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隐道崇禅师,号南滨隐人，是清初活跃于西南一带著名的临济宗大师之一。他在清康熙年初(另说清顺治18年)来凤冈王寨中华山创建禅寺,培育弟子,引教开宗,接引信众,以中兴禅宗佛教为已任,佛荫教泽遍布黔地及滇川。其斐然之绩载入《黔南会灯录》、《锦江会灯录》等佛家经世典籍中，并以在当时西南佛学界的影响使王寨中华山名噪黔地，被信徒及周边各郡官士视为皈依圣地。300多年后，中华山寺庙在历代浩劫中已灰飞烟灭，只留得天隐禅师的手迹“万古徽猷”石刻于悬崖之上。除此之外，我们也只能以一怀幽古之情，在民间传说和历代典籍中去寻找大师远去的身影。人虽去，名还在，身虽没，迹犹存。天隐禅师到底何许人？他在临济禅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他是传说中的明室朱氏之后还是亡明遗臣？“万古徽猷”石刻到底蕴含着禅师怎样一颗佛心？今天，我们寻找天隐禅师留下的历史谜团，不管是开发凤冈旅游资源，还是挖掘地方文化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大有裨益的。
　　天隐禅师“皇室说”
　　天隐道崇禅师在王寨中华山开山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由于经过历代浩劫，相关资料大多散失，就连中华山寺庙遗址也无半片瓦砾，只有散落在四处的庙基石料默默承受着300年的无情风雨。由于民众对中华山及天隐禅师始终有一种虔诚的怀想，天隐在民众心中自然升华成高大的精神偶像，并逐渐被人们神化，种种版本的传说便应时而生,其中有关他是明室朱氏之后或亡民遗臣的传闻尤为热闹。
　　最早执此说法的是刘天禄在民国27年（1938年）的诗作《雨庭寒喧》中，就有天隐禅师是“朱氏之后”或“亡民遗臣”的迹象。刘诗如下：空斋无酒度清宵，闲与老僧话寂寥。问到钵衣夸始祖，曾得冠冕弃前朝。迷津应向禅林问，清福原非宦海消。几度沉吟真如谛，小峦风雨助推敲”。此诗清秀空灵,晶莹如玉,于隽永中泛着一种扑面古意。同时也向我们证明了天隐“皇室说”民国时早有之。不难发现诗中“冠冕”（指做官人的帽子），“前朝”（意指明朝），“宦海”（指官场），就足可证明这一点。后来凤冈文史爱好者干国禄先生在他《凤冈军事史略》一书中，就“天隐”、“中华山”、“万古徽猷”之寓意推测道：
　　天隐：天是封建王朝时人们最忌讳使用的汉字，因为它代表着“大”，往往是君王的“专利”。更不说一个佛门僧人敢以“天”字冠号。天隐,顾名思义就是最大的人物隐遁空门的意思。是否暗喻了天隐就是永历帝朱由榔之后或明室旧臣呢？
　　中华山：此山原名昆卢山，天隐循迹此山后始得其名。中华大地曾是大明朱氏的天下，今朝易之满人，作为亡国君臣，目睹国破家亡，恨无回天之力，遂将隐居之地取名“中华山”，聊以思念故国乡土。
　　万古徽猷：此四字系天隐禅师所书，镌刻于百米悬崖上，笔法圆润，刀功精湛，系阴刻，笔划涂有红色，数里之外清晰可见。此石刻没落款，天隐禅师为何不落款呢？令人费解。万古乃千古之意；徽猷，《辞源》解释：“徽猷，高明的谋略”。天隐禅师遁迹空门题字不落款，怕暴露自己特殊的身份，自是千古以来高明之略，内心难言之事尽在其中。此说后来又被笔者写进《探幽中华山》、《偶得遗诗觅天隐》诸文中，导致以讹传讹。当然随着现在我们对天隐禅师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与干先生已取消了天隐“皇室说”。2007年9月12日由遵义市政府组织召开的“纪念黎庶昌诞辰170周年暨沙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中国佛学研究学者王路平先生。我就中华山天隐禅师有关疑问请教王先生，他否定了天隐“皇室说”。后来，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曾祥铣在我的散文集《我走我路》序言中也特别提到天隐禅师。他写道：“天隐即天隐道崇，文中所引民间关于他是明王室后裔的传闻不确。丈雪通醉的《锦江禅灯录》和善一如纯的《黔南会灯录》皆有明确记载，他是敏树如相的法嗣弟子，为垫江毕氏子。”进一步否定了天隐“皇室说”。
　　这种天隐“皇室说”的形成也有特殊的历史关系，明朝崇祯皇帝自煤山自尽后，朱氏江山土崩瓦解。后随着满人入关，农民起义军孙可望、李定国大举联明抗清旗帜，拥桂王朱由榔为帝，在凄风苦雨中建立了南明永历王朝，建都贵州安龙县。后永历王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金蝉寺后，亡明遗臣忠君守节，纷纷逃禅出家，潜入黔地。如活动在湄潭、余庆的钱帮岂，号大错和尚，系明崇祯时云南巡抚。居湄潭天目寺天目大师，原是明时东阁大学士，兵礼二部尚书。再如大友和尚陈大相，原河南道御史等。但均无天隐是“皇室”或“遗臣”的记叙。根据以上种种可靠资料的佐证，我们只能把天隐“皇室说”归类为民间传说了。
　　天隐禅师“卢氏说”
　　有关中华山天隐禅师最早的记载是康熙48年(1709年 )县令张其文编撰的《龙泉县志稿》，在山川名胜一目中清楚记载 ：“中华山，在县城东九十余里。路径深邃幽静，山岩崇峻秀霭。建有古刹一所。门前宽敞，坦周围皆石，大小高低错落入古。当面一石如盘，约高二丈，大如‘之’，亦极古雅，石脊、石麓多古梅古树，番上亦多刻游人诗。初春游此，梅香扑鼻，令人尘嚣都捐。门外一望绣壤平畴，郁葱可爱。刹后右侧一石山，高数十丈，僧天隐刻‘万古徽猷’四字于顶。知县张其文匾其刹‘居然文华’”。
　　此记在“山川名胜”一目26处凤冈名胜记载中着墨最多，可见中华山在当时之盛况。由于知县所著之文时间是在康熙48年，这时中华山香火正盛，根据天隐诗部分作落款时间分析此时天隐应逝世不久，所以康熙版《龙泉县志稿》可信无疑，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记叙天隐生世及俗姓。但是在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凤冈县志》大事记一目中却记道“清顺治18年（1661年），明遗臣卢某隐居县中华山，称天隐和尚，书刻“万古徽猷”四字于崖壁，至今犹存”。其中说道天隐不但是明朝遗臣还指出俗家姓卢,此说不知源于何处,弗人所思。笔者还在释心照法师《黔北佛教发展特点》一文中读到“天隐，俗姓卢，凤冈人，（明）永历15年出家，隐于中华山，号天隐和尚，留有‘万古徽猷’石刻。”这种记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还是另有发现,笔者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肯定,传说的版本愈多愈证明天隐在民众心中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