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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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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深刻认识《孝经》中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儒家的孝道具有很好地指导意义。而在《孝经》一书中,“五等之孝”又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它是《孝经》一书本质之所在,但以往学者的研究对此却鲜有专门论述,今本文意图对“五等之孝”这一思想做一探析。

在《孝经》中,作者根据当时社会存在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阶层亦将“孝”分为五等,详细规定了每个阶层应该遵守的孝道法则。我们首先探讨一下“五等之孝”的内涵。

() 天子之孝。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天子之孝一在于“爱敬事亲”,二在于施德教于百姓,使教化之道刑于四海,从而达到《甫刑》所说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的万事太平之景象。在儒家看来,爱敬双亲,就丝毫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懂得敬奉自己父母的人就丝毫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故《正义》曰:“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性爱敬,不敢慢于其亲也……亦当使四海蛮夷,募化而法则之,此盖是天子之行孝也。”

() 诸侯之孝。《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诸侯原指由天子分封的国君。从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诸侯”演变为了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他们身在贵位,名声显赫,是天子政令的直接实施者,其个人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封建社会直接关乎一国的生死存亡。《孝经》的作者借“孝”之名告诫“诸侯”们要“在上不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通过行自己的“孝”,达到“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的结果。

() 卿大夫之孝。《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卿大夫是地位仅次于诸侯的高级官员,其主要的职责是具体执行国家的政令,起着上传下达、沟通官府和百姓的桥梁作用。《孝经》规定卿大夫的孝主要在于“守其宗庙”,而“守其宗庙”的具体做法即是行卿大夫的孝道,要在服饰、言论、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遵守为臣之道,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定的后面其实是一个“顺”字,只有“顺”了,卿大夫才能如实地传达天子的政令,也才能更好地反映民情,沟通官府和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

() 士之孝。《士章第五》: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孝经》的作者将“士”的孝规定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守其祭祀”显然是有感而生。士的流动性比较强,他们主张的是“良臣择主而侍”,因此《孝经》的作者强调“士”要将侍奉父母的孝心转而侍奉天子;以侍奉父亲的敬心侍奉师长。这种思想的背后实为要求士要尽心忠于自己的君王,为国效力,这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禄位,使父母有所养,祖先有人祭祀,达到和儒家倡导的“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统一。

() 庶人之孝。《庶人章第六》: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庶人的孝道在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即利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根据地性,进行农业生产,依靠勤奋耕作,“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受时代条件限制,《孝经》的作者不可能承认“庶人”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但作者显然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让民专心于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以养父母这条途径:其一,可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其二,统治者通过实施积富养家的孝道政策,可以增强农民固守本土的意识,减少一国人口的流动,间接增加人口数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五等之孝”蕴涵了深刻的思想,它是《孝经》一书的骨架,以至朱熹撰《孝经勘误》认为“其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

()“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肯定。《孝经》的作者将天子之孝论证为“施德教”,诸侯之孝论证为“保社稷”,卿大夫之孝在于“守宗庙”,士之孝在于“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是最普通的“孝养父母”。在这一个系统中,天子处于最高位,其行孝的着眼点也就集中到了施教化以和四海百姓的目的上来了。诸侯、卿大夫和士行孝,则是为了维护君权的至上性和权威性,表明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

()“五等之孝”体现了伦理孝道与王权政治的结合。在“五等之孝”的内容里,“赡养父母”这一最基本的孝道内容已经被作者安排在了次位。“孝”不再是一条简单的伦理规范,而上升成了治国之条目,守社稷之纲领。天子至庶人行孝的结果既关乎自身的命运,又与国家的兴亡密切相关。作者将这种“至德要道”思想渗透到了“五等之孝”的内容中,天子行孝可以团结天下臣民,诸侯行孝是可以保护自己的王国,卿大夫行孝的背后则是“忠顺不失”,士行孝亦是为了忠于天子,庶人行孝则为富国养家。统观五孝,孝道的背后是与王权政治的紧密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五等之孝”实践的好与坏和国家是否安定息息相关。

()“五等之孝”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模式。“五等之孝”如果能够很好地在社会上贯彻实施的话,统治者是可以达到孔子在《论语·为政》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治国之目的。其后,汉代明确标榜“以孝治天下”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孝”治国的可行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等之孝”的背后蕴藏着作者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当然我们应该指出的这种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道德。

《孝经》中的“五等之孝”显然不只是简单的阐述行孝之道,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以封建社会为依托的“五等之孝”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和阶级意识,在思想上反映了中国的伦理政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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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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