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对大自然、对动物、对遥远的人迹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满了幻想。我们家里摆了许多书架，连地板上都摆着书。每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我就蜷缩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沉浸在书本中那些神奇的世界里。

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打仗、失败和胜利消息对7岁 的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从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中，我知道欧洲犹太人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知道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残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惨无人道已不是捕风捉 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爱和安全感，但是我也逐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充满痛苦、 死亡和残酷的世界。

在非洲
在回顾这70年的人生时，我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明白白。我母亲万妮不仅不干涉我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喜爱，而且还鼓励我。更重要的是，她还教导我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这就很自然地导致我1957年神话般地应邀前往非洲，在那里遇到路易斯·利基博士，并经他指点踏上去贡贝研究大猩猩的旅程。

当 然，我早就知道贡贝那地方有很多危险。然而，就在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星期，就有一件让我非常吃惊的事情。有两个捕鱼人把阿道夫、拉希迪和我领去看离湖边不 远的一棵树。那棵树的树皮上伤痕累累，不下百处。显然前一天晚上有一只公野牛向一个捕鱼人发起过攻击。那人设法爬到树上躲了起来。那只野牛在树下呆了个把 小时，用犄角去撞那棵树，想把它的受害者撞下来。这几个捕鱼人显然是想告诫我，住在非洲的森林里非常危险。这件事无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天还没有亮，我就差点撞上一只野牛——那家伙个头很大，就躺在离我顶多6英尺的地方，正在反刍胃里的食物。幸好当时风比较大，风声盖过了我发出的 那点声音，而且风又是从它的方向朝我吹过来的，所以我才能悄悄地离开而没有引起它的注意。还有一次，我正在山上睡觉，突然听见附近黑暗中有一只觅食的猎豹 发出奇怪的呼哧声。我的恐惧就没法说了——当时我还真害怕猎豹。我暗暗对自己说，那豹不会伤害我，因为我的岗位在那儿，而且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觉得自 己会受到保护的。我把毯子蒙在头上，希望最好别出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宿命思想，抑或我真觉得自己跟上帝之间有什么盟约。“我要干这项工 作，上帝，请求你保佑我。”不管怎么说吧，尽管那只猎豹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白猿”也许有很强烈的兴趣，可是它显然不想品尝这个新鲜东西。这也是猎豹的生性。

其 实，我当时几乎没有产生过怕遭野生动物伤害的恐惧心理。我真的相信，那些动物会感觉到我无意伤害它们，所以它们也就不会伤害我。路易斯鼓励我相信这一 点，同时又要我明白：如果跟某种动物不期而遇的时候，我要具有理性，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办。他要我牢牢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如果处于母 兽和它的幼崽之间，或者遇上一只受伤后未能逃走的动物，或者是遇上一个出于某种原因而仇恨人类的动物，那是最危险的。可是与人们在城市里可能遇到的危险相 比，这些危险并不算大——也许相对还要小一些，所以我也不在乎。

我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几个阶段之一就这样开始了。我没有一天是虚度的。每一天我都了解到一些有关黑猩猩的非常有趣的事实。我在观察一群或者某个黑猩猩后， 有时还下去把他们吃剩的东西收集起来。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有了了解，而他们看见我这样一个陌生的“白猿”也不感到奇怪了—— 不过，几乎过了有一年时间，我才能在大约100码 的近距离上接近其中的大多数。那是一段令人兴奋、有所发现的日子，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即便不是有关黑猩猩 的，也是与生活在那片森林里的其他动物有关。也许我遇见的是一群吱吱哇哇在头顶上方的树木间攀援穿行的红毛疣猴，抑或是轻声在树间运动、动作敏捷、毛色光 润的红尾猴。狒狒群里总是有一些狒狒活动频繁，幼小的喜欢嬉戏打闹，尚未成年的脸皮很厚，常受到长者的严格管束。成年雄性体型魁梧，颈部厚厚一层毛，很像 鬃毛。他们硕大的利齿足以咬伤猎豹。如果我无意中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龇牙咧嘴发出警告。除此而外，还有各种鸟儿、蜥蜴和五花八门、令人着迷的昆虫 ——从偶尔见到的漂亮蝴蝶和飞蛾到外形丑陋、滚着宝贝粪蛋的屎壳螂。

我 在森林里跟踪观察、并与黑猩猩呆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不仅获得了许多科学数据，而且使我的心灵深处达到了一种平静。那些饱经沧桑的参天古木，那些在参差的 岩石间涓涓流向大湖的小溪，那些昆虫、小鸟，还有那些猩猩，从耶稣诞生的时代到如今，形态上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经历增强了我对异类生命历来所持的深 深尊重，使我不仅对黑猩猩、而且对人类在世间万物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们都是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世界的一部分。我也是其中酌一部分。我的心中出现一阵 平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思考：“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贡贝给予我的平静，与我身处繁忙的文明世界、在古代大教堂里感受的平静非常类似。

面临挑战
1974到1977是贡贝历史上最黑暗的4年，也是我一生中对智力和情感有极大挑战的4年。我们那个和平的、田园诗般的世界，我们的小乐园被闹得天翻地 覆：黑猩猩群体群落向个别猩猩发动袭击、攻击事件对我造成的震惊和恐惧；个别黑猩猩对同类残杀的行为；我个人则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婚变。此外，还有外婆辞世的消息。在短短4年当中，我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打得稀烂。

我把在贡贝观察到的黑猩猩群落之间相互残杀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世的时候，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在意，有些人则批评我不该将发现公开，因为这说明我们的侵略性是 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暴力是无法避免的。直到70年 代末，我才开始振作起来。我们对黑猩猩行为的了解表明，人类的侵略倾向的确深 深地扎根于我们灵长目的遗传因素之中。但我们的关爱和利他精神也同样源出于此。看起来，与黑猩猩的侵略行为相比，我们的丑行要恶劣得多。而我们的利他主义 和自我牺牲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也比黑猩猩的伟大得多。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能力控制我们的暴力倾向。这个世界之所以还能存在下去，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可以 控制自己的情感的。很多仁爱、同情和自我牺牲等无可否认的人类品质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人类有时候确实很残酷，很邪恶。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 纠集在一起相互对抗，我们用语言和行动相互折磨，我们不仅打斗，我们还杀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出最崇高、最慷慨、最英勇的行为。

就在我的世界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遇上了德里克·布赖森——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成了我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新伙伴（珍的第一任丈夫是珍雨果·范拉威克，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制片人和摄影师）。可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5年，德里克患了癌症。在死亡面前，我别无选择。我实在很难受，尤其是捧着 他的骨灰盒的时候。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就剩下盒子里这一点点东西了。我双手捧着骨灰盒，心如刀绞，在他过世已近20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从贡贝的森林里，走出德里克去世给我留下的阴影的。

进了森林，我那受到打击和创伤的心灵才逐渐得到一些安慰。在森林里跟踪、观察黑猩猩，跟他们在一起，使我内心有了寄托。这样我才没有失去希望。在森林里， 死亡并没有被落叶所掩盖——偶尔也有。它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发生，因为它是无穷尽的生命大循环的一部分。黑猩猩也有生老病死。但总有年轻一代来为某个物种 传宗接代。这些事情使我对前途又产生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渐渐地，我的失落感中的痛苦成分得以清除，对命运不公的无益抱怨也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