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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梦想——环保专家曲格平

在我们采访过的许多大家当中，曲格平先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位。这位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是带着不安来到演播室的。他说：我的一生并不成功，我们过去的路很难，但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图1)。

78岁的曲格平先生，每天早晨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从顺义的家中赶往市中心的办公室。现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他，目前手头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带领一个写作班子，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环境保护写一部书，题目暂定为“中国环境保护30年”。

作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曲格平一直被外界誉为“一部活着的中国环保史”。联合国环境大奖、“金方舟”大奖、“蓝色星球奖”等，这些国际公认的环保界最高奖项，都曾经颁给过他。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戴在曲格平头上的光环，却也成为他心头的一个个负担。

曲格平：我每次得奖之后，都感到给我增加一次压力，心情更加沉重。

主持人：为什么呢？

曲格平：因为中国的环保问题太严重了，到处都是问题。我做这个工作将近40年了，压力始终特别沉重。人家说我是一个成功者，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当然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
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浪潮正席卷西方国家，推动这次浪潮的是一批环境保护论著的发表。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了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对生态环境首先提出了反思（图2）。

正是对环境保护的这一声呐喊，惊醒了整个世界。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大法；1968年，英国修订了<<清洁大气法>>；日本也在1971年设立了环卫厅，主抓公害污染治理。

当时国际上采取的一系列环保行动，引起了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的警觉，他就是周恩来。

曲格平：从1970年到1974年，我搜集到周总理对环境问题的讲话大概有31次之多。

主持人：是公开的正式的讲话？

曲格平：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在国家领导层来讲，当时能够认识这个问题的没有几个人。

主持人：周总理为什么能够那么早地就意识这个问题？

曲格平：因为他当时主要是从国际上的发展得到的启发，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帮助他考虑全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他给我们说，你们得重视这件事。

曲格平所说的这个小组名叫“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文革”期间，国家计委、经委被冲垮，周恩来成立这个临时性工作机构，由16个人组成，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考虑。1969年，曲格平被调到这里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自己被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保护（图3）。

曲格平：那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李先念同志，他说，总理可是谈了好几次环境问题了，我们谁都不能回答。他说这样可不行啊，咱们得找个人出来管管这件事。这件事就推到我这儿了。为什么？我来自燃料化学工业部，是把煤炭、石油、化工三个部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部，污染都在这个部所属的行业。

主持人：当时您并不知道污染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曲格平：不知道。因为大家当时的理解认为这个是一个环境卫生问题，简单说是打扫卫生、扫马路，都是这么个认识。
就这样，曲格平开始借助各种国外资料专门研究环保知识。但那时的他认为，或许中国的情况并不像国外那么严重。然而，随着对问题调查的深入，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图4）。

曲格平：调查之后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环境问题好像不是个别现象，对照资料，差不多所有问题中国都能对得上号。

主持人：严重程度有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呢？。

曲格平：很严重。当时我看到了国外的食品污染，农药残留过多，用一些化学添加剂往里添，使食品酥一点，香一点，脆一点。我对北京市做过一个调查，卫生部很配合的，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发现情况相当严重。

主持人：情况相当严重。

曲格平：那时候我们使用一些食品添加剂，好多都是是有剧毒的，国外禁止用的。有一种禁用的染料，红颜色的，我们还在用，而且很贵，一般点心加不上，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了。记得汇报的时候，我说，在座的诸位领导同志可能都能享受到这个染料，因为比较高级的点心才加这个东西。
除了对食品添加剂的调查之外，20世纪70年代初期，曲格平还对大连湾、渤海湾等水源污染事故进行过调查（图5）。

就在中国的环保工作还停留在调查阶段的时候，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联合起来关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周恩来总理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派团参加了此次会议。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世界环保领域的第一次亮相（图6）。

曲格平：走的时候总理跟我们讲，要学习人家这方面的经验，要用到中国。那次会议，我们没有就环境问题说太多的话。

主持人：特别是对自身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因为当时国际上，中国那时候闭关自守，我们的很多情况别人不知道。

主持人：国际也不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

曲格平：不仅不知道，而且还在那儿表扬我们，说世界上保护环境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不承认有环境问题，我们宣传的都是我们的环境如何好。另外我们产生的废物，都作为资源综合利用了。在中国来讲好像没有废物这一说。

主持人：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做到了吗？

曲格平：当时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生活垃圾的处理。我们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得到外国人的一致称赞。说全世界真正按照循环，物质循环利用的只有中国。这一点确实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

主持人：但这只是当时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一点。

曲格平：当时做得好的只是个别的，不好的是普遍的。

尽管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情况大加赞赏，但对于已经在国内进行过深入调查的曲格平来说，心里却充满着极大的不安。特别是在会议上国外专家提到的一些诸如酸雨之类的专业术语时，更是让中国代表团一头雾水。

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回来，在向周恩来的汇报时，曲格平说了两句话：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中国不比国外轻；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外国之上。

曲格平：这个结论总理听进去了，他说，这个问题我原先都给你们提醒过，但你们老觉着不要紧，可以慢慢来。现在问题出来了吧，而且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从此拉开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会议期间，曲格平组织将调查了解到的环境污染材料，印发成16期简报。正是通过这些对水污染、大气污染介绍的简报，把国内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通报了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召开全国性的环保会议，应当说是难得的。

主持人：我想，不管对于周总理，还是对您来讲，那几年的状态，就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你们要去说服别人，带动别人。

曲格平：是的。我当时很崇拜总理，认为他讲的话没有错。后来我还有一些工作变动的机会，而且正式跟我谈过，但我都不动心。我说我就做环保工作。

主持人：那时候是因为爱上了这个行业，还是因为对总理有承诺？

曲格平：因为总理交代这个事之后，我一直在做，做出感情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离开是不对的。

第一次环保会议之后，国务院重点治理了一批严重污染地区，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在当时这笔投入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对漓江水污染的治理上，国务院采取的关闭37家污染工厂的严厉措施，成为中国环保史上的第一记重拳。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的大肆兴起，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根据曲格平当时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950亿元以上，占到了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1982年秋的一天，忧心忡忡的曲格平带着这组数据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曲格平：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同志听取我们的汇报，开了半天会专门讨论环保问题，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我讲了我国环境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提出来环境保护应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万里同志很听得进去，他讲过一番话，环境保护应该像计划生育一样，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图7）。

主持人：计划生育是第一个基本国策，环保是第二个基本国策，可以看得出它的份量。

曲格平：当时反对的人还是比较多。

主持人：阻力肯定会很大。

曲格平：是。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过好几年的论证调查研究，所以提出这个东西，想驳倒它比较难。

1983年，环境保护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了环保工作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但如何在具体实施方面达到基本国策的要求，成为当时困扰曲格平的一个难题。

经过多年的论证，提出了同步发展的方针，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同步发展的思路，可以说是我国环境保护建设当中的一个重大进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思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政策法规，基本思路还是来自这里。

同步发展方针确立之后，环保部门又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思想，以及八项环境管理制度，最终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和法律体系。巧合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保界所提倡的这套体系，竟与5年之后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1988年，国家环保局成立，环境管理机构正式纳入政府序列。这一年，58岁的曲格平出任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国政府派团参加了会议。与20年前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发展战略，以及在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当时，许多国外媒体将曲格平的这次获奖形容为“92里约殊荣”（图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