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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禅宗在我国西南的传播
地处我国西南者，有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区以及湘西、鄂西地区。西藏禅宗不振，临济流传最盛者，以四川、云南、贵州为尤。
西藏佛教自印度传人，以密教为主。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据沙州(今甘肃敦煌)，时距六祖圆寂(713)仅数十年，而曹溪禅法已盛行其地。藏王赤松德赞命当地著名南宗禅师大乘和尚(一作摩诃衍那，或玛哈雅那)赴吐蕃传教，他在拉萨及扎玛(今扎囊县桑耶寺附近)等地传授顿悟法门。赤松德赞妃没卢氏贵族妇女三十余人，均从他受戒，出家为尼。西藏开始有了禅宗，并得到多数人的信仰。惟“伯央和坝惹达那等少数人仍宗菩提萨埵之规，因此发生了两种见解不同的争论”。约于德宗贞元八至十年(792-794)，藏王从印度请来阿阇黎莲花戒与大乘和尚辩论，伯央和耶喜旺波也参加，大乘和尚先胜后负。藏王遂令“从今以后，见，应依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蜜》而修学，不许再作‘顿门’之宗规”(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175-177页)。大乘和尚被迫返回沙州继续传授，备受当地人尊崇，称之为“国德”、“大德”、“蕃大德”。禅宗“顿门”在西藏的影响，遂从此衰歇。
四川开化甚早，远在六朝刘宋初期，于四川习禅并弘传者，蜀人有法期、普恒；北人有法成、慧览、道法、智锰等，并驾荆州，远较建业为盛，盖江南素重义学故也(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方之禅法净土与戒律》)。其后禅宗创立，四川禅匠，亦代不乏人。唐初，为六祖塑像，曲尽其妙，因得“摩顶授记，永与人天为福田者”（《坛经。机缘品》）蜀僧方辨是也。六祖谓南岳“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景德传灯录》)卷五)。马驹者，即临济宗祖(六祖下第三代)汉州什邡人(今四川什邡县)马祖道一也。唐代宗大历中(766-779)，马祖弘传“顿门”于江西，四方学者云集座下，入室弟子139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门庭之盛，为他方所不及，故曰“踏杀天下人”。马祖下四世，出临济义玄禅师，临济下八世，出黄龙慧南、杨岐方会二支。杨岐最盛，为临济正宗。其下三世，出五祖山法演禅师。法演为北宋时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人)，在成都习《百法》、《唯识》两论，后往白云山参守端得法。其下出三杰，（见前）三杰惟佛果克勤得法演真髓。克勤亦四川彭州(今四川彭县）人，得法后，于北宋哲宗崇宁中(1102-1106)开法成都之六祖寺，改名昭觉寺。自六朝以来，四川禅法与禅宗，联绵不绝。临济法乳入川，亦在北宋，惟风树不广，宋、元、明赖虎丘绍隆一系蕃衍。明自万历以后，破山海明大师出，门庭极盛，其徒遍及川黔，临济宗风大振。
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年)，四川大竹人，俗姓蹇。“年十九出家姜家庵，听论主说《楞严》，至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诣主请益，未决。出蜀，遍参憨山清、博山来、云门澄诸老不契，乃住破头山猛力参究。后参悟(密云圆悟)和尚，得付法衣。师住东塔三载，旋应铜梁之请，历主大峨、万峰、中庆、凤山、楼台、祥符、无际、盘龙、佛恩、双桂十刹，宗风远播。后当蜀变，师以化导，不辞腥秽(按破山曾劝李立阳止杀。李曰：“和尚吃肉，我即不杀人”。逐为吃肉数片)，降服群魔，救免戮杀者，亿万万计。师无疾坐逝于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梦授一扇，守展读其偈曰：‘屐声滑滑响苍苔，老去寻山亦快哉!回首五云堪一笑，淡然潇洒出尘埃’。觉即遽候，而师已化去矣。郡守惊异，语录刊布行世。”(《揞黑豆集》)卷六。
他的大弟子丈雪通醉说他：“初参博山，语风收拾不住，后上金粟密云悟处，见而印可，开法禾之福城，次归梁山(在四川梁山县东北，与万县接界)，大振‘马驹’之道，二十有余稔。”(《锦江禅灯》卷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丈雪认为破山得于密云悟处的临济宗风，即“马驹”之道。马祖“即心即佛”，这是六祖开示法海的机缘语句，马祖提倡，悟者极多；恐人落于窠臼，又唱“非心非佛”。或遮或表，总归见性成佛，不离本地风光。(《锦江禅灯》在破山下列举有录者三十四人，止有名号无录者五十三人，共八十七人之多，居全《灯》之首。且子孙蕃衍，瓜瓞绵绵，遍布川黔，远及滇南。明季以来，西南临济宗风与东南并盛，破山提揭之功伟矣!
云南西北与印度毗连，竺乾之法传入甚早。袁嘉谷谓“滇之法源，厥为迦叶，迦叶传世尊正法眼藏。入鸡足山席草而坐。世尊入灭，迦叶接地，住世四十五年。彼时阿难亲刻尊者像一尊，遗于华首门，今宾川鸡足山迦叶殿所供小像是也。谢东山曰：‘周时滇为西域，未与中国通，迦叶以鸡足道场。’当时滇未开化于东夏，而先传法于西竺。尊者远栖此邦，不立文字。灵迹瑞相，不可殚述。 为滇王，崇奉佛教，不忍杀生。故周秦之世，佛教已入滇，而庄开滇，实行其教。滇开自楚，汉置郡县，宗风久播，尤不待东汉始有佛法。未有译经之时，佛道已东入滇境，无可疑也。南诏时开始建佛寺，有昆明之圆通寺，姚州兴宝寺，曲靖崇真寺，宜良崇真寺、灵会寺，石屏秀山寺、善觉寺，大理崇奉寺等。南诏时之佛化，不惟盛于国中，亦且延及交缅”。“南诏北院通禅师，蒙氏第三子也。辞王出家遍游天下，初参夹山，次谒洞山，有省，乃为法嗣，开法西川。阖毗和尚，南诏神武之王弟也。均能解脱尘机，敝屣高位。五季时中原丧乱，滇亦有蒙、郑、赵、杨、段五姓变迁，然而滇之释教，则未尝替也。南诏之后，继以大理，段氏建国三百一十五年。升庵《滇载记》，逊帝位为僧者四人：里英、素名、素隆、正明。圆鼎《滇释记》则曰‘禅位为僧者七人’。”(《卧雪堂文集·滇南释教论》)可见当时佛化之鼎盛。大理国之亡，亡于异族之蒙古，虽然，国改而佛俗不改，民犹是也，教犹是也。
袁氏谓“滇之法源，厥为迦叶”，居《付法藏因缘传》，迦叶为禅宗竺乾初祖，是滇南之有禅宗，远在先秦。惟其继续自西传入者多为密教，自东传入者，多属教观。元时，滇僧玄鉴无照”“见中峰后，始易教为禅，滇南之有禅宗，自玄鉴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谓中峰者，即杭州天目山中峰明本（1263—1323）禅师是也。中峰自幼求佛，后参天目山高峰妙和尚，大悟。赐号普应国师。有《广录》三十卷行世。当时公卿大夫如敬威卿、赵子昂、接师言容，无不歆慕终身。中峰固临济宗巨擘也。然则元时滇南开始有禅宗，即开始有临济。袁氏谓临济传入滇南有三时期，他说：
李享山云：禅宗析为二，南宗最盛。南宗又析为五，临济最盛。元至正中，明本住天目山，世所称为中峰和尚者，滇僧照本、圆护、普通、无照，俱往受法归。教迤西东，是为临济宗入滇最初时代。明本十一传至圆悟，明万历中住天童山，称密云和尚。滇僧彻庸、洪如往参礼焉，是临济宗入滇极盛时代。圆悟传通贤，通贤传完壁。完壁崇祯中住荆南开圣禅院，称砖镜和尚。禅师实受其法，以命入滇，住蒙化之竹林，继迁顺宁之善法，继又迁富民之法华，路南之弥勒，云州之五福，昆明之慈云。嵩山有至者，时在清朝顺治、康熙间，是为临济宗入滇中兴时代。埜竹禅师说法度人，机用真切，能使人悟明心地，可达诸缘。凡两树法幢，度弟子以千计，谓出家之雄者非欤。(前揭《滇南释教论》)
袁氏文中的无照，即前面所谈到的玄鉴禅师的字，素习教观，见中峰后始易教为禅者。彻庸即周理之字，礼鸡山大觉遍周为师，嗣法密云，但不在十二大弟子之列。曾取古庭高足大巍所著《竹室集》及朗目和尚(朗目亦临济宗人，兰风法嗣，径山宗杲下十三世)所著《浮山法句》，合滇南诸名德小传，汇为一编，题曰《曹溪一滴》。洪如字无住，崇祯初，曾随本师彻庸参密云圆悟于天童，归后开坛洱海水目寺，尝与鸡足高僧幻空结莲社于妙峰、龙山诸刹，修来世因，禅净兼综。其下出诗僧担当(即遗民唐泰，字大来)，有《橛庵草》、《担当遗诗》传世。徐霞客谓其诗、书、画俱得董玄宰三昧。完壁即山晖行浣，四川夔州新宁人，姓侯氏，得法于破山嗣栖灵拙和尚。因破山赠诗有“砖镜照人心胆寒”之句，因字砖镜。后到吴江见报恩通贤和尚，贤以如意源流付师，更名行浣(见《山晖语录》张仁熙所撰传。)山晖久住平越开圣，做其书名《开圣禅院语录》。沅州萧元会序说他“博极经史，淹贯百家，字妙钟王，诗羞李杜，踞临济之席者，舍师而外，殆难先屈一指”。说他开坛振铎，“诸所叩发，靡弗言下了了。间即理涉深微，言难骤喻，师又广之以老庄，觉之以孔孟，再三开示以指归要道……，则师之释，释而道者也，师之道，道而儒者也。”他以儒、释、道三教共演临济宗乘的禅匠。楚竹禅师，即野竹福慧，滇南诗僧，著有《和三圣诗集》。三圣者，寒山、拾得诗，元楚石和之，野竹又遍和之也。冯甦序谓“寒、拾既以佛菩萨转身，楚石、野竹又禅林老宿，其道一矣，斯其言前后若合符节，尤非儒名、墨行者所可几。”野竹法子竹元，著《鸡肋集》、《集石门文字禅》，也是滇南高僧。
袁氏谓临济宗之盛弘于滇南，以上诸师为关键性人物，洵不诬也。
贵州夏时为禹贡荆梁二州徼处，商周为鬼方，秦属黔中郡，汉初为南夷地，隋大业末与五代时，均为蛮地，元置思州等路，分属湖广、云南、四川各行中书省，明初仍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为贵州省。其地苗岭郁积盘纡，峰峦重迭，交通梗阻，苗汉杂居，文化极为落后。僧史阙略，明以前无可述。全部《补续高僧传》，黔仅一人，曰广能，明正统间月潭寺僧，戒行精严，能伏虎。《经石滴乳集》一人，曰雪光，黔中正法寺僧，洁空通嗣。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阗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前揭陈著卷一)清康熙间黔僧善一如纯撰《黔南会灯录》云：“余行脚东南，经诸大刹，每于休夏之际，披阅传灯，见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诸省，黔中未见点墨片言。不禁掩卷叹曰：‘圣贤不择地而生，佛法遍一切处，何吾黔之独无也?是以地囿耶，抑佛法有偏耶?’抱此念十数年，及至归里，每思唐宋时所集者，谓吾黔宗教未讫，泯泯无传，固无论矣。若自明迄清，风声所树，吾黔宗教已广，各家《语录》，亦有流行，较量诸省，不相上下，何近代竟无传耶?深究其源，总以关山迢递，邮简莫及，令掭觚者无由收集尔。余不敏，敬矢厥志，不惮寒暑，躬历诸郡，汇收全黔诸家《语录》，缀以管见，编辑成书，名曰《黔南会灯录》，庶几后世披览，无遗憾焉。”又云：“吾黔宗风，兴自明末，自燕居老人，暨语嵩、云腹和尚三人入黔为破天荒。”“宗派虽云五家，近来惟洞济两宗行，在黔属济下儿孙居多，洞下仅有数人而已。”
如纯文中之燕居，即武冈州云山燕居德申禅师，忠南李氏子，破山法嗣。受师授嘱，住贵筑大兴善寺、清镇云天寺、楚江楞严寺等，后因为僧诤而离开，开法湖南武冈云山胜力寺。语嵩，即语嵩传裔禅师，破山孙，雪臂峦嗣。四川人，入黔开法于贵阳西山、息烽月望山、湖南常德德山等，其下有佛镜、佛定、佛海、佛宗等禅师。云腹，即云腹道智禅师，破山孙，象崖性琏法嗣。四川人，入黔住永宁中和寺。谓三人入黔最早，曰：“破天荒”。其实入黔最早者，尚有山晖行浣。《开圣山晖禅师语录》十一《与罗总府书》云：“黔州自生民以来，不惟不知圣人之道，亦不知道之题目，若非外护，安得说法几会如南方耶”！足见山晖与黔南开教关系极大。《黔南会灯录》不录，或偶遗之耳。山晖初师栖灵拙和尚，亦破山孙，后得法于浮石通贤，则为破山犹子矣。
四人入黔之后，子孙蕃衍极多，要皆济下儿孙。洞宗在黔弘法者：有湛然圆澄下第四代安南淡云明光、弗会传知二人(参考前揭陈著卷三)。此外《黔南会灯录》卷七，尚有宿士类十人属洞宗，十人中，居士居其半。
临济禅师对开发滇黔的贡献
陈垣先生曾云：“滇黔之开辟，有赖于僧侣，前此所未闻，吾读《徐霞客游记》，始有此感觉。霞客在鸡山，盘桓者浃月，所与游者莫非僧，所居止者莫非寺。其由元谋至大姚也，必候僧为伴；其游剑川、金华、内峡也，必约僧为导；其往永昌、石城、中台也，土人言此路舍僧无识者，霞客不信，迨至僧俗一词，乃始释然。则谓此地为僧所独占可也。盖探险一事，惟僧有此精神，行脚一事，惟僧有此习惯，兼以滇黔初辟，交通梗阻，人迹罕至，舍僧固无引路之人，舍寺更无栖托之地，其不能不以僧为伴，以寺为住者，势也。”(前揭陈著卷四)又云：“始吾阅滇黔僧传，多降龙伏虎、卓锡生泉之事，心颇厌之，继思其地开辟较迟，口说流传，自属神奇历史，所可异者，上古神话多托自神人，而滇黔文化多出自僧侣，然则滇黔之开辟，有赖于僧侣可知也。”(同上)僧侣何以能开辟落后地区。因其有拓殖之本领。“僧徒何独有此本领?则以刻苦习劳冒险等习惯，为僧徒所恒有，往往一瓢一笠，即可遍行天下。故凡政治势力未到之地，宗教势力恒先达之。”(同上)此其一。洞宗觉浪道盛禅师有云：“世语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世人自有所系，不能到耳。即今五岳群峦，穷海绝岛，不是龙蛇之所蛰，即鬼怪之所栖，不为逃亡之所依，即奸盗之所伏。自非离尘拔俗，不求声色货利之人；忘形死心，弗恋恩爱名利之士，安能孤踪只影，入无烟火之乡，涉险跻危，造不耕织之地乎!”(《觉浪全录》二十四)此其二。前者与宗门弘法利生的入世精神有关；后者与超脱尘劳的出世思想有关。入世为出世的蹊径，出世为入世的归宿，二者固不相违也。
佛教(主要是临济宗)传入滇黔后，加速了开发滇黔的进程，包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方面。加速开发精神文明的进程，可从三方见到：
一、创建寺庙，为当地学者提供读书和讲学的场地。
明自中叶以后，滇黔寺庙，几乎遍及全省。这些寺庙，不但供禅侣们自己修持栖息，还作当地士子读书和讲学的场地。元、明以来，滇黔初辟，多未设学，合全省书院学宫之数，不及一府寺院十分之一。且多在城市，喧闹杂沓，不宜读书，当地士子只好寄读或讲学于寺院。在云南，如进士胡二峰，读书于腾越之宝峰山寺。徐霞客游滇，见所到寺院多借人读书。贵州寺院供人读书亦不例外。贵州寺院供人讲学者，尤为特出。早在明武宗正德年间，王阳明谪贵州龙场驿，即讲学于龙场之屏山庵。其后周起渭复讲学于此。江右阳明学派之著名学者邹元标，戍都匀六年，黔士多出其门，而讲学则在都匀之观音寺。麻哈艾友芝率诸弟从元标学，讲学则在州之静晖寺。(参考陈著卷三)寺院起了书院和学宫的作用。
二、学修并秀，为学者作非积学不能致之楷模。
明季禅师和空言面壁，不立语言文字不足以慑众而使圣教弘扬，是以学修并重，禅教兼综。在学问上，一面重视读经；一面从事著述。读经需有经，当时入京请经之僧络绎不绝。除朝延颁发全藏而外，寺院复请方册。滇黔寺院藏经，灿然大备。在云南鸡山一处，便有藏经十部。(参考陈著卷二)贵州全省藏经总数，虽不及云南之多，而为数也不少。其次，在西南弘法的禅师，多为法门龙象，一代宗师。他们精通教典，兼善外书，并能秉笔属辞，诗文俱擅，且勤于著述。嘉兴藏所刻普瑞之《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滇僧之巨制也。读体之《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均已入藏。并撰《一梦漫言》二卷，自述行脚事。破山弟子两生真从著《楞严经解》、《心经解》、《和归去来辞》。禹门丈雪通醉著《锦江禅灯》二十卷。其下三世、黔僧善一如纯著《黔南会灯录》八卷。破山同门汉月法藏著《五宗原》，其弟子黔僧利根继庆完刻方册藏，诗文曰《霜柏集》。其他如灵隐印文、梅溪福度、野竹福慧祖孙三代；丈雪通醉下月幢彻了、善权达位、善一如纯、天一大悦祖孙；敏树如相、赤松道领父子；以及圣可德玉、莲月印正、山晖行浣、云腹道智、恒秀明林、懒石行聆、长目光电、不磷法会诸师，均有《语录》行世。所以清代遵义著名学者郑珍有云：“余于彼教，尝轻为易知不足学。家近禹门，每过观旧遗释藏，环列一楼，而破、雪(破山与丈雪)师弟诸手迹，体正力厚，纯法二王。辄叹即渠出家之难，非不从积学可得，乃姚江、龙溪诸子，欲以一良知良能尽圣人之道，恐真正学佛者，不如是也。录雪师诗，因为吾儒三喟!”(《黔诗纪略·播雅》)
三、协助政府、化导人民
禅师阐教弘法之处，尝能协助政府，化导人民。石文成《绿萝缘起序》云：“绿萝在开阳之乐农，向为夷地。自开辟至今，山虽奇而品题不及，人虽众而教化未闻，圣贤不至，长夜千古……，独怪此亘古未闻教化，而恒师(恒秀禅师)不数年之内，能使远近莫不尊亲，何法之神欤!”恒秀诗亦云：“绿杨峰下乐农村，浅水平湖亦可耕，富庶如今通至化，弦歌不减武城声。”恒秀为破山再传弟子。在绿萝寺数年，使当地居民既富庶又尊亲，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硕果，何法之神欤?无他，以德化人而已矣。大慧禅师曾云：“余虽学佛，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紫柏老人读《长沙志·忠义李芾传》，泪直迸洒。忠义之心，禅师与先贤无异。祖复立禅，万历初游庐山，精修禅定，胁不至席者五十余年。后入滇上永昌宝台山，为焚二指，募创金光梵宇，及闻明祚告终，遂断食饮水者三七日，说偈而逝。此其一。云南腾越打鹰山，宝藏与其徒径空初至，龛坐蓬处者二年，州人感动，争负水运竹，为结一楹。其后宝藏独坐空山，其徒径空下山募化，为燃一指。此其二。两生曾致书破山再传半月，为遵义令高洪借禹门《大阿弥陀经》，言高护法有念佛超宗之集，欲得此经印证。半月复书云：“迩闻高公苛政非刑，无丝毫恻隐；若慈悯残黎，即达摩老子觌面现在……冀和尚曲垂方便，导其良策，使播地回春，法门多幸。莫随水放舟，诱坏人家男女。”(陈著卷四、卷一)此其三。曲靖护国寺大乘禅师，苦口损体以供大众。有予衣者，辄复与人，有饷食者，已不盐不油，惟恐众口不适。夜间无具无龛，彻夜禅那不休，严寒酷暑不易。精进而无余资，苦行勤修，世所罕有。此其四。遵义掌台山寺，圣符禅师，足不越户者三十年，有时饥寒，啸歌自得，一编一钵，萧然物外。行文如烈马驭空，游龙戏水。兆蚂及谈亮均得诗文传授，遵义人才之开，圣符之功最巨。此其五。(陈著，卷五)由上所述，禅师们皆悲天悯人，尊老慈幼，爱国爱教，视政治之明暗，不啻法门之盛衰，而又损己益人，刻苦自励，安贫乐道，金针度人。故能使寺院所在之地，远近莫不尊亲。上述一二项为道问学、第三项为尊德性。尊德性而道问学，儒者之事，亦禅者之事也。
下言加速开发物质文明的进程，有两方面：一交通，二水利。
一、禅师在交通方便的贡献
明初政府令在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庵，僧人自耕自食，化他一境人民。这本身就意味着便利交通之意。此固出之政府。由禅僧自发兴建者：
(1)云南舍滋在禄丰、广通之间，为昆明至鸡山要道。天际禅师为建一庵，又捐田租每年约百石，以待十方行脚，使不致桑宿露处。庵本名慈明，王元翰因之而更名公有庵。
(2)本源禅师主普贤寺，念碧鸡关下数十里，纡回曲折，雨即泞泥。募工自夏家窑自省，障水筑堤，修桥梁、成坦途，行旅便之。
(3)贵州兴隆为楚入黔要道，德彬禅师创建月潭寺于其间。正德三年(1508年)重修，正观禅师任其劳。王阳明为记其事于石云：“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行旅之往来，日攀下上于穷岩绝壁之间，虽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云贵之途，莫不困踣烦厌，非复夙好。而惟至兹岩之下则又皆洒然开豁，心洗目醒，虽庸俦俗侣，素不知山水之游者，亦皆徘徊顾盼，相与延恋而不肯去，则慈岩之胜可知矣。岩界兴隆、偏桥之间，各数十里，行者至是，皆惫顿饥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岩麓故有寺，寺渐芜废。宪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乐兹岩之胜，悯行旅之艰，乃捐资庀材，新其寺于岩之右，使游僧正观伍其劳，指挥逖远度其工，远近施舍勤助者，欣然而集，不两月而工毕。自是饥者有所炊，劳者有所休，游观者有所舍。而兹岩之奇若增而益胜也。正观将记其事于石，适余过而请焉，是诚不可以不志也。”(《王文成全书·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
(4)黄平鼓台山寺，四周堑削，凿梯挽铁索乃可上。万历间(1573-1620)性祖禅师募工开径，交通遂便。
(5)明辉净月禅师，成都赵氏子，生值世乱，随戎入黔。于平越府圆觉庵，礼清海披剃，依达远具足，参恒秀和尚印可。立誓施茶接待，数十余年不改初志。又募修通滇大道，数百余里，厥功未就，偶恙圆寂。
二、禅师在水利方便的贡献
滇黔相传，观音菩萨在大理驱罗刹凿河泄水。赞陀倔多尊者在鹤川，以念珠撒水中，用杖戳穴泄水。其他如卓锡生泉，除龙治水之传说，则举不胜举。盖滇黔开辟之初，兴修水利，多由僧侣承担，书阙有间，不得其详，故假佛教故事以传之。徐霞客所记鸡足山悉檀寺之浴池，大觉寺之喷泉，尊胜塔之水管，几与近世自来水相埒。余如戴炯孙《华亭山记》所述昆明华亭山僧，剖棕榈连缀以引山泉，保仲《游钟灵山记》所述寻甸钟灵山僧架木枧以导潭水，不仅山寺饮用便利，而民间取法者往往用以溉田。至于专为利人而治水者，则有陈佐才所言：“沙塘哨僧视行人若枯鱼，以善化人，凿石引水数里许，济其渴，结无尽缘。喜而赠以诗云：天精凿破，地髓凿开，点点滴滴，从心性来!山窍劈破，水缝劈开，点点滴滴，从汗血来!(《翼叔诗集》三转引自陈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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