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人们对“有为”的“主动”充满依赖

　　中国人的生命理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绝对影响。如果不争取儒家所指的“学而优则‘仕’”(见《论语·子张》)的从政为官，便是争取道家所指的“善为‘士’”而做个深通世出世间法、且道德智慧微妙自在的学问家、读书人。至于其他，似乎就不这样堂堂正正为世人所共求了。这里且置儒家的“仕”途不谈，就道家的“‘士’之道”来看，与《维摩诘经》中“心净国土净”的主旨，倒是颇为相应的。

　　这似乎是一种对“政治”的主张。老庄的政治主张与众不同。他们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以下，儒墨道法诸家相互通融，彼此杂糅，不好作严格区分;先秦再前，尚未形成。所以，老庄的政治观，分期论、比分家论要更合适。在老庄时期的道家，庄周的理想是：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见《庄子·内篇·应帝王》。)

　　儒墨兴起之前，皇帝便被称为天子，上拟于天，庄周也并非全然摆脱此一认识，但他似乎并不主张主动“经式义度”(仪则法度。见《庄子·内篇·应帝王》：“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的政治，政治的事业似乎可以成为多余。若以皇帝为天子，天既是一种虚无体，则皇帝也该成为一种虚无体，由此虚无体上能发生理想政治的许多作用(也是一种无实体而有的作用)。

　　政乃天地之心，“政治”即大众的事。老子对于政治这种“大众的事”虽然“引就人事”的痕迹较明显，而大体风格，与庄周很相似。

　　老子相应于“我好静、而民自安”(见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的态度同样反对人为的、有为的改造，几乎可以说是“有了大道便有一切”，与“心净国土净”(见《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的心境相待也很相似。他说：

　　“大道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食万物而不为主。”(见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四章。)

　　又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见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又说：

　　“大制不割”(见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又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见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三章。)

　　又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持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之多。”(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又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xī)歙然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见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又说：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所以后人解释老子对于“大众事”的态度，总是说成“无为而无不为”的(见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王弼说：“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心虚则志弱也。”(见《老子道德经王弼注》。)

　　常人对于“无为”的态度总是不放心的，因此对于“有为”的主动充满了依赖，对不努力参与的态度称做“不作为”，只有在很烦的时候才说“地球没我照样转”。

　　文字来源：明贤法师著作《中观见与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