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典籍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翻译的典籍也是相当多，可谓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自从伏羲皇帝的“一画开天”，人类从此趋向文明；仓颉的龟甲造字，便有了记事述志的书面工具。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具有上上下下五百年的文明史，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无史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从《楚辞》、《离骚》到南北朝时的新乐府，乃至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明、清的戏剧与小说，都曾有过鼎盛的时期。中国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顶峰，是升华时期，由于中国文化的兼容包并的特点，就在这时未来的佛经大量地流传进来了，也曾掀起了以法显大师为代表的西行求法运动，西域高僧也不断地前来携来梵本经文进行翻译事业，由于当时皇帝的崇信佛法，国家的重视佛经翻译事业，各地积极地组织了各种译场，相继也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这不仅加速了佛法在中原大地的弘传，也丰富了中国本有的文化，终于佛教同老儒一样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主流部分。
在中国佛教史曾涌现出了四大翻译家，即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法师、唐朝的玄奘法师、义净法师、不空金刚等，而《金刚经》正是由罗什大师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在长安郊外的草堂寺逍遥园翻译的。《金刚经》是般若系的一部重要经典，全文仅仅五千余字，却先后出现多种译本，现在仅存六种译本，在各种版本的《大藏经》中就有五十三家之多的注解，其在佛典中的重要地位就此可见一斑。

（一）《金刚经》的六种译本

根据译人年代的先后，以及译场的不同情况而排列如下：
﹝1﹞后秦鸠摩罗什译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35
﹝2﹞元魏菩提流支译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36
﹝3﹞陈真谛三藏译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37
﹝4﹞隋笈多译本《金刚能断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38
﹝5﹞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20(《大般若经》577卷第9分)
﹝6﹞唐义净译本《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藏经》No.239
在如上现有的六种译本中，最先的译本当推姚秦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了，大约是在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罗什应姚兴皇帝之请，住进逍遥园西明阁开始译经的生涯。由于姚主的高度重视，亲自主持译场，规模也相当的正规，据说有“八千沙门，三千学士”在场，最初译出了《佛说阿弥陀经》。姚主以旧译诸经文多乖失经旨，劝请大师重译《大品般若》，而大师在此同时却单独先译出了《金刚经》。因大师曾经流浪西凉长达17年之久，精通汉地的文化、语言、风俗，故所译之《金刚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而又语气流畅，朗朗上口，历受人们的欢迎，最广流通。
其次是北魏的译经大师——菩提流支，梵文音译，意译道希，是北印度人，深悉三藏，显密兼通。于北魏永平元年（508）携大量梵本，经过葱岭来到洛阳。宣武帝慰劳礼遇，请居灵太后所建规模宏丽的永宁寺。当时，该寺有印度、西域僧700人，而以菩提流支为翻译的宗主。大师后随东魏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继续翻译。到天平二年（535），前后20余年所译经论，据唐《开元释教录》刊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卷、《弥勒菩萨所问经》1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6卷、《深密解脱经》5卷、《入楞伽经》10卷、《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10卷、《弥勒菩萨所问经论》5卷、《究竟一乘宝性论》4卷（阙本）、《法华经论》2卷、《宝积经论》4卷等共30部，101卷。据李廓《众经目录》所记，他室内梵本万夹，译稿满屋。
陈朝的真谛三藏（499——569），是公元五、六实际之间著名的佛教译经大师，梵名“波罗末陀”，意译为“真谛”；又梵名“拘那罗陀”，意译为“亲依”，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学说。他以弘道为怀，曾泛海南游至扶桑（今柬埔寨）。于梁武帝大同年间从扶桑起程，携带经纶梵本二百四十夹，由海路抵达广州登陆，继而北上至南京谒见梁武帝。时逢“侯景之乱”，展转漂流，居无定所，困难重重，但一直也未曾放弃过译业。一生也曾翻译了大量的典籍，《开元释教录》刊定译籍为49部142卷，有著名的《摄大乘论》3卷，是中国四大译经师之一。
隋代的达磨芨多（？——619），意译为“法密”，南印度人，于隋开皇十年（590）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因受隋文帝之请，曾到达当时京城长安的大兴善寺从事翻译事业，于开皇十二和北印度的闍那崛多合译出《添品妙法莲花经》8卷。在洛阳上林园也组织过译场，于唐武德二年于洛阳入寂。译典还有《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并文义澄洁，华质流畅。
唐代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成就最高的著名高僧，同时也是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他是洛州缑氏（今河南省堰师县南）人，少年出家，广学多闻，因叹中原大乘典籍不全，发愿决意西行求法。于贞观三年八月偷偷离开长安，独自奔赴西域求法，至贞观十九年正月廿四日抵达长安。据史料记载大师西行求法，往返17年，行程5万里，所见所闻138国，其中求历110国，请回经纶520夹，657部，佛舍利150粒，金檀佛像7尊，还带回了花果种籽等物，此次西行，艰苦卓绝，震撼古今。翻译了大量经论，其《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第577卷第9分。
唐代的义净三藏是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人，幼年出家，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兼习，今古博通。因仰慕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精神，曾于唐高宗咸亨二年从广州泛海南游印度，取回了大量的梵文经典，回国后一直的长安、洛阳组织佛经的翻译，翻译经律论共56部230卷（据《真元新定释教目录》），注疏也较宏富。
凡六种译本，本同文异，繁简各别，其大致内容基本相同，阅者若能平等看待，则相互参照不无小补。佛经是佛陀亲口所宣，但经文是由诸大弟子相互传诵结集而成，这势必要划分归类，以便于后人寻阅。又经过各地的译经大师翻译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字，广流其他各地，而各个译师在翻译的时候，势必也各有所偏重。所以，阅经贵在贯通前后经文，透过文字关而会得经意。并且要广泛的浏览群经，特别是同本异译的经典更应相互参阅，因为佛经的特点是同一经中前文解后文，后文解前文；此经解彼经，彼经解此经。故大凡阅经者，不可不知前后经文的贯穿，彼此经典的该摄。
而《金刚经》六种译本的译人有天竺的、东土的，如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达磨芨多是从天竺来东土的翻译家；唐代玄奘、义净则是西行求法回来的东土翻译家。天竺僧人是在兼通汉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为了使佛法适应中国的风俗，易于被人们接受，一般是采取意译形式，力求文字的简洁，义理的贯通；而东土僧人则是西行求法，在通晓梵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翻译，一般是以包容的宽阔胸怀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以补本土文化的不足，所以多则采取直译的方法，力求翻译的准确，确保梵本的原貌。
从经名来看，六种原译本各有繁简、偏重的不同，这点不可不注意。前三种没有“能断”二字，后三种则有“能断”二字，这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前者偏重于般若“真空不空”意旨的传播，后者则偏重于毗昙“幻有非有“的阐发。唐义净法师又有“佛说”二字的强调，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此经看似虽由须菩提尊者发问而说，实则由佛陀自己所说。
从经文的内容看，六种译本没有多大的出入，只是有简略的不同而已。其文字长短也不相上下，若相互参阅对理解经文意旨是很有帮助的。但因姚秦译本文字简洁、义理丰富，历不泛疏，为最广流通之本。

（二）《金刚经》的流通

对于六种原译本的异同，就没有必要去再探讨了，因为从被人们广为传诵与被受欢迎的程度足以说明了一切。因此在这里只对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关系密切的罗什大师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展开探讨。
佛教的经典，在中国翻译流传的有数万卷之多，浩如烟海，“望洋兴叹”，“汗牛充栋”，相应地在这所有经典中注疏最为宏富的就要说是《金刚经》了。《金刚经》是属于般若系的典籍，而般若经典大约于东汉末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地翻译流传于东土了，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盛行于教界。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掀起了“玄学”运动，人人推行老庄之学，崇尚“虚无”思想，这却恰恰与《般若经》里所阐发的“真空不空”之“空”在表面上颇为相似，而究其实质则大相径庭。但这也触发了那些玄学崇拜者研究《般若》的兴趣，于是纷纷兴起了《般若》学的热潮，这也曾经是《般若》学拥有辉煌的时期，最终也形成了《般若》学弘传史上的“六家七宗”。可是，这时的经典翻译由于未形成完备的规模，由于时空等种种的局限，经典的翻译难免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当时人们对般若空的思想未能正确的理解，往往其概念与老庄的“虚无”而混同。
因前秦符坚皇帝的攻打龟兹，吕温大将的强据西凉，开始了罗什大师17年之久的流浪漂泊生涯，正因如此酿造了大师深入民间精通通汉文、了解风土人情的殊胜因缘，这也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东土翻译烩炙人口的大量经典，赢得了人们的千古赞颂。大师西来应姚兴皇帝之请，翻译了《大品般若经》，《金刚经》就是其中的一品，但大师对此品又进行了单独的翻译，可见其重要性了。
罗什大师的《金刚经》单行本是六种译本中最早的翻译，而当今普遍流行的正是此本，这无疑地说明了独被于教界的原因。无论是从语言文字的简洁流畅，还是从翻译内容的忠实可信程度，或者是义理结构的组织严密，其他译本实在是无可媲美的。
就从历代的注疏来看，几乎全是征对罗什大师的译本注解的。现存的五十三注解中就连玄奘大师的得意门生窥基大师，也是从唯识的角度对罗什大师的译本作了《金刚般若经赞述》二卷。
最早对《金刚经》做注解的是罗什大师的得意弟子——僧肇大师，他有《金刚经注》一书。其次有各家宗派的不同注疏，如天台智者大师从天台的角度注解的《金刚般若经疏》一卷，吉藏大师从三论的角度注解的《金刚般若疏》四卷，宗密大师从禅教融合的角度注解的《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还有藕益大师的《金刚破空论》，憨山大师的《金刚经直解》，民国时代谛闲大师的《金刚经新疏》，这些典籍都被收藏在了《大正新修大藏经》里了。
关于抄写流通《金刚经》更不用说了，如杰出的书法家柳公权、欧阳洵、董其昌等人都曾经展转抄写《金刚经》，以其精湛的书法而结缘流通世人。近代在敦煌石窟里发现了《金刚经》的手抄本，现在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的我国宋代第一部木刻板，亦是《金刚经》，足见此经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
《金刚经》，文人墨客因爱其文字的优美动听而去读诵，哲学家因慕其哲理的玄妙而专门研究，思想家因鉴其伦理的伟大而专门从事演讲、解说；行菩萨道者以此经为标准，习禅观者以此经为指南。至于民间徒众更广读诵受持，就连买点心的老婆子都知道“三心不可得”的深奥道理。世人因受持此经而得特别感应者不计其数，在《金刚经灵感记》里记述了很多灵感事迹。
总之，《金刚经》这部经是有她特殊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不可以心思口议，读诵受持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难怪她成为千百年来广为人们相互传诵受持。今天，更希望这部家晓户喻的宝典遍及天涯海角，照亮人间的愚痴，迎来人间的美好，创建人间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