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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再没有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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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的湿地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中国环境人心中永远的痛,是中华民族不灭的记忆。我们期待有朝一日,那里仍然重现鱼跃、水清、草美、绿树参天的和谐景象。

马中,1954 年生。1974年插队北大荒。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1974年,20岁的北京知青马中在北大荒前进团反修营收拾了行李,在其他知青的羡慕和祝福中离开了茫茫荒原,虽然下一站并非城市,只不过是河南的一个农村,但能够离开那片最远、最苦的知青营地,他已经是当时、当地的幸运儿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叫抚远县,地图上很好找,就是公鸡的嘴尖儿,中国的最东头了,是中国最早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满怀庆幸离开的时候,马中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回来,而这块土地最终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基地,20多年来,他四处奔走,无数次回到老地方,方案想了一套又一套,希望能够终止低效的湿地开发,留住这块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全世界最珍贵的浅育沼泽。


10年前他壮心不已,5年后他有心无力,那么再过5年呢?——“我有充分的依据,整个三江平原的湿地再过5年不复存在!”

我是亲手参与破坏的

1969年9月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一帮同学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目的地是珍宝岛。当时能去那里是特别光荣的(1969年3月中苏刚打完“珍宝岛战役”),都是部队直接来招的,说是去了要准备打仗的,相比去农村锻炼的同学,我们更光荣,政治过硬啊,是党信任你才让你去那儿的。

在佳木斯下火车,换卡车再往里走,卡车进不去了再换履带式拖拉机,最后坐爬犁才到达。当时正下雨,天非常暗,一望无际的水草地。后来我做环境研究才知道,那个地貌非常独特,里面还有岛,岛上是原始森林,那是我到现在为止看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了。

刚到时我们没有房子住,睡帐篷,后来砍了很多树,两人围、三人围那么粗的。因为是湿地,终年湿气不散,很多人得了关节炎、风湿病。我妈妈30多岁才有我,特别心疼担心,走的时候给我置了羊皮褥子、高筒皮靴、驼毛棉袄,都用上了,确实比其他同学要强一点。

我是当卫生员,那时药品匮乏,就跟着老师采中草药,这是我的环境科学教育第一课。那时打针连消毒红药水都没有,流行感冒,我就采“贯众”给大家熬汤喝。还有一种草药叫“七叶一枝花”,名字非常美,治疗跌打损伤,特管用。还有一些沙参、党参,可以补身子的。

当时不懂什么,拿着一本药典在山上查,种类真是多,后来再回去知道用生物多样性的区别来做科学研究。当时让我们开荒伐木,100人就有5台东方红拖拉机,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装备,但是因为是湿地,水始终引不出去,3年只开出了10亩地,撒下去的种子收不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救济,都是坏了的,别人不要的,吃了整整一年的发霉的玉米面,用玉米面摊饼子,上面多洒点辣椒和盐。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很多可以吃的,河里的鱼一网下去装一船,还有兔子和水耗子。水耗子皮毛特别好,做手套做帽子好极了,连穿的都解决了。树林里也有好多吃的,什么榛子啊、木耳啊、猴头蘑啊。

1988年我做研究生毕业论文回去考察,鱼没有了,水耗子也没了,当时农民一冬抓它几千只的。树也没有了,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全都砍了,这个变化对我触动太大了。我本来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看了后就改方向了,改做环境研究。

1992年开始,我对北大荒进行全面调查,94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一份英文的给资助我的基金会,一份中文的给政府。

北大荒自小兴安岭往东,至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10万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了70%。历史上看,这地方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贡献。抗美援朝结束后,大批军人回国,当时王震主动提出让他的部队去开荒,因为设备有限,他们当时去的是小兴安岭边缘,还是山地、缓坡地,对湿地的开发破坏力度很小。

第二阶段是百万知识青年开赴北大荒,沿着王震部队开荒的地域再往东进,真正深入到腹地。我们没有工具,拖拉机根本对付不了湿地,只能说糟蹋一通后就返城了。

第三批是1980 年代后,外资进入,钱多,破坏力也大得多。挖沟,建成四级水利系统,真正导致三江平原湿地灾难性变化。也没有创造效益,农场都是负债的。最先进的洪河农场,全是美国设备,1981年从日本获得2500万美元贷款,30万亩,工人不超过400人,日本人只要从第1年到第5年的大豆,不要我们还钱。结果地力太薄,根本种不出东西来,加上机械出故障,必须花外汇到美国买零部件修,最后负债两亿。这些年农场因为亏损,纷纷改制,地都分给个人了。

后来有个朋友指点,说你想真正送呈最上层的话,(报告)不能超过5页,必须是四号字,还必须留有大行距。我说我试试吧,就写了《拯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湿地》这个报告,当时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是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后来真的引起了反应,全国人大环资委批复了。我主要指出了一个问题:三江平原的湿地非常珍贵,是全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其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最高的,有珍稀乃至唯一的物种,现在的开发导致了生态资源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农业也并没有赚到钱。

后来引起很大反响,环保局和农业部都派了专家做实地调查,农业部方面是想否定我的报告,他们的专家跟我争论,我就说了,你们谁能比我更清楚?我15岁就去那里了,亲眼见到最初的样貌,也是亲手参与破坏的人。

保护未知的价值

1997年黑龙江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我当时很满足,没想到这个政策太粗,有空子。很多地方把水排走,说我这儿不是湿地,连水都没有了嘛。继续开发,最终政策没有办法执行。”

2001年黑龙江出台第一部《湿地保护条例》,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在中央粮食政策的倾斜下,当地可以轻松地从海外获取开发资金,“他们没有别的渠道,钱只能从农业上来。”

研究也搞了,建议也交了,政策也定了,还是不行!马中退而求其次,他把希望放在挠力河流域上,它是乌苏里江的大支流,流域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早5年的时候,我去拍了好多照片,好极了,一望无际的水面,当时我还说三江平原湿地就剩下挠力河水域了呢!”

希望还是迅速破灭,由日本政府贷款,当地政府在挠力河上游修建了一个库容6.15亿立方米的大水库,号称黑龙江第二大水库。“折腾半天,人家上游修个水库,什么都白搭了。一蓄水,下游就断流了。它现在已经不是湿地河了,是常规河流。”

还是不放弃,心想“你们折腾吧,我来找个地方,我自己保护起来行不行。”他从国际组织筹来了资金,揣着美金去找地方政府,要建三江平原最后的湿地活标本。“过20年、50年、100年,你想知道三江平原原来什么样,你上我这儿来看活标本。”

找啊找啊,终于找到珍宝岛边上的一个县,4万公顷,涵盖三种生态体系。兴奋得不得了,找市长谈,“投入全都我负责、我来筹款、我来研究,我来保护,市长跟我谈了4次,好事!没问题!最后市里常委会讨论,市委书记不同意,有这么傻的人,愿意掏钱来维持原状?肯定是想倒卖土地!肯定有鬼。”

一气之下,他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的他说自己已经把科学变成了副业,天天想的是怎么找到一个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方案,“老百姓要有钱挣、政府要有收入,这才能真正去推进保护!”

如今他手里已经有了亚洲开发银行批准的1200万美元的赠款,还有1500万美元的贷款,可以做一个从自然生态循环中自然获益的示范点了,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因为某些益是放不到台面上来的”。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为什么我们在私人决策上都能有跨代眼光,偏偏是在最需要长远眼光的公众决策上如此短视?事情只要与我无益,或者我这一任、这一代看不到利益,就不做!保护肯定不如开发挣钱快。”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他在北大荒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其中一幅题名《不确定的别拉洪河》,静静的水草地被定格,“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中蕴含着无限的信息和价值,有些我们现在看得到,有些可能要留给下一代、乃至再下一代。保护不确定性,就是在保护我们未知的价值。”

可惜的是这条赫哲语意为“大水漫灌之河”的水流,在美国高性能作业工具的改造下,原本弯曲的河道如今已被彻底拉直;浓江河,他当年下乡打鱼的地方,7条排水沟把地下水全部牵引下去,强排到黑龙江;“最后就剩下挠力河,龙头桥水库一建,也完蛋了!”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在乌苏里江,“沿江湿地也许可以留下几个保护区域,但是内陆湿地再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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