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佛学院　心皓法师

　　山林佛教是与都市佛教相对而言的，佛教早期是以山林修行为主，古代大德多在水边林下，山岩石窟，独自用功修行，如《法华经?序品》偈曰：“又见菩萨离诸戏笑，及痴眷属，亲近智者，一心除乱，摄念山林，亿千万岁，以求佛道。”佛教初传中国之时，寺院极少，依寂静处苦修成就的高僧十分之多，这大概是得力于环境的寂静有助于一心修行的缘故，所谓境空则心易空。修习天台止观前方便的重要一条即是闲居静处，闲是不作众事，不与世间一切有为之法相应，放下世间一切杂务。静是指居处无愦闹而远离一切尘劳烦恼，这些环境都较利于修习禅定。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不断发展，寺院的日益增多与僧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志愿在山林修行的人越来越少了，更多则是在城市喧嚣中扰攘一生，无所成就，甚至因定力不足而造业堕落。因此提倡山林佛教的修行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这是僧人出世化他，弘法利生之前的一个重要自修阶段。

　　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十分重视山林修道的积极作用。他一生的出家弘法生涯中，共有两个自行化他的阶段 ，第一个自行阶段是在大苏山亲近慧思修学法华三昧的七年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入住天台山九年的隐修生涯。其中天台隐修是他为加强修证而实践止观的一个重要的自行阶段。

　　陈光大元年（567），智者师事慧思七年后，奉其师“传灯化物，莫作最后断种人”之严命与“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的指示，偕法侣二十七人至陈的京城金陵弘化。在金陵弘法的八年，大师以其高超禅法，博学辩才和崇高德行赢得了朝野僧俗的共同敬重，但他却在其弘法的高峰选择离开这座繁荣的大都市，远赴舟车不至的天台山，实修止观。

　　智者不顾陈朝君臣的挽留劝请决意隐修天台，是有其不得已苦衷的。他之所以离开金陵，是因为“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得法是一种修行证悟的表现，它是通过精进禅修才有的现象，并不是单靠听闻佛法就能获得的，而且弟子修道成就时，必须有师父加以印可。智者在金陵除了讲经外，也时常领众坐禅。他说“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虽然共住的人越来越多，但证悟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令注重弘法质量的智者深感失望。与其对听众徒讲佛法义理，无修无证，自他俱损，度众的劳顿犹如法箭虚发，不如自己再去天台隐修一番，以增强定慧之资。

　　智者的“徒众转多，得法转少”一言看似平常，实际却包含着对金陵佛学风气的严厉批评。他是以北方禅僧的身分到南方弘法的，在金陵，除了宣讲《法华经》和《大智度论》外，还有意“创宏禅法”，期间完成了《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讲说。当时南方佛学偏重义理，金陵号称“义学首府”，玄谈论辩之风炽盛，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学义理的发展，然至其末流，则“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而北方来的智顗禅师止观并举、定慧双开，南方大德深为大师的佛学造诣折服，皆“延颈倾耳，叹所未闻”，连在梁陈之世享有盛名的大忍法师也来请益于他，乐而忘返。尽管智者尽量融合南义北禅的风气，但清谈玄辩的恶习非短时期内所能扭转。

　　为了遏止这种义理玄谈的流害遍及整个江南，培养踏实的宗教行履精神，他毅然以身作则，离开文人荟萃，僧徒云集的金陵佛学中心而去边远地区的天台隐修。作为一个有巨大宗教影响力的宗师，他的这一举动无疑影响了当时的佛学风气，也开辟了后来天台止观并重的风格。

　　他的决意隐修，并非如陈宣帝挽留诏书中所说的“独善一二”，而是为更有坚实力量可以荷负正法，传灯化物。智者少年时以“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发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己重任”，乃至于梦中亦发愿“学得三世佛法，对千部论师说之无碍，不唐世间四事恩惠。”这种宏誓大愿正是他一生弘法利生不竭的动力，所以他一辈子致力于造寺度僧，弘扬佛法，培养弟子，为了度他，不惜损害自己修行 ，直至石城入灭，仍念念不忘天台佛教的发扬光大。

　　此外，智者与慧思一样，亲身经历了末法的体验。这也是他萌生隐修之念的一个因缘。智者辞别金陵的前一年，正值北周武帝灭佛，几使北地佛教完全毁灭，许多僧尼南下避难，金陵佛教又呈复杂局面。这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虽是卫元嵩等人的煽动所致，佛教内部破法坏法的不如法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朝时期许多人为逃避国家刑律的惩罚，免除租调徭役之苦而出家，致使寺院纲纪败坏，僧人道德日下。这些不良现象正是经典所说末法时代的一些具体象征。智者也说过，若僧众“放舍禁戒，无非不造，罪积山岳”，必然损害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遂令百姓忽之如草，国王大臣因灭佛法”，认为北周武帝的灭法事件直接和此类行为相关。正是由于时值末法，更激励其对佛教之整体及其个人佛学思想作进一步的反思，如其师慧思一样奋起振兴佛教，力挽狂澜。

　　总之，智者的决心离开金陵入隐天台，创建山林佛教，不但有着微妙的个人因素，也有佛教自身发展的原因，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他的这一决定，既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可谓用心良苦，不管从哪方面看，无论对其自身的禅悟，还是天台僧团的建立，乃至止观学说的创建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智者大师进行了一番认真反省后，乃遣散门人，随顺一己潜隐林泽之素怀，于陈太建七年（597）秋离开金陵，径往浙江天台山隐修。当时只有少数弟子随从他一起来到天台山。其中有后来的国清寺住持智越，还有慧绰、慧拔、法彦等人。他们在“佛陇艰阻，舟车不至，年既失稔”的艰苦时期，能够“僧众随缘，师共慧绰，种苣拾橡，安贫无戚”，体现了智者师徒隐山修道的坚定信念。智者在山上还时常对僧俗讲经，陈郡袁子雄与庾崇二人登山，正值智者说《净名经》，“遂斋戒连辰，专心听法”。袁子雄在天台山上看到“梵僧数十，皆手擎香炉，从山而出，登桥入堂，威仪溢目，香烟彻鼻”，于是发心在山上建一座讲堂。智者在天台山隐修期间还得到陈王朝的经济支持，又感化了陈文皇太子永阳王“躬行方等，眷属同禀净戒，昼餐讲说，夜习坐禅。”智者所居的天台山佛教僧团在他的昼讲夜禅的修学模式下逐渐扩大，成为后来天台宗的根本发源地。

　　天台隐居期间，智者通过对禅教止观的更系统研习，逐渐圆熟了天台教学的思想根基，他的代表作三大部正是酝酿于这一时期，而后出山才能畅其心怀为众宣讲，形成独特的天台教观体系。因此，智者的天台隐居，完成了对数百年中国佛教的反省，提出了如何克服佛教危机、摆脱末法影响的具体方案。

　　有了九年隐居的深刻体验，智者大师建设山林佛教的理念日益加强，他希望后学僧人能通过止观之修习，完善宗教情操，为将来佛法的光大做好内修外弘之准备。智者晚年为僧众立制度、定忏仪，以教规及修行方法来完善教理内容，并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静地建立天台道场，这些做法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智者大师的山林佛教并非消极地遁世隐修，而是以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林为基地创建僧团并积极又随缘地做弘法事业。虽然世移时变，山林佛教的模式未必完全适应当今佛教徒的生活修行空间外缘，但在山林养道的理念仍是值得推广的。僧人一生的修学如能在一定阶段内于山林寺院静修养心，思维佛法，圆润定慧，对于化他阶段的传教弘法、办学育僧、投入慈善救济等是极为有利的，也是僧人修道从小隐于山到大隐于市的一条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