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移居台湾之前，傅家信仰天主教已有五代之久。傅佩荣从小跟父母上教堂，对天主教教义非常熟悉。他成长的1950年代正是国民党在台湾推广三民主义教育、孔孟忠心孝悌时候。儒家篇什被纳入国文科，名曰“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国中念《论语》，高中念《孟子》，但不是全念完，选一些很浅显，让你孝顺，守信用那些。”傅佩荣说。

　　尽管官方努力“儒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仍势不可挡。大学哲学系的年轻人都愿意学习西方哲学，傅佩荣也不例外，从小的天主教背景，让他觉得他跟西方哲学完全没有隔膜，而中国哲学只是小时候囫囵吞枣背下去的残章断句，“考试的时候会写，并不懂得真正的意思”。

　　转变发生在傅佩荣在台大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在台大遇到了方东美先生。在傅佩荣的印象中，生于1899年、在金陵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接受学士及硕士教育的方东美“文笔很好，中西学问都通”，能几句话把柏拉图最重要的东西都讲出来。“讲完柏拉图之后，他再告诉你儒家、道家说什么，这时候你就相信他既然西方东西讲得这么好，东方的东西他没有理由编故事骗人。他对东方哲学评价那么高，代表东方学问必有可观之处。”

　　经由方东美引路，傅佩荣第一次看到与《利维坦》的概括大相异趣的上古中华文化，老庄孔孟典籍开始出现在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傅佩荣的案头：“中国哲学的起源，从胡适之先生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尽量不谈，好像孔子和老子是突然跳出来的两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不对的。”孔子和老子也是念书的，他们念的是《易经》、《诗经》、《书经》。

　　方东美先生讲中国哲学的起源，他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哲学为什么会产生儒家、道家说清楚。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这个世界充满变化，在变化的世界里大家都觉得人生无常，那你就要问，在变化的世界里什么是不变的原则。我怎么面对变化，因为变化代表危机，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那你凭什么对变化的世界保持信心？这就是《易经》的学问：宇宙不断的变化，人类要观察这种变化，总结一套模式，设法跟它配合。尤其农业社会更需要如此。配合之外，还要设法趋吉避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这里面找到人类生存的法则，然后在从这转到人类社会要和谐，需要生存的品德。第二部就是《尚书》，尚书里特别有《洪范篇》，里面提到人的社会为什么要成立国家。成立国家的目的决不是要打仗，而是让人群结合起来之后，给你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叫做正义。人活在世界上就有自由，有自由就有可能去伤害别人，所以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正义由谁来实践呢，由天子实践。“天子”这两个字就早就是《尚书．洪范篇》提出来的。”

　　1997年，傅佩荣到荷兰莱顿大学教书，教外国人《论语》。为此他要背英文版的《论语》。英文版《论语》是按白话文译过去的，“如果我把《论语》讲成像英文版一样清楚的白话，不是很多人就看得懂了吗？”傅佩荣想。但英文版有一个问题:大体遵循了朱熹的解释。但傅佩荣认为，其中的很多概念模糊不清。所以，他走开一段岔路专门研究朱熹，结果发现朱熹是拿《论语》注解他自己的思想。这让傅佩荣不太满意。“我就参考其它学者的见解，两千多年研究《论语》的著作能看的都看。看了之后发现人言意殊，纷繁复杂。我就利用我受的哲学训练寻找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讲的话不能矛盾，并且孔子讲的这些话必须跟生活对照，不能光在课堂上讲，下了课就算了。经典要配合经验。”

　　1999年，傅佩荣的《论语心得》在台湾出版。之后，陆续有几家电台请傅佩荣讲《论语》。出乎大家的意料，傅佩荣的论语在以熟练背诵流行歌曲和歌星名字的海岛少年当中反映热烈。一个国中生在考入大学后给傅佩荣写信:我联考之前，正好你那个《论语心得》播出14次，每星期四一次，我被学校记了14次迟到。学校7点50到校，我在校门口听收音机听到8点整，因为进了校门就不能听收音机了。

　　电台之后，“好好好家庭教育”等民间基金会找上门来，邀傅佩荣办收费的论语班、庄子班、之后是孟子、老子和易经。傅佩荣认为他的意外走红是民间的儿童读经热的产物。

　　一个小朋友三岁上幼稚园，父母让他去背《论语》，不要管什么意思，只要背就好了，说不定小孩长大了，自己就懂了。背这个总比背明星的名字好。背完论语，背背诗词，否则满脑子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总是不够的。不过我也常劝家长不要走得太远。有人让小孩背《长恨歌》，怎么忍心让小孩子背《长恨歌》？还有人让小朋友背《老子》，背不下来小朋友都哭了，我说，怎么能让小朋友背《老子》，他父母都不见得懂《老子》。

　　民间的儿童读经也受到宗教界的肯定，台湾民间信仰很强的势力是“一贯道”。一贯道很主张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佛教也很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让小孩子突然念佛经，没有人听得懂，念念《论语》说不定是一种过渡。

　　“台湾的政治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到后来的李登辉都号称是基督徒，自然就有人夸张说，台湾基督教政治领袖很多。但事实上，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佛教，台湾的老百姓信仰的也不是纯粹的佛教，它是偏向一种折中性的东西，把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统统合在一起。台湾有些庙宇，你根本不知道它信仰什么教，它也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那个委员会的负责人不一定有宗教情操，多数信徒也往往都带有一种世俗功利的色彩。举个例子，台湾有个行天宫，哇，香火鼎盛。结果行天宫被揭发挪用信众的善钱，报纸上注销来。可是还有很多人给它捐钱，记者就去采访，问为什么还要继续捐钱。他怎么说？他说，我捐我的，他贪他的，他贪他的他会有报应，我捐我的我会有功德。”

　　透过傅佩荣的讲述，似乎可以理出这样的头绪：台湾的民间信仰泼辣不羁，与官方出于意识形态的倡导之间始终有一段距离。而孔子和《论语》，虽然在台湾的民间情绪和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夹缝间获得意外的生存空间，但若将其作为信仰体系，其处境仍旧很尴尬。傅佩荣说，“各级教育机构都讲，但大部分东西最后都变成教条。老师讲的很好听，但是老师自己下课也不管。学生去问，老师就说，孔子这样说，你就这样背吧，不要管能不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