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味”、“茶禅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为一的集中体现。根据文献记载，中国人饮茶习俗的形成与佛教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均始于东汉时期。
　　佛教僧人生活来源最早依靠乞讨和施主布施，一部分来自政府部门直接供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流民，一变而为游僧。乃至禅宗四祖道信时，实行“作”“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创举。这里的“作”为“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道信号召手下的门人都去从事生产劳动，以便“得一口食塞饥疮。”他在黄梅双峰山聚结500多名禅众定居，垦荒耕种，自给自足，正式把通过劳动解决吃饭问题作为禅门一件大事来做，且列进禅行之中，为当时的流民逃僧创建了一个世外桃源。“坐”即“坐禅“，坐而修禅的意思。坐禅要求僧人静坐敛心，集中思维，专注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以期大彻大悟。
　　到禅宗五祖弘忍时，“作”“坐”已定型化，并在禅思想上有所创新。弘忍把禅贯穿于日常劳动生产之中，且进而把劳动生产提高到禅，而不是一般地将禅贯穿于世俗生活。
　　由达摩提出的关于众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经历道信、弘忍的变革，正式形成中国禅宗，并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解脱为中心教义的立宗工作。这就为长期流动的禅僧们最终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组建起一个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社会群体。
　　自坐禅进入佛教僧徒的宗教修持生活和禅众从事农耕生产一开始，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动，成为佛教寺院一大劳作。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脚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夭为一期，此外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和不食荤。这样既能提神醒脑，驱除疲劳困倦，又能使清心修行的茶成为禅僧必不可少的饮料。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作用，为越来越多的僧人所亲身体验。唐代《封氏闻见录》载，泰山灵岩寺降魔藏“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诗句，更是生动描述了老僧参禅烹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风行时，寺院种茶、制茶也盛行起来。许多寺院都建有茶园。随着饮茶者日益增多，僧人便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了历代名山大川寺院出名茶的特殊现象。如碧螺春(碧萝春)茶，产自江苏洞庭山碧萝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沸汤清澈鲜绿。乌龙茶的始祖为福建武夷寺禅僧制作最佳。鹿苑茶产于湖北远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凉。苏东坡用贡茶大龙团换取的垂云茶，则产自浙江杭州宝严院垂云寺。不少贡茶也产于寺院，如著名的顾渚山的贡茶紫笋，最早产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爱饮的君山银针，则产自君山白鹤寺，每年进贡仅18斤。随时光流逝，盛衰衍变，有些曾产自佛寺、一度享有盛誉的名茶，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历史湮没，最后绝了种，如苏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阳观音寺的观音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绍兴云门寺的云门茶，西山白云寺的白云茶等。
　　我国今天的名茶，仍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佛寺茶园，如黄山毛峰就生长在松合庵、昂桥庵、云谷寺一带;碧螺春产于东山洞庭寺;龙井来自杭州龙井寺，大红袍种植在武夷山天心观，松萝产自徽州松萝庵。庐山云雾出自庐山招寺，蒙顶云雾则出产于蒙山智炬寺等等。
　　饮茶与佛教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据古书记载，唐宋时代的名刹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禅僧们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吸饮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悬挂着“茶鼓”，按时击鼓召集众僧饮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鸳院，夕阳欲压箱沂城”，描绘了一幅茶鼓声下寺院幽寂苍远的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僧人称之谓“茶头”。一些寺院门前还有“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萨、祖师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饮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等。禅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饮茶，后再礼佛。饭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丛林还立下规则，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新住持晋山时举行点茶、点汤仪式，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仪轨。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奉佛教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之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以茶敬佛到了宋代，发展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物象表演，实际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录》曾有此记载，“茶至唐渐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鱼，但须臾就散灭。时人谓之‘茶百戏’”。与“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书法”。《蚌茗录》中还讲述了一个禅僧在茶汤中“写诗”与吟诗的故事。唐宋时代“斗茶”也十分时行。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各种茶叶质量，决出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极品茶，遂后斗茶风遍及各地。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和章眠从事斗茶歌》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斗茶场面。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说由此产生。茶与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体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吸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溢。参禅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整个茶事过程，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吸茗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含了体味、领悟自然真谛的哲理，并以此体悟佛性和超凡脱俗意韵，所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至理之极。
　　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公案“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五灯会元》卷四详细地记叙了此事。赵州从诊禅师问新到僧人:“曾到此间么?”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人，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间“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招唤院主，院主应诺，赵州便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回答，正是反映了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分别，即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者相识与不相识，只要真心诚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境界。“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有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对此，现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也曾题诗曰：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诞生在中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休”这一文化思想与哲学观念，后与佛教、饮茶一起东传到日本。日本高僧荣西禅师在中国留学期间，除钻研佛经外主要埋头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国时带回许多经书与茶种，曾著《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经典论著。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高徒村田珠光根据荣西的“吃茶养生”的观点，在一休师父和赵州禅师“吃茶去”思想的启迪下，创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干利休时为适应民众反对内乱、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将茶道的禅意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由此日本的茶道完全继承了中国“茶禅一体”的思想，因此日本山上宗说“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令天“茶禅一体”思想在东流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我国虽渐趋冷落，但作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茶文化，近几年已有部分恢复，“茶禅一体”的研究也将会给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