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深刻认识《孝经》中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儒家的孝道具有很好地指导意义。而在《孝经》一书中，“五等之孝”又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它是《孝经》一书本质之所在，但以往学者的研究对此却鲜有专门论述，今本文意图对“五等之孝”这一思想做一探析。

一

在《孝经》中，作者根据当时社会存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阶层亦将“孝”分为五等，详细规定了每个阶层应该遵守的孝道法则。我们首先探讨一下“五等之孝”的内涵。

(一) 天子之孝。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天子之孝一在于“爱敬事亲”，二在于施德教于百姓，使教化之道刑于四海，从而达到《甫刑》所说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的万事太平之景象。在儒家看来，爱敬双亲，就丝毫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懂得敬奉自己父母的人就丝毫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故《正义》曰：“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性爱敬，不敢慢于其亲也……亦当使四海蛮夷，募化而法则之，此盖是天子之行孝也。”

(二) 诸侯之孝。《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诸侯原指由天子分封的国君。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诸侯”演变为了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他们身在贵位，名声显赫，是天子政令的直接实施者，其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封建社会直接关乎一国的生死存亡。《孝经》的作者借“孝”之名告诫“诸侯”们要“在上不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通过行自己的“孝”，达到“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的结果。

(三) 卿大夫之孝。《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卿大夫是地位仅次于诸侯的高级官员，其主要的职责是具体执行国家的政令，起着上传下达、沟通官府和百姓的桥梁作用。《孝经》规定卿大夫的孝主要在于“守其宗庙”，而“守其宗庙”的具体做法即是行卿大夫的孝道，要在服饰、言论、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守为臣之道，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定的后面其实是一个“顺”字，只有“顺”了，卿大夫才能如实地传达天子的政令，也才能更好地反映民情，沟通官府和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

(四) 士之孝。《士章第五》：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孝经》的作者将“士”的孝规定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守其祭祀”显然是有感而生。士的流动性比较强，他们主张的是“良臣择主而侍”，因此《孝经》的作者强调“士”要将侍奉父母的孝心转而侍奉天子；以侍奉父亲的敬心侍奉师长。这种思想的背后实为要求士要尽心忠于自己的君王，为国效力，这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禄位，使父母有所养，祖先有人祭祀，达到和儒家倡导的“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统一。

(五) 庶人之孝。《庶人章第六》：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庶人的孝道在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即利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根据地性，进行农业生产，依靠勤奋耕作，“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受时代条件限制，《孝经》的作者不可能承认“庶人”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但作者显然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让民专心于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以养父母这条途径：其一，可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其二，统治者通过实施积富养家的孝道政策，可以增强农民固守本土的意识，减少一国人口的流动，间接增加人口数量。

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五等之孝”蕴涵了深刻的思想，它是《孝经》一书的骨架，以至朱熹撰《孝经勘误》认为“其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

(一)“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肯定。《孝经》的作者将天子之孝论证为“施德教”，诸侯之孝论证为“保社稷”，卿大夫之孝在于“守宗庙”，士之孝在于“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是最普通的“孝养父母”。在这一个系统中，天子处于最高位，其行孝的着眼点也就集中到了施教化以和四海百姓的目的上来了。诸侯、卿大夫和士行孝，则是为了维护君权的至上性和权威性，表明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

(二)“五等之孝”体现了伦理孝道与王权政治的结合。在“五等之孝”的内容里，“赡养父母”这一最基本的孝道内容已经被作者安排在了次位。“孝”不再是一条简单的伦理规范，而上升成了治国之条目，守社稷之纲领。天子至庶人行孝的结果既关乎自身的命运，又与国家的兴亡密切相关。作者将这种“至德要道”思想渗透到了“五等之孝”的内容中，天子行孝可以团结天下臣民，诸侯行孝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王国，卿大夫行孝的背后则是“忠顺不失”，士行孝亦是为了忠于天子，庶人行孝则为富国养家。统观五孝，孝道的背后是与王权政治的紧密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五等之孝”实践的好与坏和国家是否安定息息相关。

(三)“五等之孝”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模式。“五等之孝”如果能够很好地在社会上贯彻实施的话，统治者是可以达到孔子在《论语·为政》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治国之目的。其后，汉代明确标榜“以孝治天下”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孝”治国的可行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等之孝”的背后蕴藏着作者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当然我们应该指出的这种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道德。

《孝经》中的“五等之孝”显然不只是简单的阐述行孝之道，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以封建社会为依托的“五等之孝”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和阶级意识，在思想上反映了中国的伦理政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