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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梦想——环保专家曲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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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采访过的许多大家当中,曲格平先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位。这位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是带着不安来到演播室的。他说:我的一生并不成功,我们过去的路很难,但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图1)。


78岁的曲格平先生,每天早晨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从顺义的家中赶往市中心的办公室。现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他,目前手头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带领一个写作班子,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环境保护写一部书,题目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

作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曲格平一直被外界誉为“一部活着的中国环保史”。联合国环境大奖、“金方舟”大奖、“蓝色星球奖”等,这些国际公认的环保界最高奖项,都曾经颁给过他。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戴在曲格平头上的光环,却也成为他心头的一个个负担。

曲格平:我每次得奖之后,都感到给我增加一次压力,心情更加沉重。

主持人:为什么呢?

曲格平:因为中国的环保问题太严重了,到处都是问题。我做这个工作将近40年了,压力始终特别沉重。人家说我是一个成功者,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
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浪潮正席卷西方国家,推动这次浪潮的是一批环境保护论著的发表。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了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对生态环境首先提出了反思(图2)。


正是对环境保护的这一声呐喊,惊醒了整个世界。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大法;1968年,英国修订了<<清洁大气法>>;日本也在1971年设立了环卫厅,主抓公害污染治理。

当时国际上采取的一系列环保行动,引起了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就是周恩来。

曲格平:从1970年到1974年,我搜集到周总理对环境问题的讲话大概有31次之多。

主持人:是公开的正式的讲话?

曲格平: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在国家领导层来讲,当时能够认识这个问题的没有几个人。

主持人:周总理为什么能够那么早地就意识这个问题?

曲格平:因为他当时主要是从国际上的发展得到的启发,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帮助他考虑全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他给我们说,你们得重视这件事。

曲格平所说的这个小组名叫“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文革”期间,国家计委、经委被冲垮,周恩来成立这个临时性工作机构,由16个人组成,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考虑。1969年,曲格平被调到这里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自己被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保护(图3)。


曲格平:那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李先念同志,他说,总理可是谈了好几次环境问题了,我们谁都不能回答。他说这样可不行啊,咱们得找个人出来管管这件事。这件事就推到我这儿了。为什么?我来自燃料化学工业部,是把煤炭、石油、化工三个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部,污染都在这个部所属的行业。

主持人:当时您并不知道污染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曲格平:不知道。因为大家当时的理解认为这个是一个环境卫生问题,简单说是打扫卫生、扫马路,都是这么个认识。
就这样,曲格平开始借助各种国外资料专门研究环保知识。但那时的他认为,或许中国的情况并不像国外那么严重。然而,随着对问题调查的深入,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图4)。


曲格平:调查之后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环境问题好像不是个别现象,对照资料,差不多所有问题中国都能对得上号。

主持人:严重程度有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呢? 。

曲格平:很严重。当时我看到了国外的食品污染,农药残留过多,用一些化学添加剂往里添,使食品酥一点,香一点,脆一点。我对北京市做过一个调查,卫生部很配合的,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发现情况相当严重。

主持人:情况相当严重。

曲格平:那时候我们使用一些食品添加剂,好多都是是有剧毒的,国外禁止用的。有一种禁用的染料,红颜色的,我们还在用,而且很贵,一般点心加不上,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了。记得汇报的时候,我说,在座的诸位领导同志可能都能享受到这个染料,因为比较高级的点心才加这个东西。
除了对食品添加剂的调查之外,20世纪70年代初期,曲格平还对大连湾、渤海湾等水源污染事故进行过调查(图5)。


就在中国的环保工作还停留在调查阶段的时候,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联合起来关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周恩来总理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派团参加了此次会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世界环保领域的第一次亮相(图6)。


曲格平:走的时候总理跟我们讲,要学习人家这方面的经验,要用到中国。那次会议,我们没有就环境问题说太多的话。

主持人:特别是对自身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因为当时国际上,中国那时候闭关自守,我们的很多情况别人不知道。

主持人:国际也不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不仅不知道,而且还在那儿表扬我们,说世界上保护环境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不承认有环境问题,我们宣传的都是我们的环境如何好。另外我们产生的废物,都作为资源综合利用了。在中国来讲好像没有废物这一说。

主持人: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做到了吗?

曲格平:当时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生活垃圾的处理。我们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得到外国人的一致称赞。说全世界真正按照循环,物质循环利用的只有中国。这一点确实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主持人:但这只是当时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一点。

曲格平:当时做得好的只是个别的,不好的是普遍的。

尽管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情况大加赞赏,但对于已经在国内进行过深入调查的曲格平来说,心里却充满着极大的不安。特别是在会议上国外专家提到的一些诸如酸雨之类的专业术语时,更是让中国代表团一头雾水。

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回来,在向周恩来的汇报时,曲格平说了两句话: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中国不比国外轻;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外国之上。

曲格平:这个结论总理听进去了,他说,这个问题我原先都给你们提醒过,但你们老觉着不要紧,可以慢慢来。现在问题出来了吧,而且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从此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会议期间,曲格平组织将调查了解到的环境污染材料,印发成16期简报。正是通过这些对水污染、大气污染介绍的简报,把国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通报了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召开全国性的环保会议,应当说是难得的。

主持人:我想,不管对于周总理,还是对您来讲,那几年的状态,就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你们要去说服别人,带动别人。

曲格平:是的。我当时很崇拜总理,认为他讲的话没有错。后来我还有一些工作变动的机会,而且正式跟我谈过,但我都不动心。我说我就做环保工作。

主持人:那时候是因为爱上了这个行业,还是因为对总理有承诺?

曲格平:因为总理交代这个事之后,我一直在做,做出感情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离开是不对的。

第一次环保会议之后,国务院重点治理了一批严重污染地区,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在当时这笔投入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对漓江水污染的治理上,国务院采取的关闭37家污染工厂的严厉措施,成为中国环保史上的第一记重拳。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的大肆兴起,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根据曲格平当时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950亿元以上,占到了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1982年秋的一天,忧心忡忡的曲格平带着这组数据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曲格平: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同志听取我们的汇报,开了半天会专门讨论环保问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我讲了我国环境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提出来环境保护应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万里同志很听得进去,他讲过一番话,环境保护应该像计划生育一样,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图7)。


主持人:计划生育是第一个基本国策,环保是第二个基本国策,可以看得出它的份量。

曲格平:当时反对的人还是比较多。

主持人:阻力肯定会很大。

曲格平:是。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过好几年的论证调查研究,所以提出这个东西,想驳倒它比较难。

1983年,环境保护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了环保工作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但如何在具体实施方面达到基本国策的要求,成为当时困扰曲格平的一个难题。

经过多年的论证,提出了同步发展的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同步发展的思路,可以说是我国环境保护建设当中的一个重大进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思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政策法规,基本思路还是来自这里。

同步发展方针确立之后,环保部门又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思想,以及八项环境管理制度,最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巧合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保界所提倡的这套体系,竟与5年之后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1988年,国家环保局成立,环境管理机构正式纳入政府序列。这一年,58岁的曲格平出任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国政府派团参加了会议。与20年前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发展战略,以及在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当时,许多国外媒体将曲格平的这次获奖形容为“92里约殊荣”(图8)。


里约会议之后,曲格平担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了他环保人生中的另一个10年。

曲格平将他的视野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层面,推动了中国环保事业的法制建设、执法监督和舆论监督三大进程。其中在国内掀起一次次环保风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一项杰作。

今天,在曲格平先生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大量发表于不同时期的论著,这些凝聚着他40年心血的环境保护理论和管理经验,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环保发展道路不可多得的史料。

主持人:您说您不敢说自己是个成功者,那您觉得您的失败是什么?

曲格平:失败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提出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虽然一直在推动。但完全把它实行了也是很难的。

主持人:您觉得还是在法律的执行力度上还是不够?

曲格平:执行不够,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总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做了这么长间的环保工作,怎么就不能改变。

主持人:您觉得这是您的问题还是?

曲格平:当然不完全是我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把工作做得再细一点,再去争取一下。

主持人:您觉得您最大的功绩又是什么呢?

曲格平:因为我一直在国家宏观方面做工作,对于我一直在想,环境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解决?这是我想比较多的。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北京的环境情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主持人:眼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北京的空气在奥运期间到底会怎么样。

曲格平: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不会有问题。我们跟奥组委达成的协议,举办奥运会要求的空气质量,我们能够做到。

主持人:完全能做到?

曲格平: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大气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为了举办奥运,下那么大的决心,把首钢这么大型的企业搬家了。除了大气,我们的水质状况也很好。现在有些人担心说要带水来,这恐怕是过虑了。

2008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升格为中国环境保护部,这是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当中唯一升格的机构。从40年前的一个人呐喊,到环保局、环保总局,再到环保部,环境保护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整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行动。曲格平先生应该感到宽慰,因为他的绿色梦想早已不再孤独(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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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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