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判教首先要严分内外，即将佛教与各种非佛教的外道思想加以区别。印度佛教在与婆罗门、六师等各种外道论辩中得以充分展开和发展，但其东传中土之时，各种外道思想并未与之俱来，佛教在中国实际接触到的异质思想只是中国固有的儒道二教。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在创立庞大而精深的判教思想体系时，就不得不对儒道二教有所评论，以彰显佛教的优越性，为教化中土进行论证，并确立本宗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触中的态度。

　　一、天台智者的儒教观

　　天台智者认为儒教能维系人伦，卫国护家，是世间善法，可以为三藏教中的人天教门所摄。但若论解脱生死烦恼，出离三界苦海，获证真理，则以佛法为优。

　　天台智者对儒教在国家、社会和家庭中的重要作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法华玄义》卷第八上中说：“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凌弱，天下焦遑，民不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而称为实”。这就是说，周孔之教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秩序、维系家庭和睦的重大作用。人们遵从周孔之教，则天下太平；违背周孔之教，则生灵涂炭。因为儒教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智者称之为“实”，即具有永恒和终极的价值。智者身为一代高僧，亲历陈隋之鼎革，对战乱所引起的灾难痛苦有着亲身感受，他对儒教加以肯定，实际上寄寓着他期盼海宴河清、天下治平的社会关切，也是中国大乘佛教慈悲情怀的体现。

　　智者还将佛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五行、五经相比附，认为周孔之法就是佛法。他在《摩诃止观》卷第六上中说：“深知五常五行，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已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我们知道，五戒是佛教最基本的戒条，受三归五戒，就意味着一个佛教居士的诞生；五常是儒教中用以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五行是西汉以来儒教学说的思维模式，儒教以此构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五经则是儒教的根本经典，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中国社会发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智者以五常、五行、五经与佛教五戒相似，可为三藏教人天教门所摄，从而将儒教纳入佛教体系之中。智者的这种比附，既具有为佛教立足中土寻找依据的意义，又具有在佛教信众之间宣扬儒教合理性的作用。智者以一代高僧大德所特有的开阔眼界，教导弟子勿轻儒术，以便在与儒士和官府的交往中增加亲和力。这种态度，较之那些以佛典自高而蔑视俗书的僧人，实为开明，而且只有与中土固有的并且居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儒教相互融通，才能使佛教获得真正的发展。

　　智者不惟认识到了儒教在卫国护家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还注意到了儒教对佛教的流传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他在《摩诃止观》卷六下中说：“如孔丘、姬旦，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爱下，世间大治，礼律节度，尊卑有序，此扶于戒也。乐以和心，移风易俗，此扶于定。先王至德要道，此扶于慧。元古混沌，未宜出世，边表根性，不感佛兴。我遣三圣，化彼真丹，礼义前开，大小乘经然后可信”。戒定慧乃佛教三学，囊括全部佛法，而周孔之教对三学均有扶助作用；儒教化民成治，文明发达，是佛教能够流行中国的基本前提。应该说，智者的这种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中华民族若未达到相当高的文化发展阶段，是不可能消化、吸收像佛教这样一种庞大而复杂的外来宗教并使之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智者虽然对儒教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在讲经说法中表现出某种赞赏和推许，但他毕竟是一位佛教的义学高僧。他虽然希望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百姓丰乐，文化发达，但他更希望佛法得到广泛的流传和深入的发展。佛教的终极目的，是要解脱生死流转，出三界苦海，获得清净菩提，证成妙明涅槃。儒教则是一种世间智慧，无论其功用多大，都无法使人从现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人们终将会在此生死流转的大河中头出头没。而要出离生死，超脱轮回，则必须在儒教的基础上，修证佛法，安心止观，定慧双修，了达诸法之实相。在此意义上，智者又充分凸显了佛教化行中土的必要性。

　　二、天台智者的道教观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就教理而言，它一方面以老庄为依托，宣扬怀素抱朴，清静无为；另一方面融纳各种方术，辟谷导引，炼石服药，以求长生久视，羽化成仙，驱鬼通神，获佑得福，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乃至民情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佛道关系上，道教还往往挟其本土优势，以与佛教相颉颃。智者对道教虽然也有所肯定，他在《法华玄义》卷第八上中说：“若此间老庄，无为无欲，天真虚静，息诸夸企，弃圣绝智等，直是虚无其抱，”但他对老庄道教主要持一种批判态度，认为其不过是“见网中行，非解脱道”，根本就达不到出离生死、解脱烦恼的目的。

　　道教常以老庄提出的“自然”相标榜，在宇宙观上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在社会人生观上主张任运无为等。智者认为，自然之说与印度外道一样，破坏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庄子将人生的贫富、穷通、死生、寿夭、是非、得失等说成自然而然，虽然不破果报，但没有看到这都是以前行业的报应，所以是破因；老庄主张因顺自然尊道贵德，但不认为能招致报应，这是破果不破因；《周易》讲到庆流后世，道教亦讲此身祸福乃承祖先善恶，此与老庄自然之说相合，即是主张亦有果亦无果。任依以上三种错误认识，就会产生三种行为。一是执著自然而行善。如老庄认为富贵不可企求，贫穷不可怨避，生不足欣，死何所畏，以此豁达虚融的心态，教导人们居富贵而勿骄横，处穷贱而不苦闷，灭除贪婪瞋恨之心，安于清静无为之境。得此自然之道，便能轻视金银珠玉之财，蔑弃公卿将相之位，隐居不仕，洁身自好，这是道教高明之处。但智者认为此不过是抛弃欲界之欲望而已，还达不到佛教初禅的境界，只能息灭非分之欲，消除险恶邪僻的用心，获得生天的果报。二是执著自然而行无记。老庄主张顺从人心的本性，既不为了扬名立德而行善，也不为了物欲的驱迫去作恶，安时处顺，任运自然。在智者看来，这样的行为虽然无所取舍，但由于原来的行业未能灭尽，必定还会受到报应，从而无法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等于此生空过。三是执著自然而行恶。如果说万物皆为自然而然，那么人的为非作恶，最终可以归结为自然，这样就会背离无欲的意旨而走上纵欲妄为的道路。总之，在智者看来，老庄道教的自然之说在理论上讲不通，在行为上失大于得。

　　在智者以前及智者之世，有些人用佛教的理论解释老庄思想，认为佛法“离四句，绝百非，不可说示”。而老子之道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二者都是世俗言辩所难以表达和描述的，因此主张将二者等量齐观。智者对这种观点大加批驳，认为这是“以佛法义偷安邪典，押高就下，推尊入卑”。他认为老庄之教只不过是一种外道邪见，还达不到附佛法犊子外道的水平，怎么能与佛法相提并论呢？二家教相既已优降殊隔，佛教苦集灭道四圣谛理更是远出道教之上。就身份而言，佛乃天竺国刹帝利种，有金轮圣王之尊。老子、庄子不过供职于周、宋等小国的柱下、漆园，区区小吏而已。就形象而言，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巍巍堂堂，威仪具足，老子、庄子等不过凡流之辈，身材矮小，形貌丑陋，无足可称。就教化而言，佛说法时身体放出光明，大地发生震动，天人来集，恭敬围绕，闻皆得道。老子仕周，主上不知，臣下不识，不敢谏诤一言，不能教化一人，最后不过是辞职而去，偷偷摸摸地为关尹说道德五千言而已；庄子于宋国漆园为吏，著有《内外篇》以规劝显达，但又有谁从其受学听闻得道呢？就影响而言，佛出行时，帝释在右，梵王在左，金刚前导，四部后从，神通变化，飞行虚空。而老子不过自驾薄板青牛之车，出关西向，耕田务农；庄子为人看守漆树，职卑位低，就出处而言，佛弃金轮圣王之位，出家成佛。老子弃小吏之职，出关经营数亩之田。所以智者提出，道教所谓的“不可说”只不过是一种“绝言之见”而已，此种愚痴戏论，“三假具足，苦集成就，生死宛然，抱炬自烧，甚可伤痛！”以这种老庄之教寻求出苦之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天台智者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老庄道教所作的批评和驳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道二教的本质区别，即佛教以出世间为终极，而道教则是世间法。还应该指出的是，智者虽不能容许佛道齐等的观点，但他对于道教还是愿意实行招安以为我所用的。如他在《维摩玄疏》卷一中曾引《清净法行经》说：“摩诃迦叶应生振旦，示名老子，设无为之教外以治国，修神仙之术内以治身，……此即世界悉檀也”。如此一来，道教也就作为方便教门而被纳入到佛教体系之中去了。

　　三、天台智者判释儒道的原因

　　智者之所以要在判教中对儒道二教进行判释，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是为了在与儒道二教区分中突出佛教的殊胜和优越。判教就是对圣人教导凡愚的言论进行区别以分辨高下浅深，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三教关系。儒教为官学，国家政令、社会风化之所系；道教产生于本土，影响深广；佛教虽系外来，经过六百年的弘传，也已基本立定足跟。三教之间因为有着重大利益冲突，时常会发生关于高下优劣的争论。佛教如不能在这种争论中突出自身的殊胜和优越，也就没有了行化中国的可能，甚至可能会被“逐还印度”。所以智者判释儒道，实际上就是南北朝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关系争论的继续和延伸。智者承认儒教的社会政治功能，也不否认道教在修身寡欲方面有较好的作用，但将它们判为世间法，而以佛教为出世间法，可以解脱生死轮回，出离三界苦海，在宗教慰藉和心灵归宿上突出佛教的优越和殊胜，以此在传统文化结构中确定自家的位置。

　　其次是为了在坚持佛教优越的立场上融合儒道二教。佛教既以解脱自相期许，就等于表白它对儒道世间利益的承认和尊重。这一方面表现为以儒道二教为佛法流布的先导，从而引导僧徒以大乘菩萨广学无边无量法门的情怀去熟悉儒道二教，大大丰富佛教的思想资料，实现自身形态的中国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儒道二教比附佛教，并以一种勇猛精进、积极入世的精神，努力扩大佛教对儒道二教的影响，把佛法观念渗透到思想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判释儒道，智者希望能够在以佛教为终极的基础上，融合儒道实现三教的共存互补。

　　再次是为了佛教的发展而对儒道二教予以区别。智者融合儒道，并不是不加区分，而是有所分别的。儒教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佛教则在于脱离生死烦恼。佛教自觉地将世间范围让度于儒教，而自居于出世间之域，与儒教划地分治，既为佛教存在的合理性找到了依据，也为与王权结缘消除了理论上的冲突，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则是自道安以来中国僧人的真切感受。智者对儒教的欣赏和赞许，正是佛教这种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而另一方面，道教也大力改进自身的宗教形象，同佛教争夺信众与宗教资源。智者以前的二武灭佛，皆有道教的阴影在背后作祟，这不能不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难以释怀，所以智者在扬儒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抑道，以巩固和凸显自家的宗教优势。

　　智者对儒道的判释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各组成部分的自我定位。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渐渐成为后来中国士大夫的共识。儒释道三教并立互补，在为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寻找空间的同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兴旺发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