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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第一人——慧可大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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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历代高僧之一
  【编者按】河北佛教是整个中国佛教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惜的是,无论是学界还是教界,至今尚未把“河北佛教”当作一个区域性的佛教历史课题,来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大多是附在通史上,给人一种挂一漏万、支离破碎的感觉。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会秘书长高士涛居士在工作之余,潜心于河北佛教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事实上,这项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河北佛教巡礼”连载文章既是其中的一部分。自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登其河北历代高僧系列文章。
  在中国佛教史上,慧可大师被尊为东土禅宗二祖。然初祖菩提达摩为南印度人,而汉地得达摩之髓、受其衣钵、接其传承者唯可大师一人。因此,慧可大师实为中国禅宗第一人。综观当今佛教刊物,初祖、三、四、五、六祖事迹,均广见于诸刊,唯慧可大师事迹实为少见,即便有见,亦甚为粗略,更或将可大师行化、圆寂之地考证错误(如:注‘邺城’为河南安阳或河南临漳等等),以致诸多佛子、学人均不知慧可大师长年于河北弘化并圆寂于河北的历史事实。窃有感于斯,更因慧可大师与河北有着血缘、法缘的特殊关系,遂罗辑史料而作斯文,藉以抛砖引玉,以求引起教内、学界对这位中国禅宗第一人——东土禅宗二祖慧可大师的重视,如:研究的深入、祖庭的重建、禅学的弘扬等等。果能如是,则吾心深可慰也!
  一、慧可大师生平
  慧可大师事迹,最早见于唐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其后,《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宝林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等书均有记载和转述。学界以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为最早,故尚崇信。但道宣律师在编好《续高僧传》(以下简称《续传》)后,因资料的不断充实而对《续传》有所增添和补录,以致文理多有不通而较含混,这样,就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故胡适先生曾就《续传》所记慧可传各段顺序持有他说,《续传》亦因此未免有东拼西凑之嫌。另者,道宣律师能见新资料而有所增添,后世为史者难道就只应照抄前人所记而弃新资料于不顾乎?况道宣律师亦有未曾实地调查者(《续传》序中关于其资料来源有‘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之语),而后来史家却能“维当缀其所见名迹、所化方处、耳目所取、书记有明者,既而与为泯合而传记自简”(唐杜《传法宝记》序语)。所以,完全以《续传》为最真实资料而不用他说亦不免武断。另据《历代法宝记》载,慧可大师事迹曾具见于《楞伽邺都故事》一书,然此书今已无从可考。所以,在此,谨综合诸家所记余以为合理者以一贯之,就慧可大师生平略述如下:
  慧可大师,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人。其父名寂。因年高无子,遂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无惠子,身自叹羡,何圣加卫。”后于后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5年,《宝林传》作永兴十五年,查孝文帝无此年号),正月初一日夜现光明,遍于一宅,因兹有孕,乃生一子。因目受胎瑞,故名其子曰“光”。
  光年十五,九经通诵,博涉诗书尤精玄理。每发言说,常人难会。年近三十重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托洛阳龙门香山寺,依宝静禅师出家。后于永穆寺受戒。年三十二,回香山寺常住。复经八载,忽于夜静见一神人。谓曰:“当欲受果,何住于此,不南往乎,而近于道。”光知神助,因改名曰:“神光”。翌日,神光头痛如裂,其师欲与灸之,而空中有声曰:“且莫且莫,此是换骨,非常痛焉。”光遂以见神事白于师。宝静曰:“汝依此言,必是吉瑞。”视其顶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勿久住,便当行乎”。
  时神光已年登四十(《楞伽师资记》谓十四),遂出而南行,及闻达摩游化嵩洛,风范尊严,乃曰:“至人在兹,吾往师之。”及至,达摩常端坐壁观,未始与语,光因有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岂有万分之一。”时为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十二月九日,其夕雪大作。光于是于庭中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达摩见而问之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泣而告曰:“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曰:“诸佛无上妙道,虽旷劫精勤,能行难行,能忍难忍,尚不得至,岂此微劳小效而求大法。”光闻达摩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宝林传》作右臂)置达摩前。达摩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何在。”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曰:“诸佛法印,匪(非)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曰:“将心来,与汝安。”光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曰:“与汝心安竟。”光由是有所契悟。达摩遂易其名曰慧可,并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曰:“此《楞伽经》四卷,盖如来极说法要,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亦可以与世开示悟入。”可于是专附玄理,以法御心而不觉断臂痛苦。遂从学六载(《宝林传》谓九年,《续传》、《历代法宝记》等谓六年),经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乃就境陶研,净秽埏埴,方知力用坚固,不为缘陵。
  迨至东魏天平二年(535年。此依《传法正宗记》等说。《宝林传》、《祖堂集》等谓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之岁,查明帝无此年号,太和为文帝年号,其十九年亦非丙辰之岁),达摩知时之将至,令门人各言所得。唯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得达摩认可,谓可得髓。故将正法眼藏付嘱于可,并授袈裟及僧伽梨宝钵以为法信。而后,达摩领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十月五日),有期城太守杨衔之前来问法,并请师慈忍久住世间。达摩曰:“吾化缘已毕,传法得人,吾即逝矣。”即于是日端坐而逝,门人奉全身葬之熊耳山定林寺。达摩灭后,慧可埋形河,隐于岘山(今河南灵宝县)及洛、相二州,后北就东魏新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邺镇),盛开秘苑,接引群品。因慧可昔怀嘉誉,传檄邦畿,故道俗来仪,请从师范者甚众。慧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学者知其有大德,竟归如水,沛然趋下,而度脱无数。其间有僧那、向居士等。
  时有道恒禅师,以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目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几至于死。可乃从容顺俗。后流离邺、卫,亟展寒温。时惠精猷,乍托吟谣。
  北齐天保二年(551),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姓氏,聿来设礼而问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可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可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慧可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璨于光福寺受具后,兹疾渐愈,遂执侍可左右。经二年,可即授与正法眼藏及信衣,嘱璨:“应善自护持,勿令断绝,后必有难,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并告以己有宿累在邺而要酬之。嘱咐已,即于四衢城市,随宜说法,化导群品,道俗皈依者不可胜数。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
  北齐承光年间(577),北周武帝灭法,可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后昙林遭贼斫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并为之乞食。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林因相委问,方知有功。
  可在邺凡数十载(《宝林传》等谓三十四载),后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可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可之作略,为时所忌,谓是妖异。
  隋开皇十二年(592),可于成安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辩和法师正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纷纷转于可处听法,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曰:“邪见道人打破讲习,乱坏佛法,诳惑百姓。”邑宰不委事由,非理损害。可怡然委顺而无一恨,遂示形身流白乳,肉色如常,识者谓之偿债。时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癸丑岁三月十六日,慧可大师以107岁而寂。所司奏帝,帝闻悔过,曰:“此真菩萨。”因是举朝发心,佛法再兴。乃葬可大师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余里(即今成安县二祖村)。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李世民命尉迟敬德监工为慧可建寺,内供奉沙门法琳撰写碑文。开元十二年(731),更建舍利塔,安放慧可大师舍利。唐德宗时,追赠慧可大师谥号为大祖禅师(《祖堂集》谓大弘禅师,《佛祖统记》、《释氏辑古略》等谓太祖禅师),其塔谓大和之塔。天复二年(902)钦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元符三年(1100)改名“元符寺”至今。
  二、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
  慧可大师出家以前,曾“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外览坟索,内通典藏”,已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和通家。出家后,更“受教造于少室”,“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得达摩传衣并受持《楞伽经》四卷及《入道四行》,因得言满天下,玄籍遐览。有如此深厚的内外学积淀,故其禅学思想应更具有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续传》所谓“其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可见,在当时,已有人将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编辑成册并广为流传。道宣律师或曾有见此文集(此依胡适先生之说)。但不管怎样,慧可文集现今终不可得,而后人要想了解慧可大师禅学思想,也只能从《续传》、《楞伽师资记》、《宝林传》等有关记载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此虽较其“言满天下”而万不及一,但也能从中了解慧可大师禅学思想之一二。在这些史传资料中,既有慧可大师的“略说修道明心法要”,又有给向居士的回信,还有得法心得和传法要义等等,现将其中所述慧可大师禅学思想综述如下:
  1、主张坐禅实修,反对执于语言文字
  在《楞伽师资记》第三“齐朝邺中沙门慧可”卷中,一开始,慧可大师便援引《楞伽经》中:“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句,指出坐禅的重要性。接着又引《华严经》中句:“庆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光起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云雾障。一切众生清净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涅槃日自然明净。”进一步强调若想显了圣道,必须默然禅坐,大涅槃日自然明净。基于此,慧可大师极力反对依靠语言文字为道而不重坐禅实修的风气。他指出:“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是“昼日饼未堪餐”,说食不饱,是“昼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者亦如是,“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无异于“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要屏除语言文字的障碍,坐禅实修,身中自证,“若净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昭物分明。”
  2、 佛性人人本具,要识心自度,精诚内发,开显自身佛性
  慧可大师更援引《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庆大无边,只为五阴重重覆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阴重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虽然如此,但能真正行满愿足,不受后有而得法身者,恒沙众生,莫过有一,是少之又少的。为什么,因为“佛不度众生”,众生要“识心自度”,“精诚内发”,开显自身本具的“明于日月、内外圆净、无边无际”的佛性。此佛性,“亦名佛性灯,亦名涅槃镜。”要依坐禅之功而自证,方有成效。反之,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虽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亦无所为也。
  3、 万法一如、身佛不二
  《续传》和《楞伽师资记》及以后的史传中都援引了慧可大师覆向居士的回信。先有向居士于天保之初,闻慧可盛化,道味相师,乃致书通好。慧可大师即命笔述意曰:
  “说此真法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慧可大师在肯定了向居士的见地后,即展开其禅学思想的论述。首先,慧可大师认为人人都有摩尼之宝,迷时不知而妄谓瓦砾,豁然悟后才识此摩尼宝珠。然后,慧可大师进一步有针对性的阐述无明与智慧无异的道理,万法一如,身佛不二,本无差别,而不要向外觅求什么无余(涅槃)。一切众生同一真性,是达摩理入之根本义,慧可更进一步,道破身、佛元无差别,立即身成佛之义。
  另外,《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慧可得法偈曰:“本无烦恼,元是菩提”。以及慧可对僧璨的说法:“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等等思想,更是阐发本来清净,万法一如,身佛不二之旨。可以说,慧可大师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六祖南宗顿教法门的形成。
  4、 理事兼融,身体力行
  自达摩授慧可《楞伽经》及《入道四行》后,慧可大师便依教奉行,常讲《楞伽经》,兼奉头陀行。鉴于当时盛弘讲授的风气,慧可大师曾不无感慨的说:“此经四世之后,便为名相,一何可悲。”故在宣讲《楞伽经》、弘扬达摩禅法的同时,更身体力行,如实做去,“理事兼融,苦乐无滞。”以法御心而不觉断臂痛苦,韬光混迹,变易仪象而调心自如,乃至遭非理损害,怡然委顺而无一恨等等,均说明慧可大师是非常重视理事兼融,身体力行和实修实证的。
  从上述几点中,我们可知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虽承达摩所传四卷《楞伽经》及《入道四行》之旨,但经过慧可这位博学硕德的自身努力与实践,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禅学思想。达摩禅法,更经慧可大师以及后来历代祖师的弘扬、传播,最终得以在中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宗派——禅宗。
  三、慧可大师的传人
  自达摩灭化洛滨后,慧可大师即“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所谓“广宣流布,度脱无数”。故知可大师弟子众多。而名见于史传者就有二十余位,
  道宣在《续传》卷十六中说慧可“末绪卒无荣嗣”之后,在同传中又载有向居士、僧那、慧满以及僧那学生等十人。而后,在卷二十五法冲传又载璨禅师等十七人:璨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说玄理,不出文记)、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大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阴师(抄四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那老师后又有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寺,身亡法绝)。明禅师后又有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等。
  《宝林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又载有慧可大师旁出法嗣:僧那、向居士、相州慧满、岘山神定、宝月禅师、华闲居士、大士化公、和公、廖居士等。华闲居士传昙邃。昙邃传延陵慧简、彭城慧、定林慧刚。定林慧刚传六合大觉。六合大觉传高邮昙影。昙影传泰山明练。明练传扬州静泰。
  然在各传中,唯向居士、僧那、慧满三人记载较明。
  据《续传》卷十六慧可传记载:“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大师命笔回示(见上节)后,向居士即捧披祖偈,乃伸礼觐,密承印记。
  同传又载:“有那禅师者,俗姓马氏,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
  同传中另记:“有慧满者,荥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著。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642)年,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积聚不可测也。故其闻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钵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后于洛阳中无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并可之宗系。”
  《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有僧那禅师的说法。“祖师心印非专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发随意真光之用,则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务苦行而不明本心,为憎爱所缚,则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险道。汝欲明本心者当审谛推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既不坠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闲隔,未尝有一刹那顷断续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四卷谓我师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除此以外,《续传》中还记载有曾受慧可大师禅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者三人:
  《续传》卷十六慧可传中有林法师,初“在邺盛讲胜曼,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林法师遭贼斫臂后,“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
  《续传》卷七慧布传中记载:慧布“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各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受可激励后,慧布“乃纵心讲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
  《续传》卷二十五法冲传中记载:法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会可师后裔胜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冲“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二百遍”。 (待续)

 
 
 
前五篇文章

中国禅宗第一人 :慧可大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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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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