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淀、孕育并焕发出来的整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等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有些人文资源，于建构现代合理的生态伦理有弊无利；有些有利无弊；有些有利有弊。那么，如果要探究人文资源的最高形态——人文理念（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等），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人文理念于建构现代合理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秩序是有利无弊的，并且是值得着重继承和吸取的呢？这方面的答案很多，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多，笔者下面主要就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生命”这一道德观理念（人文理念）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观、现代生态伦理秩序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仁爱生命”的道德观理念是中国传统人文理念尤其是儒家学派人文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文理念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怀、博大的生命境界，是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可资借鉴的良好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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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宣王看见被赶去祭祀的牛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命令用一只羊去代替它。对此，孟子认为齐宣王不让那头牛被送去作祭祀之用，是出于一种仁爱之心，但是齐宣王这样做是“见牛未见羊”，不知道以羊代替牛去做“牺牲”时，羊也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孟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对有生命的东西，看到它们活着，便会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而听到它们的悲鸣或哀叫，便更不会忍心再去吃它们的肉。他认为，君子之所以远离残害生命的厨房，正是源于“仁爱生命”这一善良而美好的内在心灵。孟子“仁爱生命”的思想，和《礼记》所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2]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3]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4]孟子认为，东西要比较比较、掂量掂量才知道长短和轻重，而人心呢，则更应这样；古代的圣贤人物之所以远远地超越过了一般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能从美好的心灵出发，把他们良好的所作所为推及到其他事物之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5]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也要推己及物，是对人的普遍尊重，是对生命现象的普遍尊重；这种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就是一种善待生命、仁爱生命的崇高而博大之道德精神。

　　“仁爱生命”，是殷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就有了的道德观念。《尚书》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之前，曾祭祀皇天后土、名山大川而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8]孔安国注之曰：“暴绝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为无道。”[9]孔颖达则疏之曰：“天物语阔，人在其间以人为贵故。别言害民，则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谓天下百物、鸟兽草木皆暴绝之。”[10]可见，当时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道义旗帜是商王“无道”，而“无道”一是“害虐蒸民”，二就是“暴殄天物”。天地之间，人尤为贵，害虐群民，谓之“无道”；鸟兽草木，自有其性，天下百物，与人皆然，残害其命而伤虐其体，何不亦谓之“无道”？——周武王誓师伐纣的祭文大有“替天行道”的味道。（注意：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两条罪因中“暴殄天物”是排在“害虐丞民”前面的。）

　　庄子说：“爱人利物之谓仁。”[11]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12]荀子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13]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14]张载则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15]又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6]不仅仅思想家们提炼并以某种哲学化的语词表述了这种仁爱生命万物的思想和观念，就是在民间，也有俗语或歌谣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和观念。比如唐代就曾有一首民间歌谣曰“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17]，明代冯梦龙编的《三言》中记载了一句化自《礼记》的俗语——“礼，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18]，都表达了一种推己及人以至推己及物的仁爱情怀或人文理念。可见，儒家思想学说里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把生命万物当作道德关怀的一般对象，把仁爱生命当作道德原则的基本内容；仁爱为怀、仁义至上不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己及物，不仅达之于民，而且也达之于物，从而仁爱生命，关怀万物，这才算是真正的“仁爱”，真正的“仁义”。故宋儒程颢作《识仁》开篇即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9]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20]，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21]；《礼记》则曰：“赞天地之化育”以及“与天地参矣”[22]——大抵正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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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仅儒家广有诸多于建构现代合理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秩序的思想资源，道家、佛家等也广有诸多于此有益的思想。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H·Rolston Ⅲ）在谈到东方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将起着促进作用时，就曾指出：“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剥夺个体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与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23]然而显然的是，尽管道家、佛家等有一些自己的思想资源于建构现代合理的生态伦理诸有裨益，但这种思想资源又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观理念，而是其他。

　　中国的儒家文化，它的道德观没有像在基督教文化之下把生命万物当作上帝之造物，并且人是受上帝之委托而统管资用生命万物的人文理念，也没有佛家文化之下认为万物皆有其佛性而不可伤害其生命的宗教观理念，但它却有着一种从自我心灵、自然胸怀出发去仁爱生命万物的道德观理念，这种道德观理念一般首先赋予了非人之生命万物的某种道德属性，并进而诉求于人自身的内在心灵之求“善”，从而在人与生命万物之间，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达成某种相与共生、发展的和谐统一。

　　毫无疑问，对生命的“仁爱”这种道德情怀同对万物的“敬畏”这种宗教情怀一样，都能引发人们对生命，对万物，对自然的一种心灵关怀，一种行为庇护。建构现代合理的生态伦理，无论是观念层次上的还是秩序层次上的，都需要寻找和获得这种人文理念的广泛支持；这种人文理念落足于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才是现代生态伦理观、现代生态伦理秩序或者现代环境伦理观、现代环境伦理秩序建构的最深层次之文化动力。

　　另外，中国传统人文理念中最根本的人文理念是什么，今人多以为是 “天人合一”。但我不认为是“天人合一”，而认为是 “万物相生”。 “万物相生”是中国传统人文理念的世界观理念，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理念的最根本的人文理念。为学者们所广泛论及的“天人合一”之人文理念，无论是作为对世界之实际构成的认识还是作为对人与自然之实际关系的认识，是作为对世界整体发展的追求还是对作为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追求，是作为对世界、对天地万物（包括人）的审美性观照还是对世界、对天地万物的宗教性领悟，它都首先源于“万物相生”的世界观理念。“万物相生”的世界观理念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阴阳五行”学说为最直接的体现，并广泛地渗透、润染到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中（如政治、法律、医学、音乐、诗歌、建筑等）以及中国民众的普遍的世俗生活观念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理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认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资源并剥离出于当今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秩序、观念）建设有所裨益的理念资源，是发掘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和探讨“人类—自然”未来发展进程的重要工作。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仁爱生命”的道德观理念之外，“万物相生”的世界观理念、“敬畏天物”的宗教观理念、“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理念、“中庸有度”的生活观理念、“协谐和合”的发展观理念，都是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环境伦理不无裨益的理念资源。

[1] 《孟子·梁惠王上》

[2] 《礼记·玉藻》

[3] 《孟子·梁惠王上》

[4] 《孟子·梁惠王上》

[5] 《孟子·尽心下》

[6] 《孟子·尽心上》

[7] 《 孟子·梁惠王上》

[8] 《尚书·武成》

[9] 《尚书正义·武成》

[10]《尚书正义·武成》

[11]《庄子·秋水》

[12]《春秋繁露·仁义法》

[13]《荀子·强国》

[14]《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15]《正蒙·中正》

[16]《正蒙·乾称》

[17]《乐府诗集·杂歌谣辞·颜有道歌》

[18]《三言·醒世恒言》卷四十卷

[19]《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20]《孟子·尽心上》

[21]《孟子·尽心上》

[22]《礼记·中庸》

[23]《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作者：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P2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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