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上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地球上经历 35 亿年的演化而成为今天众生纷纭的大千世界，并包裹在地球的表面，形成一个薄薄的生物圈。时至今日，还未能有一位生物学家能够精确地说出生物圈里的物种数量究竟有多少，只有一个估计的数值约 1000 多万种为大家所接受。所有的生物都在地球上组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人类仅仅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并与其它物种相依相抑而存在。

大约在 2000 万年前，有一支古猿从树栖生活转移到地面上来，逐渐发展成两足直立行走并向人类的方向演化。直到最近 300 万年前，才出现能制作粗糙工具的能人（ Homo habilis ）； 150 万年前出现完全直立行走，能制作旧石器的直立人（ Homo erectus ）； 30 万年前出现具有更高智慧，不仅能使用天然火，还能进行人工取火的早期智人（ Homo sapiens ）。从直立人诞生至早期智人阶段的 100 多万年里，尽管人类不断地在地球上扩张，都因为使用工具太简陋和种群数量太少，这个时期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不构成威胁。此后，由于人类脑量增大，聪明能干，于 5 万年前演化到了晚期智人的阶段，就开始成为周围动物的杀手，其野蛮屠杀的行径所留下的化石记录遍布在地球的每个角落。1万年前，北半球冰期结束之后，人类便开始了农业耕作和驯养牲畜，足够的食物促使人口的数量以 10 倍至 100 倍增长；至 200 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时，全世界人口总数约 10 亿，至 1900 年增长至 16 亿，到 2000 年达到 60 多亿。由于人口的激增，再加上生产技能的大大提高，人类就再也没有同周围的动植物协同进化了。人类在扩展自身生存空间和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导致了全球性生物物种灭绝的局面。

人类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把自身的命运同所有其它生物联系在一起，认识到只关心自身的短暂利益而不惜毁灭周围物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注意到了当代人的安全和后代人继续生存受到威胁的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和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上共商全球性自然保护的大计。

自然保护，无论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美学的或伦理的原因，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都是至关重要的。生物学家通常把生物多样性划分为三个层次，涵盖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所有变异状况及潜力。

处在生物多样性最顶层的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包括了诸如森林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湖泊生态系统……等等，它们都和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它分布在赤道南北，全年雨量均匀充沛，茂密的常绿林中栖居着十分丰富的物种；能吸收90％的太阳入射光，可进行高效力的光合作用；热带雨林的面积只占全球森林面积的7％，却能为地球提供50％的氧气，被誉为“地球之肺”。再举一个例子，是湿地生态系统，它处在陆地与水域的过度地带上，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为地球提供50％的蛋白质需求；其极为丰富的植物和微生物群落能降解随水流入的各种污染，被称为“地球之肾”。由于现代人对经济开发的过度追求，大肆砍伐热带雨林和对湿地资源的过度捕捞，致使这两个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使“地球之肺”和“地球之肾”的功能下降，并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

处在生物多样性中间层的是物种的多样性，物种是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目前，科学上对物种仍然知道得太少，也无法预知人类未来的需求，因此没有人能估算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的潜在价值。在已知的25万种植物中，只有三种禾本科植物，即小麦、玉米和水稻，为人类提供主要的粮食，它们大约是在8000 ～ 10000年前分别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墨西哥山地及热带亚洲被我们的祖先培育出来。这三种植物在人类的生存、扩张及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一天这几种作物的多样性受到某一个小小的威胁，就可能出现全球性粮食恐慌。由此看来，只有对野生物种的不断探索与保护，才有可能使人类的农业跨上新的台阶。

奠基在生物多样性最底层的是基因的多样性，它为物种的变异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物种可能演化出更多的物种；使生物多样性可以产生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历突变和自然选择而产生了抵抗捕食者的压力、排斥寄生虫的侵害和消除自身癌变的能力，人类已经能够通过基因工程的技术来改变某种生命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通过基因插入的办法研制出了含有能够制造维生素 A 前体的 β －胡萝卜素的水稻，使30亿依靠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很容易就能取得维生素A的补充，这项成功的研究堪称是具有伟大博爱精神的科学业绩。

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都有平等和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更加热爱生命并愿意为它们的继续生存承担职责是人类天性中最真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