜没睡，为我做了一件新衣服。

　　母亲有一双凹陷的深邃的大眼，高挑的双眉，明星一般深情美丽。永远不会以忧郁、焦虑的形象出现，而是永不疲倦，热情洋溢。

　　我考进市重点高中理科班，为了究竟选择文科还是理科，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我三天失声，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故乡城市，母亲每每坐车从我家附近一所大学路过时，会想，她的女儿依然在读大学，正坐在白炽灯照耀下的梯形教室里。

　　如果她见到马路上、弄堂里一对引人瞩目的青年情侣，会暗暗思忖：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这样的幸福人生，她也应该有……

　　她曾经和我说，我愿意代受你所有的痛苦。

　　母亲的窗前有三株高大的女贞树，母亲在我离开家乡远行时，以女贞树为题，写了一首诗给我。那首诗说：

　　窗外的女贞子花又开了，

　　馥郁芬芳，

　　当年，为女贞子花作诗的小姑娘

　　已远在异国他乡

　　当我回到故乡城市，我对信佛的姑妈说：“您留心，如果有一个密宗的上师，比较著名的，您告诉我，我要皈依。”

　　不久，清定上师到上海，姑妈穿过整个城市，让我去皈依。皈依后，我请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开始吃素。母亲盛怒，说佛教是鸦片，出家人是寄生虫，我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不思报国，为人民服务，却走上这样消极逃避的道路。

　　我怕她造口业，只有逃到另一个房间，把她一人留在激动愤怒的情绪中。

　　她无法转变我，对姑妈耿耿于怀。姑妈不敢来我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如坐针毡，忍受母亲对她和佛教的冷嘲热讽。我出家以后，皈依了二十年的年老的姑妈竟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

　　“我真的很后悔啊！后悔介绍你皈依了清定上师，我不应该来管你的事，现在你出家了，你爸爸妈妈是多么痛苦啊！”

　　我修五加行时，一天大礼拜一千多。完成十一万后，我一高兴，告诉了我丈夫。丈夫的脸立刻变色，心沉到了谷底。他一到我父母家，就指着我，心事重重地说：“爸、妈，你们知道她在做什么？她磕了十一万个头！”

　　宛如听到了某人的噩耗，他们三人同时用诧异的、陌生的目光瞪着我，心脏受到了重击。

　　“发疯了，”我父亲说：“她已经发疯了。”

　　不久，一位来自喇荣的出家人住到我家，第二天，是我例行的看望父母的日子。我带着出家人来到父母家，父母呆了。他们准备了一些素菜，招待了出家人。他们虽然称出家人“师父”，却面色青黑，魂不守舍，无有笑容。他们的思想牢牢地盯在了某一点，他们鼻尖下凝固的空间。

　　在我出家前的一段日子里，母亲一再说：“我警告你，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不要做伤透我心的事。如果你要做，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做。我死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每周一次去父母家，母亲说：“你能不能一周来看我们两次？”

　　我支支吾吾：“我很忙……”

　　每次离开父母家，他们都翻箱倒柜找出好吃的东西，坚持要我带回去。不管是寒冬，还是炎夏，母亲都送我到汽车站，等汽车来。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很快要八十了。”她说：“我估计我只能活五年。你不要让我最后的这几年很痛苦。”

　　这话，她说了几次。一年后，我在喇荣出家，空行母告诉我说，“你父母四年后有寿障，如果那一年不死，还可以活几年。”

　　我对九十多岁的师父说：“我很想出家，但不想伤害我的父母。我想等我父母死了以后再出家。”

　　师父说：“你应该盼你父母长寿，而不是盼你父母早死。”

　　我出家后，三年中没有回家。听父亲说，母亲的脾气非常暴躁，对任何人都粗暴以待。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一个人流泪。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因为你，我将少活十年。”

　　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话里，母亲斟酌着对我说：

　　“你已经选择了出家这条路，这一生，就不要再改变。”

　　我给父母家人寄了很多佛教的书，母亲说，“你让我看佛教的书，要求太高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她对我的两位姐姐说：“以后哪一天，我走了，她没有饭吃，你们一定要帮她，这就算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她在我出家三年后，说：“我想通了，因为我爱你，我要让你做你喜欢的事，让你做你觉得快乐的事。”

　　父母的离休金较高，母亲说：“我们的钱，用都用不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多活几年。把钱留起来，留给你们。”

　　在我的劝说下，父亲每年寄几千元给学院。他说：“我们不要念经，不要点油灯，不要供斋，这钱给智悲小学、扶贫医院和扶贫会。”

　　“不许你给我念经，”母亲说：“不要给我做任何事。你要做，可以给你父亲做，不要给我做，我不需要。”

　　她穿孩子穿下的衣服，她给自己买的鞋和衣服，只有十几元一双，几十元一件。她对美食和保健用品没有兴趣，对任何营养品、补品都嗤之以鼻。她的一生，从来没有爱惜、重视和关心过她的身体，没有给它吃好的，穿好的，让它充分休息。

　　她把别人送给她的各种食品和礼品寄给我或转送给其他人。每年，她寄钱给她的小妹妹和桐乡乡下的表哥，去外婆、大妹妹的墓地扫墓。家里十几年如一日，什么都不添置，越来越斑驳破旧。姐姐想帮他们装修房子，她一口回绝。她从浴缸里跳出来，滑到在厕所间的瓷砖上，缝了八针。父亲要装修厕所，把浴缸换成淋浴室，她坚决不同意。

　　姐姐说：“你想想看她这个人，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八十岁了，还会从浴缸里跳出来！”

　　她对家人对她的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关心极不耐烦。这些事，对她不重要。

　　她从来没有让别人关心的需要。

　　她身体健康，精神烁烁，看病公费，死后有火葬费。她曾开过一个大刀，临床一个病人对我说，你母亲太硬，我和你母亲开的是一样的刀，我知道动完刀醒来以后有多疼，她一声不吭！

　　母亲年轻时颀长，老了变得瘦小。她奔过各种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为了赶一辆大巴。家人再三告诫她，穿马路必须看两边，慢慢走。

　　她说：“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慢慢走！”

　　“车子撞了你，是谁吃亏？谁受苦？”父亲和兄姐们不可思议瞪着她，要她明白。

　　“他们敢撞我？我不会被撞死的，我不要你们管！你们烦不烦！”

　　她一生都是这样的，软硬不吃。

　　有时，我在母亲前称赞她，她说，“不要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点好话，我就改变了吗？去！别来这一套。你不要给我嬉皮笑脸！”

　　一次，母亲找东西，找不到，就骂她找的东西。我批评母亲，母亲说：“嘿嘿！哦，嘿嘿！”

　　又说：“干嘛，我为什么不能骂它？我就是要骂它，我骂了它，它就出来了。”

　　她每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有时用讥嘲的口吻，有时冷笑，有时比较温和，后面还要加两声“呵呵”。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她说：“呵呵。”

　　无论她站着或坐着，她说这话时，目光向下，似笑非笑，意味无穷。无论说任何事，这句话都会冒出来。

　　它是对一切的总结。

　　我打电话回去，父亲和我说完话，问一边的母亲，“你要说几句吗？”

　　话筒那边传来母亲的声音：“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者：“你说了就可以了！”

　　或者：“我忙。”

　　在母亲可以给我打电话时，她从来没有想起给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你在做什么？”

　　“我在度死日。”她说。

　　又一次，我打电话回家，问母亲：“妈，你在做什么？”

　　“我忙得很，”她说：“我有很多报纸没看。”

　　她不喜欢看电视言情剧，对小品、唱歌和古装戏尤其反感。她喜欢看报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又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妈，你在做什么？”

　　“我在孵豆芽。”她说。

　　豆芽不用孵，它自己会长。她是说：

　　她在干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干一件不必要的事。

　　干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等待的事。

　　她什么也没干。

　　很缓慢，很缓慢。她每天只需要看豆芽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一眼……

　　几乎看不出它的变化，这时，她的心要不为所动。因缘聚合之时，它会长大。

　　我回家探亲，母亲打开一个又一个橱门、抽屉，给我看家中的东西。

　　“你需要任何一样东西，就拿走。我没有舍不得的东西。”

　　我把以前的佛经放进一只纸箱，想放到大橱顶上。我拿来方凳，母亲把我一推，自己一脚蹬上方凳，抱着沉重的纸箱举到头顶，用头把箱子顶到大橱上。

　　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困难危险的事，犹豫为难的事，她上。

　　母亲离休后，学习老年大学的课程，对政治尤感兴趣。在很长的老年时光中，母亲学习党的工作报告，政府的工作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寄给已经出家的我，希望我能够学习党的各项工作政策。不听广播、不看报、不看电视新闻、不关心国家大事对她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她是离休干部支部书记，在她八十岁的年纪。她和他们每个人联系，组织他们学习，拟讨论议题，写工作总结。她的另一个工作就是频繁地看望住医院的老同事，参加他们的追悼会。

　　她说，“就像你们上师天天为你们传法，就是每天给你们敲木鱼。我也要督促他们学习，就像放羊，要用鞭子轻轻地，轻轻地打一下。”

　　她把从报上剪裁的小诗给我看。那首诗说：

　　她是一棵大树，无论树影走到多远，都会回到树根。树影离去又归来，归来又离去。大树的一生，都会给予它庇护。

　　她提到我父亲就发出“哼”声，因为父亲不喜欢学习这些报告。

　　从小到大，父亲都给我母亲碗里夹菜，但母亲并不领情，经常对父亲大叫，“我自己有手！”

　　父亲皱着眉，痛苦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这种人！”

　　母亲经常牙痛，不爱吃水果。父亲为了让母亲吃下水果，会剥了桔子，泡在热水里。等桔子温了，给母亲。

　　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希望你离开我们，因为我一直想，我的身体不如你父亲，我可能先走，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你那可怜的老父亲。”

　　过年了，母亲的拜年电话从大年夜响到初二。母亲善于应对，软硬兼施，从来没有见到母亲失去控制。一位比母亲年轻十几岁的工程师是我家的朋友，他每次见到我都说：

　　“我这一生最尊敬、最佩服的人就是你母亲。她一生清廉，洁身自好，处理问题很公正，很有方法。没有人不服她。”

　　父亲在信中对我说：“你母亲和领导、同事、群众的关系都很好，每年有很多拜年电话，这一点，你母亲做得很好，我不如你的母亲。”

　　我陪父母去菜场，希望帮他们提菜，父母与我争抢，他们横眉竖目，直到我让步，直到他们提得和我一样多。

　　我和母亲散步，长聊，她关心时事，谈的多是世间的各种不如意。她说，如果做国家领导，制定合理的政策，就能够较大程度上利益人民。没有想到，母亲竟然有这样的理想。

　　我立刻鼓励母亲：“妈，我觉得你很适合，你完全有这个能力。今生虽然不可能了，来世，你完全可以实现你的理想。”

　　母亲无言，默默地走，想着什么。

　　我走的时候，母亲说，“我们没有几年了，你每年回来看我们一次吧？”

　　我吞吞吐吐：“一年很快，我两年看你们一次。”

　　母亲没有争辩，“如果我还能活十年，还能见你五次。”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夏天，父母会坐上有空调的轻轨，从城市的西南角到城市的东北角，又从东北角到西南角，痴痴地望着大玻璃窗外整齐的高楼、花园小区、车流和人流……

　　他们有离休证，坐车不用买票。他们坐上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从它的始点到它的终点，又从终点回到始点。公共汽车缓慢地行驶，他们不说话，有些紧张地瞪大眼睛，似乎害怕错过什么，眼一眨不眨，瞪视着窗外每一个变化的景象……

　　在这个大都市中，他们成为一对旁观者，短途旅行家。他们越走越远，坐上一辆又一辆陌生的大巴，巴士把他们带到一个崭新的区域，他们望着阳光下一栋栋新楼，新楼里的绿色园区、从楼里走出的人，任何一个场景都一晃而过，他们瞠目结舌、目不暇接，默然无语。

　　母亲七十岁那年，说：“人生苦短。”

　　如果还能见几面，每一面都一如既往地平淡。没有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和死别的悲怆，它们被抑制和回避了。他们又回到了巴士的旅程上……

　　这一对都市的行者有一天会从这个城市突然消失，永远地消失，那座城市将成为一座空城。

　　我一直在想，母亲应该来自极乐，否则，不信前生后世、不念一句佛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她不可能决定往生。

　　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子，她永远生机勃勃，在她智慧豁达的笑容里，隐含了无言的深深的伤叹。

　　母亲，她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