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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赞》研究——兼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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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智者禅师颂”
（二）《金刚经宗通》中的“傅大士颂” 《金刚经宗通》（以下简称《宗通》）七卷103，明朝曾凤仪撰。文前有《金刚宗通缘起》，标题下就是译注者时代及姓名，如：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此云童寿）译 西天功德施菩萨破取著不坏假名论 梁朝傅大士颂 宋嘉禾长水法师子璇金刚刊定记 明菩萨戒弟子南岳山见曾凤仪宗通 可见《傅大士颂》是《宗通》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只收《傅大士颂》的四十三颂，比其它敦煌本中四十九颂的《傅大士颂》少了“六波罗蜜颂”六颂。但是他没有说明只收四十三颂的原委。也许在曾凤仪看来，这“六波罗蜜颂”及智者颂与《金刚经》关系不是太大吧！因其所选颂文是与《金刚经》原文严格地相对应的，如果颂文无法严格地与经文对照，就不把它收入此中，所以他只收了四十三颂104。 《宗通》中《傅大士颂》的另一特色，就是把“傅大士颂”放在世亲菩萨提出的“《金刚经》二十七疑”之中。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傅大士颂”与“二十七疑”之间的关系，如下表所示：（表十）
弥勒菩萨偈曰：“调伏彼事中，远离取相心；及断种种疑，亦防生成心”。此偈授之无著，无著转授天亲。无著于此经分为十八住，天亲于此经分为二十七疑；或一住中有两疑三疑，或一疑中有三住四住105。 无著与天亲，兄弟两人与弥勒菩萨都有很深的渊源，或许这也是后期传本《傅大士颂》都标为“弥勒颂曰”的缘故吧！ 香港衍空法师说：“有人称这四十三首偈颂构成了《金刚经颂》的核心”106。虽有其一定道理，但这不是原作者的动机。因为《宗通》所引颂文，并非依早期传本。 除上述《注解》和《宗通》外，还有明朝朱棣皇帝编的《金刚经集注》和清朝震初上人编的《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这两种《注》均收有傅大士颂及智者禅师颂，其所收颂文情况，基本上与《注解》相同，此不赘述。 （三）国外流传的《傅大士颂》 《傅大士颂》从唐朝流传至今，影响面极广，唯识、华严、三论、天台、禅宗等，都与其有著联系。不但流行时间久远，而且传播区域也非常广阔。据衍空法师提示，现在还有回鹘本和高丽本传世，如他说： 回鹘本是由GeorgHazai和PeterZieme教授编辑的。他们用八个残缺不全的文稿，重组了他们认为完整的传本。然而，从其发布的传本来看，似乎遗漏了综合传本中阿拉伯数字11到27之间的偈颂107。 同时，衍空法师对高丽本作了如下的描述： 该本《金刚经颂》收入于《金刚经五家解》，“Han’gukKojonKaebalHakhoe”中。该书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未见，但在高丽却有保存，并由当代高丽僧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所提及的注解是由高丽高僧涵虚堂得通（1376—1433年）为偈颂所作。 在注解序言中，得通说，他仔细地核对和编辑了该偈颂，但却未根据手头现有的传本增添或修改一字。在他觉得有必要修改或编辑的地方，他专门在文末做了附注。108 我们无法确定《五家解》与《五十三家注》或更早期著作《十七家注》间的关系。在《五家解》中的一注解是其它两重注解中所未见的。实际上，我们对《豫章宗镜》中《金刚经提纲》的作者一无所知。但是，按照《佛书解说大辞典》109的注解是宋朝时编著的。一些高丽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得通所造的伪经110，但这是不可能的。 编入《五家解》的《金刚经颂》所包含的偈颂最多，总共七十首。中文注解认定属志公大师所造的全部偈颂（共十一首），在该传本中均认为是傅大士所作。有趣的是，回鹘本也将这十一首偈颂归于傅大士。人们可能会猜测它们是基于同一传本。但是，高丽本中有六首傅大士颂是其它传本（包括中文本和回鹘本）所没有的。因此，它们“共用”一个文本的说法并不十分成立。 《五家解》的编著日期应早于1493年，而在这一年得通圆寂，但它不可能早于宋朝，因为《五家解》中的一个注解为冶父道川所著，他生活于大约1130年。111 从上述衍空法师的研究情况看，回鹘本与高丽本确实存在著一定的联系，但它们并不是直接的传本递传关系。可惜的是，由于条件所限，此次未能得见这些传本，只能将衍空法师的研究成果，作为对国外流传的《傅大士颂》的介绍了。 衍空法师所介绍的高丽文传本总共有七十个颂，但据其所列“不同传本偈颂总数表”及其综合传本中所示高丽本为六十六个颂，与总数七十相比，还少了四颂，但他未指出少四颂之事。奇怪的是石经本《序》中提出了“法眼禅师复制四首”，实际上也无此四首。这石经本所缺的法眼四颂和高丽本所缺四颂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据井ノ口泰淳介绍，回鹘本《傅大士颂》共存四个残缺的写卷，它们不含《金刚经》经文，于每颂前有“弥勒颂曰”四字，是颂文的单行本。井ノ口泰淳认为这种《傅大士颂》单行本是从带有《金刚经》原文的《傅大士颂》演变过来的。由此认为《傅大士颂》一开始便依《金刚经》而作，所以最初加写在《金刚经》之间，然后才从中抽出来单行流通。但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傅大士颂》实际是《金刚经赞》的后期传本。而《金刚经赞》是依《无著论》而作，并非依《金刚经》本身所作。所以，事实真相与井ノ口泰淳所说相反，应是颂文的单行本在前，经文、颂文兼有的夹颂本在后。 此外，松崎清浩、陈祚龙及衍空法师认为：智证大师圆珍九世纪中叶入唐所得的“傅大士歌一卷”（《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应即大士的《金刚经颂》，似于唐朝时《傅大士颂》就已流传到日本了。但据张勇博士的考证，认为圆珍所得单行的“傅大士歌一卷”，很可能就是“征心行路难一卷”，即《录》卷三的《行路难二十四篇》112。但张勇博士又认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应创撰于822——831年之间。而圆珍于大中八年（854年）九月二日尝有题记的《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中说了“傅大士歌一卷”。据此，《傅大士颂》也已流传二十多年了，被日僧发现并取走也是有可能的。 （四）《傅大士颂》的现代流传 敦煌遗书斯1846号《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被收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古逸部”里，成为现代流传本《傅大士颂》的开端。尽管有著严重的错误，但它的出版与流通，还是给现代人对这一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1983年，台湾学者陈祚龙也曾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做了校订，他所提傅大士颂及智者颂的数目比较独特，傅大士颂为五十首，智者颂为三首，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做，他认为《金刚经颂》只有五十个颂，恰好与《金刚经赞》早期传本的伯2039号背五十个颂相吻合，然此五十颂非彼五十颂。他把敦煌遗书的《序》及颂文都作了涂改，把“智者五颂”的最前一颂看作是傅大士所作，而智者的第二颂又与《傅大士颂》中的“颂般若波罗蜜”一颂合而为一，成了十六句一颂。矢吹庆辉113及周叔迦先生114均以为此处十六句为一颂，陈氏或许就是受此影响？由于存在这些不足，所以有人说他“武断和不甚恰当”115、“妄加涂抹”116。 1994年，香港衍空法师编了《综合本〈金刚经颂〉》，将所有他寻访到的《傅大士颂》都集中在一起，进行校勘，不同的传本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字辞以注脚的形式来体现。但有些地方仍然不能反映出各种原本的面貌，如他以“敦”字来反映敦煌遗书的情况，然敦煌遗书之间的字词语句有差异者，就不能体现出来了。该传本总数有七十二颂。若以石经本的情况对照，等于石经本的六十一颂、“三性颂”的三颂、《注解》中多出“法身本非食”及“夜夜抱佛眠”的二颂、高丽本多出的六颂之总和。据《综合本〈金刚经颂〉》收录，高丽本多出的六颂即： 1、佛问空生相，善现答相非。一相全无相，无相佛何为？ 了达人空理，法空未觉知。一切全无相，方号大慈悲。 2、不拘寂静地，纵横触处通。若心依相住，有作枉施工。 离法如行慧，清光一镜中。灵源常独照，坦然总含容。 3、如来说那由，那由几劫中。我人众生寿，寿者尽俱空。 若悟菩提道，道者尽通同。二体俱实际，际度出凡笼。 4、燃灯未教化，呼为在佛前。得值河沙圣，供养不为难。 末法难调制，开经暂展看。斯人无断见，万劫自安闲。 5、了妄心明遣，无为业渐离。狂迷心境灭，凡愚尽总祛。 经中称末世，狐疑且自迷。性慧修真实，只此是菩提。 6、果报分明在，善恶分两枝。末法难调制，妄经失路迷。 狐疑生断见，修即是便宜。觉悟无前后，成佛不为迟。117 由此可见，衍空法师编《综合本〈金刚经颂〉》所收的颂文，在数量上，是现代流通本中所收颂文最多的一种传本。 2000年，资功会对《金刚经》相关的佛典进行了转版收集、出版了电子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电脑专集》，收了《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118。不过该版底本是《大正藏·古逸部》中的《傅大士颂》，并没有对已经错误很多的传本进行校勘，且如编者所注：“以上资料从CDROM光碟上的BIG5码转为GBK码，还需校对”，所以错漏之处仍多。 五、小结 通过上述对《金刚经赞》后期传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各具特色，而且彼此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 悠悠千载之下，回顾历史，后期传本《金刚经赞》的变化也是多样的： 首先，敦煌遗书中后期传本的伯3325号标为“颂曰”，不象上图004号等的颂前都标“弥勒颂曰”。可见其所依传本是有所差别的，伯3325号比其它后期传本的成立年代应更早。 其次，唐末五代之后的传本就更加复杂，流传区域也更为广阔，从藏经中所收的颂文、石经的雕刻及流传到域外等，本节都作了介绍。有些传本之间是有所联系的，也有些传本是单行一类的；有些传本是本文新发现的新资料，也有些传本是我无法见到的。这里只能就所知所见作一评介，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作一铺垫，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