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一再支支吾吾不肯表态的美国终于抛出资金支持承诺，这对于一度陷入僵局且目前已接近尾声的哥本哈根峰会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机。 　　专家表示，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成果希望大增。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对于此次成为峰会焦点之一并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中国来说，未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哥本哈根会议后的中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聚焦1 谈判各方抛出妥协声音 　　气候融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僵持不下。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就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然而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一再推脱。发展中国家一直坚决主张，到2020年前每年将获得至少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欧盟曾提出今后3年里每年提供24亿欧元的资金支持，但这一数目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并且没有提到长期的气候融资问题。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7日在哥本哈根说，在所有主要经济体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将主要用于帮助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但希拉里没有说明美国将会出资多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说，美国对长期气候融资确切数字的支持是好的，但还要与其他各方进行讨论。 　　美国表态之前，16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日本官员已经在哥本哈根宣布，未来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额150亿美元资金，帮助他们制订和执行全球变暖对策。 　　另据报道，此前备受争议的丹麦草案事件也告一段落。丹麦首相、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主席拉斯穆森17日宣布，除了由《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分别提交的报告外，不会就另外的协议文本进行讨论。 　　记者了解到，目前几大发达国家集团中只有欧盟对资金援助没有表态。“欧盟态度较为积极，但其内部对给多少钱有争议。”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谈判基本目标是“双轨制”的确立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再确认。而核心则是最大程度地从发达国家争取资金援助，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虽有获得资金的资格，但很可能将放弃这一权力。然而，出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捍卫谈判联盟团结的角度考虑，中国仍在不遗余力地力争资金援助金额的最大化。虽然发达国家的承诺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仍相差甚远，但最终在会上或会后达成妥协是必然的。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具体的减排指标。”梁国勇认为，这个问题就要看最大排放国中美的立场了。其实会前提前“出牌“已经显示了两者的积极姿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脱轨”的可能性不大。 　　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钢认为，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大集团之间的博弈，核心矛盾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在路线选择上，发达国家倾向于抛弃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京都议定书》路线；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双轨制和巴厘路线图。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在所需资金的规模、分配方式、技术转让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差距与分歧，所以要达成共识，形成协议非常艰难。但是升格为领导峰会的气候大会，也有了强大的政治意愿支持，因此必须达成框架协议。“可以在共同愿景等大的框架和中远期目标上先达成共识，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为以后谈判留出余地。”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日在哥本哈根会见拉斯穆森时说，哥本哈根会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各国必须着眼大局，立足现实，照顾彼此关切，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已作出的承诺，迅速凝聚共识，有效推进谈判，达成一个显示国际社会共同政治意愿、体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东道国的工作，与各方密切沟通协调，争取获得最好的结果。 　　聚焦2 “气候变化经济学”暗中主导谈判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哥本哈根，决定各国政治决策和最终谈判结果的是背后的一笔经济账。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减排的成本是多少，由谁承担；而与成本相对应所产生的收入归谁？”他分析道，由于减排成本的存在，受减排指标约束的国家的有关行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影响，特别是相对于那些不受减排指标约束的国家而言。这是美欧在谈判中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它们试图通过推行“边境调节”(borderadjustments)对相关进口产品征税。此举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实质是在推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并可能会从根本上威胁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这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容忍和强烈反对的。 　　与此同时，梁国勇认为，中美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哥本哈根会议的走向，而与减排指标相关的产业竞争力问题是中美在哥本哈根角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部分产业(如水泥、钢铁)和工会势力出于竞争力之忧，已经对奥巴马当局在谈判中的立场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另外，美国也在中国减排的监督核查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毫无疑问，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头号经济对手。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博弈，似乎也已成为两国争夺未来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广泛竞争的一部分。 　　聚焦3 哥会催生数万亿美元市场机会 　　“毋庸置疑，哥本哈根及后续谈判的积极进展可能催生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如此表示。 　　首先，碳交易本身的规模将迅速膨胀。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和碳价格信号的形成对发挥市场作用，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减排至关重要。若哥本哈根及后续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碳交易市场将爆炸性增长，“卖碳”及相关的金融活动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其次，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将催生巨大的商机。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如碳捕获和存储等)技术开发与应用、电动汽车、绿色建筑等非常广泛的领域都将有巨大的投资、商业、金融和贸易机会，而在这些领域的全球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在现有经济强权与新兴经济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展开。中国具备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和竞争优势，但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并非易事。再次，一个完备的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建立，决定了各大经济体都将或早或晚地展开向低碳模式的转轨。而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都将被触及，一些领域将受到负面影响，而某些领域将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如核电。 　　身处哥本哈根大会现场的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钢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会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是能否给市场一个确定的信号，给方兴未艾的“清洁技术产业”或“低碳产业”注入一剂强心针。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亿欧元，约合1900亿美元，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至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500亿欧元。如果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强有力的协议，全球碳市场将持续增长并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来源。中国已经把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和社会规划，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把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国家战略，低碳发展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还可能助力中国走到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前沿。因此，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的政策和路线都不会变，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加强这方面的投资。但是全球的协作仍需要一个成功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有力的协议。 　　聚焦4 后哥本哈根时代技术为王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对于此次成为峰会焦点之一并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中国来说，未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哥本哈根会议后的中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20年相对2005年CO2排放强度下降45%的情况下，我国将要付出5862亿元的GDP损失，GDP损失比例达到了1.11%。除此之外，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在2010年至2020年每年要付出120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目标。”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邹骥表示，“40%至50%这个碳强度减少幅度区间所对应的增量减排成本处于正值并迅速递增的临界区”。这意味着，减排目标再提高的时候，中国将付出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 　　相对于未来付出的经济代价，技术上的落后才是真正让人担忧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电力、钢铁、交通、水泥、化工、建筑等重点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及通用技术领域中，未来低碳经济发展需要60余种骨干技术的支撑，但中国目前仍有42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反观欧盟和美国，他们手中正掌握着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早在2005年，欧盟就启动了排放交易机制，涉及的工业部门覆盖发电和供热企业、炼油企业、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造纸企业和其他高耗能企业(如水泥生产企业)。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括降低机器、建筑物和交通运输造成的能耗，提高能源生产领域的效率等70多项节能措施。计划还建议出台新的强制性标准，推广节能产品。发达国家将凭借这些技术力量以“错位竞争”的态势在低碳领域应对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经济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