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稻富荣次郎
　　翻译：冬　至
　　审译：松本钉俊
　　1953年10月10日早晨，我购买了周末折扣票，从慕尼黑乘车到卡鲁米西，去拜访曾在仙台教过我的恩师奥根·赫立格尔先生。
　　这一天的日本虽然阴天，德国却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在微寒的空气中，能明显地看到呼出的气息变成的白雾。如果是东京的话，这一天应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往返于郊外和野山的人们会十分拥挤。然而，这里的秋天却显得十分闲散。在我乘坐的三等车厢里，有一位带着小孩的妇女，另外还能零零星星地看到两三位乘客。
　　初到这里，曾听友人S君介绍过德国的美丽。现在看来，大有如其所说的感觉。首先，和北方相比，这里的原野广阔而连绵不断，景色雄伟，象日本的北海道，又象我曾经旅行过的中国东北的某个地方。过了一片美丽的金黄色的落叶森林之后，眼前呈现出一片青青的牧场，一群群肥壮的奶牛在秋天的阳光下，十分显眼。还有一些果园和菜田点缀在那里，平添了许多情趣。
　　周围人家稀少，三五成群的屋顶上那砖瓦琉璃的美丽映入眼帘，还时不时地看到一些教堂的塔尖象山一样高耸入云。
　　就在我这样沉醉于窗外那些不断变化的美丽景色时，列车已快速行驶了三个小时，卡鲁米西到了。
　　初次看到的文特（Winter）体育街，如同卡鲁米西、巴鲁顿克鲁亨那样的宁静，是一个沉浸在日光中的国界街区。但不管怎样美丽，我仍想尽快地看到恩师的身影。我紧紧张张地催着车子快速驶向安东尼柏鲁古住宅区。博士夫妇那极其简朴的家就坐落在那里。那是一个只有六个榻榻米大小房间的二层住宅。时隔二十二年，连这漫长的岁月也未改博士的身姿。只是，他像当年那样微笑着握紧我的手时，显得异常喜悦。夫人也同样真诚地欢迎我的到来。确切地说，博士是在昭和4年7月（1929年7月）离开日本的。当时，我到神户的西村旅馆，在先生去港口前拜访了他。后来，在三宫码头，我和从仙台赶来的石原谦先生、京都赶来的天野员佑先生，以及先生教过的学生书上喜太郎君一起送先生上船。我将这一别二十多年来的变化扼要地向先生做了讲述。而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夫妇俩回到德国后，他即做了爱尔兰郡大学的教授，战争结束后，因为他那新建的住宅被美军接管，不得已来到卡鲁米西过起了隐居生活。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博士每隔两三分钟，就不得不停下话来吸氧，然后再接着说话。一问，才知他于去年因膀胱结石而动了手术，术后尚未完全恢复，又患了胸部疾病。每天，他只能关在家中或者一心读书，或者一心写作，连外出散步都不能够。但当我问他：“您说话是否会很辛苦”时，他却气宇轩昂地说：“不，不，决不会的……。”然后，热心地继续谈话。
　　他提到那些日本友人的名字说：“天野博士如何？”“田边博士身体还好吧？”“纪平博士怎样了？”
　　然后，他还想起了自己教过的学生，深有感慨地说：“铃木（权三郎）君，那么早就过世了，真是可惜。”“书上君的确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曾过于勉强他，真是不好！”“还有高桥小姐，真是对不起啊！”等等。
　　当谈话涉及到日文化的时候，博士立刻热情洋溢起来：“在日本度过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站在一边的夫人听了也附和道：“日本的食品也是那么的好吃，真想吃荞面啊！”然后，二人都补充说：“不仅仅是德国人，整个欧洲的人对日本都过于无知，甚至连日本人自己对日本也是无知的。”我说起战后日本的状况，反复叹道：“遗憾啊，遗憾啊！”听博士说，他在爱尔兰郡，以日本思想作为主题讲课时，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
　　问起博士现在所关心的哲学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日本禅。”接着，他说：“不久前，铃木大拙博士从纽约来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天的交谈，非常的愉快。”我为八十三岁的高龄仍远行至德国南方的田野来的铃木博士所感动，也向赫立格尔博士对日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深深致敬。当我的目光转向在这简陋小屋里一边同病苦斗争、一边满腔热诚地追求真理的先生的脸部时，突然想起了犹如明镜般透明的斯宾诺莎的高贵神态。
　　这一天，我领受了夫人精心准备的晚餐，未曾欣赏卡鲁米西的美景便回到了慕尼黑。告别的时候，博士将他的近著《弓和禅》赠送给我，并在上面题道：“谨此纪念你对卡鲁米西·巴鲁顿·克鲁黑的访问。”当时，我表示想将此书译成日文，介绍给广大读者。博士当即答应了。然而，回国后，因为旅行疲劳伤及健康，以及琐事缠身，翻译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终于在经常相见的畏友上田武君协助下完成了译稿。就有关翻译权的问题写信给博士时，我相反地得到了博士的死亡通知书。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自责为何未能早日完成工作，至少应将译稿送至博士临终的枕边啊。我不能抑制自己如秋叶叹息般深深的哀伤。
　　当今天此书即将出版之时，先生生前在仙台时代的身影历历在目。他从1924年至1929年（大正13年至昭和4年）的五年多时间里，在东北帝国大学讲授哲学和古典语，上田君和我对先生的课几乎不曾缺席。那期间，博士留给我们许多人格的印象，最深的当属博士对于学问所持有的极度自信和热情。
　　博士的哲学课以新康德学派，特别是海德堡学派的价值哲学为主，讲义几乎全部使用诺基、拉斯克等人的原著。每当讲授与海德堡学派的哲学相关的课题时，博士总是满怀自信，讲课途中，他常常针对同一学派的传统，在黑板上写下“康德——洛采——温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Kant——Lotze——Windelband——Rickert——Lask）”，而在其后面打上问号。这问号的言外之意是，除了我赫立格尔，还有谁是他的代言人呢？尤其先生作为拉斯克的得意弟子，仅仅以拉斯克全集的编集人的身份，就足以怀有了解拉斯克的世界第一人的坚定自信。
　　作为海德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生的自信相反地对马尔堡（Marburg）学派形成了判然不同的立场。当我们对那托卢普、歌垠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会一吐为快、一蹴而就地回答说：“那托卢普尽是谬误。”“歌垠的普拉敦论完全搞错了。”然后，博士出于对康德学的深深造诣，同样自信地说：“对康德的前期批判哲学，我已读过十五回了。”他还说：今天，人们对康德、康德是什么以及康德精神，几乎无知。所以，想就“不被人知的康德”（unbekannte Kant）著书立说。
　　关于这件事，曾经有过一个逸闻。有一个很走运的人叫雅斯巴斯，他和博士是研究海德堡学派的同学。听说，博士在一次讲演会上碰到了雅斯巴斯。首先，雅斯巴斯站在前面讲演，站在后面的博士质问说：“现在的讲师，你读过康德的前期批判哲学吗？”雅斯巴斯听了，恼火地拒绝回答道：“我没有义务回答这样无礼的问题。”博士反击道：“假如读过康德的前期批判，还做这样幼稚的讲演，就没有讲师的资格。”
　　快要毕业的学期，为取得博士课的学分，我提交了一份简单的论文。作为当时的一种习惯，不管老师还是学生，不怎么关心学分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每当我们用言不达意的德语写得有些奇怪的论文一提交，博士总是一字一句都不会忽略地认真批阅，然后退给我们。尤其有一次，我围绕着拉斯克的“范畴论”写了一篇混杂着批评意见的论文，交上去的第二天，接到了博士的至急信。“什么事啊？”惊奇地打开一看，原来只是昨天交上去的论文。原来，博士逐句逐字地精心读过，并在表现主题的地方画上线，写道：“对（Ja）！”和“错（Nein）！”等等。而且，博士最后还用打字机细小的字体添写了比我的论文还要长许多的批评论述。我一眼看过之后，大有破胆之形，连忙慌慌张张地读过那些内容。博士的论说始终站在新康德学派的正统（orthodox）立场，通畅无碍，没有任何细微的偏颇我慢。多少有些离题的时候，他会以意味深长的“独立思考”（Selbstandig Denken）来加以说明。我至今仍对此怀着前所未有的感铭，对于学术上的形形色色的思考都莫过于此时的经验。
　　博士不但对于康德的研究有如此深刻的造诣，同时，对于古典语也有着深深的理解力。博士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我和上田君也几乎是不缺席的。作为初级希腊语文法的继续，我们还读了柏拉图的两篇著作。拉丁语方面，则读诵斯宾诺莎的一些著作。而希腊语的高级课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当时的所有大学都是如此，初级希腊语作为一个刚刚出现的新奇现象，吸引了大量的听讲生。但是经过了一些时候，到了高级课程时，渐渐地减少到只有五、六个人的程度。到最后，这中间真正继续下去的只剩下我和现在已去世的铃木权三郎君以及上田武君三个人了。
　　因为在大学里，高级希腊语课程被另眼看待，一直被安排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的最后授课时间里。仙台的冬天，到了下午五点钟，就会变得完全暗下来。要是赶上风雪的日子，简直就象到了深夜一样。再加上取暖设备简陋，或者粗糙的没有供暖的木质教室，肆虐的风会远远地从窗缝吹进来。在这样的外国人难以忍耐的恶劣条件下，赫立格尔博士只为我们三个人，极其热心地继续他的讲义。在下雪的夜晚，寒气逼人，只见青白色的灯光照射中，博士的侧面仿佛一个禅僧。
　　常常，当难学的时态变化出现时，他会问：“这是什么句形？”（Was Form）。我们便一动不动地看着。当我们答错说：“过去被动时”或者“过去完成时”时，博士便会呵斥道：“什么？什么？”于是，我们变得更加一动不动地看着，心情沉重，难以自容地沉默。稍后，经过几次纠正，直到我们回答正确后，他才“啊！”地一声继续下面的讲授。这期间，一直是我们三个人上课，也有某个人因故不能来，只有两个人上课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铃木君和上田君都没有来，只有我一个人。只有这一次，博士说：“只有你一个人吗”，便休讲了。
　　下课后，我和上田君总是同博士一起从已无人影的校园出来，在夜里结冰的雪路上走向片平街的官邸。一路上，我们的胶皮靴会踩出阵阵响声。我们顺路所谈的也都是学问上的话题。博士在风雪之中，总是挥着手，热烈地发表着他的见解。常常到了官邸前面时，我们还意犹未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继续谈论，直到话题结束，他才终于说：“那么，再见吧！”。然后，摇曳着走向官邸的宿舍。那时，在漆黑的风雪中，官邸的灯光模模糊糊照射出的先生的身影，至今仍嵌在我的眼底，难以离去。
　　有关博士在古典语言方面的造诣，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外国人在语言方面的素质，比我们优秀是当然的。在外国人当中，博士更具有特殊的才能。从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到现代欧洲的各国语言，他几乎都能自由读诵。我记得有一次他说，自己几乎能用所有的欧洲语谈话。我为了读懂斯宾诺莎的段篇论文，想学习荷兰语。向博士请教的时候，他淡然地说：“荷兰语是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你只须学习两三个星期就能读诵了。”但是，我对荷兰语的学习全然找不出窍门，别说两三个星期，一、两年之后也未能如愿。
　　有关博士的类似回忆，绵绵不断。最后想谈谈我在校时常常听说的。博士对日本的各种文化怀有深深的兴趣，特别是热衷于弓道的练习。每当我到博士的官舍拜访他时，一进门的玄关处，总是摆放着夫人亲手插的花艺，屋内挂着日本墨花。我还记得谈话中，他常说：“日本人的头脑令人吃惊。”“日本的弓道是一门值得惊叹的艺术”等。博士拼命研习这门“值得惊叹的艺术”。终于在浸透血汗的苦斗之后，真正体悟到了弓道的“奥义”，并就此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了公开演讲，之后，出版了单行本，被译成几国语言。他的书受到热烈欢迎，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本书的原文，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博士此后10余年精进不懈的努力成果，内容和外貌都焕然一新。本书还具有与前者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本书也是极少著书立说的哲学家赫立格尔博士最后的开心之作。因此，也可以说，此书是博士结束七十一年人生旅途的“天鹅之歌”（注释：在日本，天鹅之歌意为美丽的死亡之歌）。
　　读过本书之后，就会明白，简而言之，本书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完成了日本弓道的修业报告，并且这决非一部简单的、经过重重联系一步步到达外在顶峰的机械性的记录。实际上，本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他完全是心灵境界的悟道见性的体验记。不用说作为德国的哲学博士，他的立场始终贯穿着严密的论理主义。如前所述博士是新康德学派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据此明白此书的真正价值。
　　但是，博士做为理论主义者的同时，却未能在理论的世界求得最后的安住。这可从他年轻时就对神秘主义怀有极度的热情看出。那么，在论理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不可融合的两者之间，他的动机是想找到融合点吗？博士找到了能够解决这个疑问的东西，那就是弓道。这样看来，本书应该是博士以弓道的修炼为媒体，从理论的世界向神秘的体验飞跃的心灵记录。这个记录并不是只有简单的超现实的突发断想，它始终贯穿着严密的心理描写，分寸丝毫不乱，描写极其细腻。这是本书独有的特殊魅力。
　　现在，顺着博士的弓道练习过程，大致地看来，他首先认为弓道和西洋的步枪射击一样是一项体育运动，或者是一种巧妙地让箭射中靶子的合理技术。但是，弓道的本质却似是而非，这似是而非的感觉在练习的第一天就使他否定了这种见解。那就是：第一：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不用筋力来拉弓的要求；第二：用呼吸法来达到内心的定力是一个绝对的条件；第三：放箭时，完全不怀有放箭的意图，即必须凭箭自动射出；第四：还必须做到不看靶子而射中靶子。这对于只习惯于以理论方式考虑问题的德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异常难解的事情。如此没有射箭的意志、也没有射中的意志，换言之，当到达完全离开自身，不是我射，而是“它”射的绝对空无的时候，才能够深刻领会弓道的“奥义”精神。在这个境界里，弓道早已超越理论性的解释，而成为“非术之术”。它不是用体力来射箭的一门技术，而是依心灵来射箭的一条解脱之路。这是悟道见性的禅的境界。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博士终于如此地体悟到，弓道和其它日本的各种艺道一样，其正确的根源都是禅。
　　但是，对于热衷于德国理论学的博士来说，从弓道开始由论理到朝论理的飞跃决非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时而失望、时而欣喜、时而怀疑、时而绝望，又几何时放下弓箭，到终于实现最高目标，经历了整整六年的摸索练习。这一部六年的弓道练习记录，实际上是浑身充血的求道结晶。不用说，也是博士自身对正确的弓道的未知世界的求索记录。我不知在日本人当中，能有几人象博士那样怀着追求真理的热诚和执著，以及不懈的忍耐精神，如此精进于弓道。
　　而且，根据本书的思考方式，它不单是博士一人的心灵记录。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它是以论理为基调的西洋哲学同以行为为基调的日本艺道的对峙。在这样的对峙中，如果说西洋的思考方式通过日本的修炼做媒体，达到了向超理论的世界、空无的世界的飞跃，那么，倒过来说，就是德国的理论主义终于在日本的神秘主义面前卸下了盔甲。同时，在本书中，到处可见西洋的思维和日本的行为之间散发出的激烈的火花。如此可见，本书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外国人练习弓道的毕业报告。不得不说，着本书在东方和西方两种对立文化的对质及统一问题上给了我们最根本的启发。而且，着本书不是简单的书桌上的空论和感想，而是通过挺身于修炼和体验之中所获得的成就。这应该是本书最大的存在意义。
　　在日本，不用说，知道小泉八云的人很多，谈论布鲁诺（注）的人也不少。但是，赫立格尔博士却在一生最好的时光中，竭尽全力修习日本弓道，然后，“出于对究竟境界的敬畏之念”，自觉死亡将至时，将几多的“手稿烧掉”，留下了这本“通过亲身实证给人间”的唯一书籍。换而言之，《弓和禅》是博士留下的一首真正的“天鹅之歌”，而非任何其它物。留下这样遗产的博士，他的功绩不是以普通的优劣标准所能判断的。眼看着死亡的瞬间即将来临，只是面向“一条朝超向东方的，朝向日本的路”，博士的生命“象花瓣静静地从枝头散落”那样地告别生命。他“穿着日本的真丝和服”，安详地长眠在距日本十分遥远的风光明媚的卡鲁西米。一想到此，我们的心也不能不沿着朝向卡鲁西米方向的路跳动。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向一代大师阿波研造表示满腔的敬意，他指导了赫立格尔博士以优秀的忍耐力忍耐了整个弓道练习过程中的一切。我们还要向小町谷操博士鞠躬，他站在赫立格尔博士和阿波研造大师之间，作为“以心传心”的媒介，为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是他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至于最能理解博士思想，和博士共同执弓、插花、绘画，协助博士研究日本文化的赫立格尔夫人的功劳，我们更是赞叹无语。特别是当我们读过博士夫人寄给日本友人的回忆文章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典型的哲人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