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 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三大规律, 凸显出巴蜀文化的神异性。

文心蜀韵

元代人张翥《谒文昌阁》:“天地有大文, 吾蜀擅宗匠。”吾蜀曩有“文宗在蜀”的传统。这个传统由文翁倡其教, 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乡党慕循其迹”，严君平、相如、王褒、扬雄成为“ 以文辞显于世”，“ 文章冠天下” 的汉代四大家, 他们都是蜀人。

汉代儒圣扬雄还被他的朋友桓谭誉为“西道孔子”, 也是“东道孔子”, 具有汉代儒圣的地位。文学革新前驱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文宗苏轼与陆游、明代文坛著述第一人杨升庵、清代涵海大家李调元、性灵诗宗张问陶, 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和巴金, 这些“ 天下第一秀才”均出生于蜀, 或虽不是蜀人,却是因巴蜀文化熏陶而成就为文化巨人的。他们不仅是文坛宗主, 而且是百科全书型大家。尤其是司马相如是文韬武略的通儒。他开启了巴蜀文宗重文学, 重今经学的传统, 成为后代文宗从扬雄到郭沫若师法的榜样。这正是蜀人“发散式”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 它在文学上形成浪漫主义倾向, 富于文采和想象力, 这对后世富于激情、奇幻的文化心理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与前述古蜀仙道与巴蜀道教相联系, 文心蜀韵也浸润于巴蜀文人思维, 成为巴蜀文人以仙游为特征的浪漫型发散性思维定势。司马相如倡导的仙游文化是其开端。他写的《大人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羽化登仙、凌霄步虚的仙游四方的气概。汉武帝读了这篇赋, 竟然感觉“飘飘有凌云之气, 似游天地之间意”。以仙化浪漫为特征的蜀文学就是由这篇赋开端, 形成为巴蜀的“文心”。

司马相如的赋论最独到之处是分为“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赋家之心”指的是“ 文心”, 是性灵, 是赋家的本性、心灵与眼界、境界。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总搅人物”,“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 这是何等开阔的世界眼光。这种“文心”是“斯乃得于内, 不可得而传”,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捉摸而难于形诸文字, 犹如佛祖拈花迦叶含笑一样, 靠内在心灵的开悟与精神的流动。这就是巴蜀人的“文心”, 巴蜀人的文化性格。

至于“赋家之迹” 则是指有善于“列锦绣而为质” 写作锦绣文章的路径和方法。赋家之心与赋家之迹, 构成相如浪漫主义文学的根基, 开巴蜀文学好梦幻迷离好想象的浪漫主义先河, 从相如到苏轼到郭沫若, 直到今天蜀中的朦胧派诗群, 始终传承着, 流淌着, 形成了神奇梦幻的巴蜀文学的历史长河。

易学在蜀

“易学在蜀”、“天数在蜀”、“菩萨在蜀”, 这是巴蜀文化又一神异之处。“易学在蜀”是宋代理学家程灏说的话。程颐、程灏两兄弟年轻时随父亲入蜀, 在草市上见到一个箍篾的老翁, 手拿着《易经》在研读。两弟兄很觉怪异, 上前问询, 箍篾叟对答如流。两弟兄自愧不如, 感叹地说:“易学在蜀。”后来, 程灏在多种场合这样说。“易学在蜀”不是说易学起源于蜀, 也不是说易学在蜀独盛,而是说易学有独到的巴蜀特色, 有自己的“蜀才易”和“太玄学”, 这是巴蜀独有的东西。“太玄学”是扬雄与其师严君平创立的,“蜀才易”是晋代范长生创立的, 在蜀中一直世传其学。

“天数在蜀”是指最早的天文学家苌弘入蜀, 其魂化为碧血, 三年藏于蜀。西汉武帝时阆中人落下闳创立太初历。巴蜀从古就世传历法、卜算、阴阳之学,是巴蜀区域的土著学问。

“菩萨在蜀”是唐代故事。一群巴蜀商人到山西五台山去拜菩萨, 有个和尚告诉他们:“菩萨在蜀, 你们何必舍近求远? ”要他们回蜀中来到灵鹫寺去找一位和尚, 他就是活菩萨。这个故事说明了巴蜀禅学的独到特色。巴蜀是佛教南传和北传的交汇地。玄奘曾在成都空慧寺( 今大慈寺) 求学五年, 尤其在法相唯识宗上造诣犹深, 是巴蜀的佛学环境成就了玄奘成为“佛门千里驹”的基础。从唐宋以来, 四川一直是中国禅学的中心之一, 向有“言蜀者不可不言禅, 言禅者犹不可不言蜀”之说, 这也是巴蜀文化的神奇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