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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仪礼 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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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之一。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古代究竟有哪些体育运动？有什么样的体育精神？它与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又有何不同？这是北京“人文奥运”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礼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在对中国古代乡射礼作专门研究后指出，我国古代的体育项目相当多，而出现年代最早、在民间最为普及的体育运动则是儒家创造的乡射礼，《仪礼 乡射礼》完整记载了它的比赛规程，而《礼记 乡射礼》又对它的比赛意蕴作了阐发。在此，欢迎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彭教授撰写的《从〈仪礼 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相信会有收获。 乡射礼盛行于先秦时期。每年春秋两季，各乡的行政长官乡大夫都要以主人的身份邀请当地的卿、大夫、士和学子，在州立学校中举行乡射礼。乡射礼的主持者，由一名德行卓著、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担任，称为“宾”。射位设在堂上，箭靶称为“侯”，设在堂正南方三十丈远的地方。侯的左前方有一曲圆形的皮制小屏，供报靶者藏身之用，称为“乏”。弓、箭、算筹以及各种射具陈设在西堂。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四支箭为限。
第一番射侧重于射的教练。司射将挑选出来的六名州学弟子搭配成三组，分别称为上耦、次耦、下耦，即所谓“三耦”。每耦有上射、下射各一名。司射先为三耦作射仪的示范：先将左足踩到射位符号上，面朝西，再扭头向南，注视靶心，志虑专一，再调整步武，最后开弓射箭。示范毕，上耦的两位射手上堂。按照司射的指教，上射先射，下射后射，如此轮流将各自的四支箭射完。接着，次耦、下耦上堂，如法比射。由于第一番射是习射，所以不管射中与否，都不计成绩。 第二番射是正式比赛，要根据射箭的成绩分出胜负。参加者除三耦之外，还有主人、宾、大夫和众宾。主人与宾配合为一耦，主人担任下射，以示谦敬；同理，身份较高的大夫，也都与士一一配合为耦。先由三耦比射。射手像第一番射那样，轮流开弓射箭。如果射中箭靶，工作人员要“释筭”，就是放一支筹到地上计数。三耦射毕，由宾与主人配合成的耦、大夫与士配合成的耦、众宾之耦先后上堂比射。比赛结果公布后，胜方射手要脱去左袖，戴上扳指，套上护臂，手执拉紧弦的弓，表示能射。负方射手则穿上左衣袖，脱下扳指和护臂，将弓弦松开。各耦射手先后上堂，负方射手站着喝罚酒，然后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 第三番射的过程与二番射相同，只是增加了音乐伴奏。乐工演奏《诗经?召南》中的《驺虞》，乐曲的节拍，演奏得均匀如一。只有应着鼓的节拍而射中靶心者，才抽出算筹计数；否则，即使射中也无效。第三番射的比赛结果公布后，各耦射手顺序上堂，负方射手喝罚酒，并向胜方射手行拱手礼。三番射至此结束。 旅酬是射礼的余兴节目，堂上堂下的宾客遍饮酬酒，音乐或间或合，歌奏不已，尽欢而止。 乡射礼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竞赛 弓箭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既是狩猎工具，也是武器，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甲骨文中“侯”字写作“[上厂下尖]”，像矢射向箭靶之形。上古崇尚勇武，射中者得为首领，这就是诸侯之“侯”的来历。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弓箭愈益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社会对于射手的臂力和技能以及弓箭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弈射十日”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对于射者神力的崇拜。各国竞相制作良弓，而“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某些名牌的弓弩，势强劲利，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各地涌现出许多射击高手，鲁国的叔孙得臣，人称“最善射者”（《梁传?文公十一年》）；楚国的养由基，能够“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战国策?西周》）。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养由基还能一箭射穿重叠在一起的七副盔甲。孟子谈及养由基百步穿杨时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这是说，能射出百步之远，是勇力过人的表现；而能射穿百步之外的杨树叶，就不仅仅是勇力所能达到的了，还必须以勇力与技巧相结合。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体育竞赛，其实这种说法是有违史实的。事实上，乡射礼就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竞赛，它不仅有长度确定的射道、大小规准的箭靶，而且有司射（指挥者兼教练）、获者（报靶者）、释获者（统计成绩者）等工作人员，以确保比赛的公正和有序。计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贯不释”。古代的箭靶用兽皮制作，故又可称为“皮”，没有被箭矢射穿靶心的皮革，就不能“释筭”计数。第二番射以射穿靶心为目的，即所谓“主皮之射”，所以必须“不贯不释”。比赛结果显示双方力量和技能的高下。 从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 一是强调体能与心志的和谐发展。如果乡射礼仅仅是技巧与体力的角逐，则它与西方的竞技运动没有任何差别，但高妙的是乡射礼通过第三番射，将运动的目的提高到了身心与体魄和谐发展的层面。 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人类道德修养的提升。儒家提倡修身，内求心志中正，外求形体正直，而把礼乐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儒家认为，雅乐具有陶冶性情、调整心志的功用，因而在第三番射中安排了《诗》的演奏。 《射义》说，要想射中目标，首先要“心平体正”，就是“内志正，外体直”，要求射手在体味雅乐神髓的过程中，调整心志和形体，做到内外和谐，凝神静气，飞矢中的。其次，要把箭靶当作道德目标来射，《射义》说，“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意思是说，所谓射，就是寻绎。射者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应该在习射的过程中寻绎自己的志向，把箭靶作为修身的目标来瞄准。射鹄的过程，就是反复内省、存养、进取的过程。因此，孔子说：“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射义》）。 行乡射礼时，乡大夫要向围观的民众征询对射手表现的评价。评价的项目有“和”、“容”、“主皮”、“和容”、“兴舞”等。第一番射，不计成绩，只要求容体合于礼，所以说是“容”。第二番射，属于正式比射，射穿箭靶才能计算成绩，所以说是“主皮”。第三番射，射手不仅要容体合于礼，而且要按照乐节发射，所以说是“和容”；由于射姿与乐节完美地配合，所以又说是“兴舞”。汉儒马融将“和”解释为“志体和”，就是心志与体态相和，最得其旨。只有将“主皮之射”与“和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射手深层修养的外现，方是射礼的最高境界。乡射礼是一种高雅的竞技运动，四肢发达、勇力无比而身心不健康者在此将会无所措手足。 二是“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作为一项竞技运动，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失败，就可能背离比赛初衷，酿成无聊的恶斗。如何防止选手的恶性竞争，是世界体育比赛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此，乡射礼早已防患于未然。 乡射礼不仅仅要教人习射，而且要教人以为射之道。《射义》说：“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调整好自己的体态和心志。发而不中，不要怨天尤人，尤其不要埋怨射中者，而是要“反而求诸己”，反躬自责，冷静反思，找出自身的原因。只有树立起健康的竞争心态，百折不回，方能反败为胜。在各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提倡“反求诸己”的竞争理念，平心静气地对待胜负，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射礼不是一种简单的舒展筋骨、肌肉的运动，而是富于哲理、有益人生的运动，在健身的同时涵养心性，提升道德。射礼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后，被称为“弓道”。目前，韩国弓道协会有二十多万会员。笔者数年前参观汉城白云山弓道俱乐部，不仅见到了古代的角弓，还在墙上贴着的“练功八法”中看到了“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等文字。这一场景在国内虽然看不到了，但见于异域，既感到亲切，也感到失落。
三是“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体育是对抗性的竞技运动，双方必须激烈交手，方能一决胜负。在比赛中既要力争胜利，又要善待对手，怎样算处理得好也是体育界的共同难题。儒家巧妙地将这一难题化解在乡射礼的细节之中。 乡射礼的胜负是以三耦的上射为一组、下射为另一组来计算的，为了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司射将射艺水平接近者合为一耦。对于射手而言，除了本耦中有自己的对手外，其他两耦中也有自己的对手。乡射礼规定，同一耦射手在升堂、下堂等各个环节，都要彼此揖让。不同的耦之间也是如此，无论是上下堂，还是取箭、饮罚酒，只要彼此相遇，都要揖让，以示尊敬。这就是《射义》所要求的“进退周还必中礼”，颇有些“友谊第一”的意思。 儒家希望射手从具体的细节上培养尊重竞争对手的意识。孔子非常赞成乡射礼的这种安排。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君子以修身进德为本，所以不妄与人争高低。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比射了。君子在比赛中竭尽全力争胜，但在比赛过程中，却处处与对手揖让而升，下来后一起饮酒，这就是君子之争。《梁传?昭公八年》范宁注说：“射以不争为仁，揖让为义。”这可谓深得乡射礼的妙义。 乡射礼提倡的君子之争，对东亚文化圈有着重要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日本、朝鲜的相扑、跆拳道等传统竞赛项目，在比赛之前和结束之后，双方都要作揖或者鞠躬，互致敬意，这正是乡射礼的遗风流泽。 四是对选手的道德要求。体育运动作为知识人类的运动，理应对选手的道德有所要求。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古代射礼中也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 据《礼记?射义》记载，孔子与弟子在矍相之地的园圃中举行射礼，围观者层层密密如同墙。立司马时，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延请围观者参加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之外，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人惭愧地离去。比赛结束，将要旅酬，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邀请人就座。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者，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有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的，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刚才留下的人又走了不少。可见，孔子赋予了射礼太多的内涵，只有有德行者，才配参加射礼。射礼中的宾，更是作为道德形象来要求人们取法，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这对于提倡正气，形成公众舆论，警世导民，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在一次集会中，引用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典故说：“古代的运动会，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陈垣先生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抵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都排斥在人民生活之外，大大激励了全校师生抗日的志气。而我们从这里正可以看到射礼所蕴涵的另一层深意，就是体育的道德精神。 中国与希腊体育精神的比较 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其年代与中国乡射礼的普及约略相当，但两者所体现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 当时的希腊人尚处于神话时代，这也是一个各城邦之间频繁发生战争的时代，古希腊体育运动浓郁的宗教性和军事性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在古希腊人看来，奥林匹司山上的诸神是宇宙的主宰，人类需要仰仗他们的保护。为此，人们通过祭祀来媚神，用奉献技艺的方式来娱神。古希腊的竞技场与神庙连为一体，被称为“五项运动”的赛跑、跳跃、投掷标枪、投掷铁饼和摔跤，就是祭神竞技会的项目。出于征战的需要，奥林匹克最初的竞技项目，如掷铁饼、标枪，角力、肉搏术、摔跤、拳击等，大多与军事有关。 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人的精神与体魄是分离的，精神由上帝管理，人只负责自己的体魄，因而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就是强调力量、速度、高度、技巧的竞争，注重体魄强健和雄美。竞技的胜利者就是超群绝伦的英雄，要用饮酒的方式予以奖励。奥运会奖杯的形状，都是放大了的酒杯，正是源于此。 中国自武王克商之后，开始脱离神话时代、转向人本主义时代。儒家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精神与体魄都是由人自己主宰的。人类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要有健全的精神。只有在健全的精神的前提下，体魄和技能才有价值。《国语?晋语》说，晋国的智宣子准备立智襄子为后，智果认为智襄子“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长相很美，擅长射御，技艺全面，能说会道，强毅果敢，这五方面都超过一般人，可惜没有仁爱之心。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具有五种常人不备的能力，就一定会给国家造成灾难。后来智氏果然灭亡于他之手。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何等重要。 意味深长的是，在与古希腊同样是征战不息、崇尚武力的中国春秋时代，儒家铸剑为犁，在保留田猎之射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射义》），重塑了射击竞技运动的灵魂，将它改造成为富有哲理的“弓道”，成为引导民众全面发展、社会走向和平的教化之具，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顺便要提及的是，儒家主张人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乡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不过饮的是罚酒，因为他们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这应是东西方文化显著的差别之一。 附:彭林教授简介 图片：天汗网/百度汉服吧，中央电视台《汉画像石与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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