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要从诠释开始，诠释要摆脱一些羁绊和牢笼，尽量恢复它的语境，求得它的原始意义，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

非常高兴参加孔子研究院的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儒家思想与跨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题目正符合儒家的思想，也正符合当今时代对儒家思想的期待。

　　我是跟随着各位专家努力地学习的。由于喜欢“它”，甚至是信奉“它”，所以我常常思考“它”，这个“它”就是儒学。我在这里，就着儒家思想与跨文化的交流，谈一点自己的期望，算是我向专家请教，向人民大学和孔子研究院的一个汇报。

　　第一点，研究儒家思想，任何时代大概都回避不了对儒家原始经典的诠释

　　这就是为什么大约每过五百年就有一次注释儒家和其他方面经典的高潮出现的原因，只有清代乾嘉时期距现在不过二百五六十年。为什么不符合五百年左右的周期，打破了这个规律呢？那是因为这二百五十几年里出现了一次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的运动，人们对古代的文献极为隔膜了，同时这一时期发生了制度的质的飞跃，因而必须缩短这个周期。

　　任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都有它的时代性与诠释者的个性在里边，因而无不打上各个时代和那个时代诠释者个人的烙印。今天我们有更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工具来研究儒家思想，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点，真正地复原原始儒家。弄清了“原”，才能够对战国时期的孟荀、两汉时期的董仲舒和其他人，一直到南北朝、唐宋以及以后的诠释家的著作，分清楚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的、哪些是他那个时代的、哪些是孔子原来的。经过这样一个清理才能够把握儒学思想的红线、经脉或者说核心。这个核心，以及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在演变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新”，不一定都好。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才能分出是与非、优与劣，这恐怕是研究的第一步。当然，现在诠释儒家著作，也有今天的局限，只不过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今人的局限恐怕需要后人去评判，那时他们就又前进了。唯有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巅峰，才能发扬光大“我”之认为好的东西，才能使之为今天的人，而不是为古人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第一就是要摆脱乾嘉诸老的牢笼。在很多的学术史著作里边，从皮锡瑞开始，说清代是汉学的高潮，而且乾嘉诸老也打着汉学的旗号。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说出来请教。我认为乾嘉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用客观的、真正的语言与文字的视角与方法解释了先秦的经典，但是就乾嘉“汉学”的整个流派说，是对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对国学的极大的破坏。因为乾嘉只注意器，而未注意道。他们提倡的“实事求是”也是回归，但是仅限于器，汉、唐的经学家是言“道”的，训诂直接为“道”服务，乾嘉诸老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回归。皖派是乾嘉的中坚，以至于说“乾嘉学派”就指皖派。戴震还是道器兼治的，而且在道的阐述和创造上是有成就的，但他的弟子们几乎都只得其考据学中的一体，至于哲学、思想史，都不继承。皖派成为学术主流，别的学术，特别是对“道”的研究，就被淹没了。后来出现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没有受到皖派直接熏陶的（到清末出现章太炎，则是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又是一次逆向回归）。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道只在皇帝的脑子里：天下事由我管，你管得着吗？想管，杀头！这是个原因，但是还有别的原因，学术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形成这样一个流派之后，所谓乾嘉学派，不断地向前走，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因此，在清代的考据学中，特别是晚清，稀奇古怪的解释就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摆脱乾嘉诸老的这种思想上的牢笼、治学思路的牢笼，就走不出新路来。当然，所谓摆脱他们的牢笼并不等于不要文字、训诂，考据、版本，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第二点，要摆脱“五四”以来的羁绊。“五四”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是一座丰碑，特别是挑战传统文化，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形成了我们近代社会的新的传统。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的先驱者，从陈独秀到胡适，他们对science和democracy的理解是肤浅的，外国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学，同时他们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东西，更不会看到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西方近代文化所提出的质疑。他们拿着自己理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回头观照我们的儒学，也是扭曲的。至今这一思想还是中国大地上的主导思想，这点不突破，不敢挑战“五四”时期先驱们的一些思想，儒学无法前进，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十多年前你们打倒孔家店，现在又要重塑孔家店？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是重塑孔家店，孔学也成不了垄断一切的店。我们是把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孩子再抱回家里，脏水并不收回，也收不回。今天和“五四”时代有着非常近似的社会状况，这就是不戴眼镜的话是两只眼，戴上眼镜是四只眼，一直盯着西方，常常拿着西方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固有的东西。刚才有先生说到在中国大陆上现在蓬蓬勃勃地出现了、发展着儒学的非常好的形势，我不客气地回应一下：没那么回事，大陆只是在极少的学者和学生中，极少的刊物中经常发表要重新审视儒学的呼声，在十三亿人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能看到儒学和它的影响的地方还很少，即使在学术界，现在弥漫着的还是欧洲的东西，欧洲中心论引导下的东西。

　　我不妨举几个学术的例子。第一，哲学。哲学这个词我们是向日本同仁学来的。按照它的原始本义，哲者，智也，所谓哲学就是智慧之学。中国有没有？胡适先生说老子是第一个哲学家，前老子时期有没有？before老子有没有？老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尚书》里边、今天所见到的甲骨文的一些文献中，有没有哲学？胡适先生认为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哲学就是他跟杜威先生所学的，唯思辨。西方哲学的思考受天启论的影响，是从圣经派生出来的，思辨上帝存在不存在，是三位一体还是三位三体，得不到实证只能抽象思考，于是养成思维定式。中国的哲学从来不欣赏、不追求（但也不拒绝）这种抽象的思辨，中国讲现实，讲实用，讲据实推理。中国的哲人们即使进行思辨，方式、内容、目的也和西方的不一样。世界上的哲学就一种模式吗？难道那些费了半天劲也弄不明白的话才叫哲学吗？今天中国哲学界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呢？第二，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中国的二十八宿来自巴比伦(笑)。不要笑，连李约瑟先生都这么说。是这样吗？我们的音乐，有人说也是从巴比伦输入的。我们已经发现距今七千年的古笛已是七音节，八千年前所发现的古埙已有五个音节，六千年前已经可以吹奏五个八度。《尚书》中所说的瑟，出土了，二十五弦，也有五千年了。不发现这个瑟还真读不懂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哪有五十弦的瑟啊？他是说妻子“无端”地死了，二十五弦一断就成五十了，所以以前没了妻子叫断弦，再娶叫续弦。中国人如此聪明，难道我们的七音节也要从巴比伦输入吗？再有，中医。中医在中国人眼中，至少是过去的中国人眼中，是自然科学，但又不是纯自然科学，同时是人文科学，是哲学，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儒医不分”。儒者在学习经典、学习做人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受中医的熏陶，乃至十几岁的贾宝玉看了医生给晴雯开的药，马上说这药怎么能吃，什么滥医生开的虎狼药。古代的儒学家都懂天文，都粗通音律。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哲学理念中，在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本身的各个部分的关系上理念是一样的，都讲和谐。欧洲哲学怎样？人是部机器，可以拆成一个个小零件，只要我把每个零件都认识清楚了，然后再一整合，我们就了解整个人了，此谓之“还原论”。不错，这个思想推动了西方医学的发展，推动了医疗手段（仪器设备等）的发展，乃至今天两毫米的癌肿瘤，都可以通过仪器发现。但是感冒治不了，脚气治不了，来一次流感把西方朋友吓坏了，因为很多人都经不起流感这一关而西去：分析的结果是还原不了。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的五千年，连绵不断，战争之后人口迅速恢复，以至于西方古代的一些政要和学者都惊叹十八世纪的中国就有三亿人，又过了两百年我们有十三亿多人。请问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没有科学的医疗，这个民族能这么繁荣吗？多少次的瘟疫大流行都是靠中医预防、治疗挽救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出现了鼠疫（有人说是类似禽流感的传染病），为此付出了两千多万人（一说五千万）的生命。中国作为农业社会，老鼠多极了，可是中国从来是出现一个瘟疫之后就能很快把它制止住。可是按照机械论、二元论的思想，用那套术语来检验中医，不科学！什么阴啊阳啊，什么五行啊，什么虚啊实啊，什么望闻问切啊，被判为不科学，不能进入西方社会。现在英、美、德医学界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对中医说：中医的那些东西，目前我们的科学解释不了。请注意，原来说的是用我们的科学看你们的医学，你们的是不科学的，现在说的是我解释不了。当然中医里面也有不科学的内容，这正是需要我们研究、排除的。我们应该借助西方医学的长处，大家同舟共济，共同造福人类。但是这个路是很长的。比如一个中药方，十二味药，西方医生化验后说里边有重金属，不能吃。他就不懂这十二味药分成君、臣、佐、使，有的药里有重金属，方子里就有消解重金属的，把十二味药一一单独化验就是不行。根本的理念不一样。又比如艾滋病，中医在非洲和国内的试验，可以让艾滋病者恢复体力，让他有正常生活质量的保证，可以从事生产，中医认为这就是治好了。但是西医抽血化验，只要是阳性，就说中药没用。那好，用鸡尾酒疗法，费用高，一千个人能有五个变阴性的就算不错的了。治病是为什么？为了救活人，让他跟正常人一样生活。达到这个目的不是很好吗？总比花了大笔钱最后还是死了强吧，总比许多人因为药贵吃不起眼睁睁地等死要好吧。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不妨作个实验，都到医院去化验，结核或是其他的细菌，每个人都有，我们不是在正常地生活吗？它在身体里和别的细菌或器官达到一种平衡，发作不了，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在哲学、天文、乐理、中医等等领域，在社会生活里，在后现代的绘画、音乐等等领域全是美欧传来的影响。所以我说在中国大陆上恢复儒学，任重道远。今天如果弹奏古筝、古琴，吹吹箫，演奏民乐，在社会上卖票，这乐团能活下去吗？但是穿上露脐的衣服，来个脐钉，来个耳钉，再来个什么钉，拿着话筒，甩头发、跺脚、握手，最后来个飞吻，人们趋之若鹜。我们是在谈学术，但是学术根植于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要振兴儒学，道路太漫长了。学生们努力吧，让我们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继续努力吧！一个文化的复兴，不是以年计，也不是以十年计，常常要以百年计。宋代的儒学是经过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加上韩愈所说的道统的恢复、积累，以及南北朝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唐代的十三经正义（义疏）之学，还有道家的长期影响，这样才酝酿出一个程朱理学呀。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儒家思想要从诠释开始，诠释要摆脱一些羁绊和牢笼，一句话要破除迷信，要像我们“五四”的先驱者那样，对于权威打个问号，包括李大钊与鲁迅，才能走出新的境界。

　　第二点，跨文化的交流，目的是什么？

　　我同意刚才有学者所说的，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向世界人民奉献另外一种样子的文化，这样，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共存、共长。你学习我、我学习你，可能在二十二世纪或二十三世纪出现那种混杂的、非你非我、有你有我的新文化。这就是六十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宣言的目的。

　　千万不要以为儒家文化能够救中国、救世界，如果有这种思想，我们就掉到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里，变成了中国中心论。人类世界必须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当然，世界上有普世性的道理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之中，但同时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带有自己的个性。即使天主教，在各国的形式也并不完全一样。要想做到与世界各种文化共存共荣，我们就不仅仅要向外国文化学习，还要弄清楚外国的文化背后的人们是怎么思考的，还要了解外国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是出于什么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这一点已经有人作出了很好的探索。我知识面很窄，看的书不多，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哲学家安乐哲与郝大维二位在八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系列的探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从最基本的概念——儒家的概念诠释开始，尽量恢复它的语境，求得它的原始意义，破除三四百年来从用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开始的对儒家经典的误释。

　　第三点，研究儒家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被现象羁绊这是五四的时候先驱者们所犯的一个通病，当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先驱者们在寻求救国之路，当然首先对封建礼教开刀，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回头看看，比如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上册（只出了上册），以及鲁迅先生所写的一些杂文，他们是：第一，打得对；第二，他们打的是儒家思想投射出来的形态（政治，习俗等），没有再深入下去；第三，那个时代需要。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先驱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至于儒家思想的底层有哪些，可以见仁见智，我们来研究。但是儒学有一点与西方的一些伦理学和哲学不一样，这就是：西方的源头在天启，是神的启示；儒家思想是讲人理、天理，是自然规律；西方哲学家大多持本性恶论，是与宗教的原罪说相呼应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虽然荀子也提出性恶论。又比如刚才各位领导、学者谈到的中国的和合文化，重视人生、以人为本等等，就是它的底层。

　　第四点，儒学的形态，特别在原始阶段，是综合的，社会、人文、历史都有

　　今天我们按照西方办学的办法，学科越分越细，就和医院里的科越分越细一样。这里说个笑话。我到南方视察，一位副省级干部跟我说，他胳膊有点痛，后来变得麻木。他到医院看神经科，神经科说这不是我们治疗的，你到麻木科去。他走错了，进去，医生说我这是疼痛科，你上麻木科去。在麻木科又敲又打，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一生气，不看了，找中医，吃了三付药，全好了。我们现在也有点这样，中文系变成文学院，里面分系、分专业；哲学系变学院，分系、分专业；不止分专业，专业下还有“方向”。既然现在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混沌的整体，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术、学养、专业、教研室的设置，恐怕如果不改革，儒学无法前进，中国永远出不了大师！因为研究儒学，你不能不研究道学、道家、道教；你不能不研究佛学、佛教。而道学、佛学，单一部道藏、龙藏（乾隆时期刻的佛教精典），多少？只是上中文系、上哲学系，学中国哲学最熟悉的可能是王阳明，现在来看儒学，就需要补课！不懂佛学就读不懂王阳明，王阳明在贵州的顿悟就是从佛教来的，从慧能那来的，而慧能又是从竺道生那儿来的，竺道生是从《大般若经》来的，这些不知道你怎么研究？因此我就希望将来哪个学校能够把文史哲三个学院打通。当然这还不够，我们中学语文的底子太差了，这是必须解决的啊。怎么在大学阶段做一点补救啊？我为什么说这话？我看在座的很多同学是研究生，恐怕应该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如饥似渴地从自己的专业“旁骛”出去，触类去，旁通去，眼界要宽。当然，严格地说，单在文史哲里滚爬摸打还不够，最好还要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至少要了解科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沿。

　　第五点，我们研究儒学的人千万别忘了，儒学的品格中有一个要点，就是知与行的合一

　　刚才很多领导与学者都谈到了儒家的一些思想，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能不能够都做到呢？能不能不强不知以为知呢？这在社会上还少吗？在我们学术界还少吗？在我们的学术刊物上还少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学习期间、研究期间，能不能事事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要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更高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的，我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让别人要，不强加给别人。但是我想立，要让别人同时立；我要想达到目的地，同时也让别人达到目的地，更难哪！这和今天的竞争完全是不一样的，竞争，竞争，竞争，再跨出一步就是互相残杀啊！我们能不能在日常生活里做到？儒学主张和而不同，在学术讨论时，在宿舍里，在谈恋爱的时候，在组成了小家庭以后，能不能和而不同呢？今后自己学成了，到了外面工作，别的人晋升了，自己没有晋升，能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呢？能不能自认为达到了“不亦君子乎”？有的同学将来可能进入商界，经营得好，发财了，发财之后能不能“富而知礼”呢？能不能“克己复礼”？等等。我们现在来学习它、研究它，就应该在行动上体现它。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是“对人不对己”，就是真正的“假道学”。

总而言之，一句话：时代、人类的历史总是循环上升，或者说是波浪式地前进的，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要回归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文艺复兴不就是回到过去吗，但谁也没有想到再过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生活。所谓“回归”，是反思，是回味，是恢复记忆，是再到祖宗的怀里吸吮民族的营养丰富的奶汁。我们现在这种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虽然现在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因为它是“道”，它是“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学习、扎扎实实地研究。这期间会有些东西阻碍我们，诸如规定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有两篇到三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教授每年都要报出这一年发表了多少文章等等来决定明年的津贴是几级……就在这样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去的社会里，我们能不能沉下心来，像儒家的先哲们告诉我们的那样，沉下心来，学不可以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厚积薄发？这对我们儒学研究是真正的考验，是儒学能不能复兴的一道关口。让我们静下来，手牵手，一块闯这道关，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亚洲，为了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