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戒律是以印度佛教戒律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固有的伦理而形成的完整的宗教规范体系。戒律作为佛学“三藏”之一，是佛教最为重要的行为规范。戒律传来华土，与儒家文化相会通、融合，于是有中国律宗及禅门清规的产生。当戒律自南宋即衰微，产生各种问题，而戒律之学，既是通天人之际的道德行为之学，亦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戒律的渊源、精神和道德特色，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就成为必要。

一

戒律是设定佛教内部行为应该如何的基本规范。在传统佛学中，规范也是通用之语，《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中有“安......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之语。依照伦理学家麦肯兹（Mackenzie）的观点，宇宙人世规范可分为四类：可变亦可违者（如国家制定颁布的法规）、可变不可违者（如经济律、天文律或历律）、可违不可变者（如思想律或逻辑律、道德律）、不可违亦不可变者（如物理、数学之定律）。从规范的角度看，佛教戒律指涉的应该仅及于“可违不可变者”规范。因为佛教戒律本有两种，一为“性戒”，一为“遮戒”。前者如杀、盗、邪淫等，本为违犯道德及国法之罪，后者的性质相当于社会团体内部的规范、法规，其效力在国法之下。戒律源远流长，就原始戒律而言，有的源于佛陀自身对当时流行的以功利为目的的“修定”与“苦行”的印证与体验，有的是佛诞生前印度的宗教思想以及修行方法，还有的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耆那教及伦理思想。戒律作为伦理规范不能涵摄全部佛法的理义，而仅以戒或律及其原理为旨趣。

依据藏梵音译，戒律一般有四类：（1）尸罗（SILA）：戒。本义为“清凉”。《大乘义章》云：“言尸罗者，此名为清凉，亦名为戒。三业之非，焚烧行人，事等如热；戒能防息，故名清凉。清凉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为戒。”（2）毗奈耶（VINAYA），又称“毗尼”：律。本义为“灭”、“调伏”、“善治”等，律为正翻。《四分戒疏》云：“律者，法也，从教为名。断割重、轻，开遮、持犯，非法不定，故正翻之。”（3）波罗提木叉（PRATIMOKSA）：戒。本义为“别解脱”，专指对身戒（主要是杀、盗、淫）及口戒（主要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而定的外在行为上的解脱，有别于针对心意或精神的戒法（指定共戒、道共戒），故名为别解脱。又指列纪戒律项目之书（戒本），在每隔半个月举行的僧团集会即布萨之日，于僧众前阅读各条文的规定。（4）优婆罗叉（UPARAKsA），又译为“优婆罗忏”者，其义亦为律。虽依据《大乘义章》释名，但与毗奈耶有一定的分别，如律藏亦称“毗奈耶藏”而不称为“优婆罗叉藏”。

这四类名称，意义互通，总称为戒律。但也有人认为，“戒”与“律”或“律仪”是有明显分别的，戒重在个人决意，有自律意味；而律则专指僧团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有他律性质。实际上，在传统佛教中有时因援用而确有差别，如在大乘多以尸罗为名，如称“菩萨戒”；在小乘则多以毗奈耶或波罗提木叉（律）为名，如称“四分律”、“十诵律”等。对于此问题，唐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所著《比丘尼钞》卷一有一段精辟的回答：“问日：诸经、律中，或名尸罗，或名戒，或名毗尼，或名律，或名波罗提木叉，或名解脱；既有多种，云何取别耶?答日：若废名谈体，体即是一；总不出戒。戒是防非止恶为义，所以诸名并欲防非，齐兼止恶；故摄别归总，莫过于戒；故经云戒、定、慧也，此据三学行法以立总也。若废体谈名，名则有别。”就是说，名称不同而实质则是一致的。此外汉译名中尚有“制教”、“学处”、“学”等，无非就其性质或功能而定名，所指仍然不出戒律范围；而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尚有各类“清规”。综括观之，这些名称所指对象并无大差别。从广义来说，戒律既泛指佛教的全部伦理规范，亦涵摄经、律、论的佛法与实践。

从对象而言，戒律依“大乘戒”的范围，指三聚净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涵摄佛教“三藏”的所有“化教”与“制教”的佛法。“三藏”是《大藏经》之经、律、论的总称，其中“经藏”所记载的主要是佛陀的言说，性质为教义；“律藏”所记载的是各种规范；“论藏”所记载的主要是对“经藏”诸法的诠释与发挥，但也有不少部分是对“律藏”的内容作疏解或议论的。因此，“律藏”的戒律也应包含这方面的“论”在内。除此之外，《大藏经》收藏的其它佛教文献，如《诸宗部》中的中国大乘各宗派的资料，包括数量不少的律宗文献及禅门规范；《史传部》在人物的记载中也有规范条文。这些方面，均是戒律学的对象范围。

“律藏”是戒律学的依托，也是后世制戒的依据。《大藏经》所收编的戒律及有关文献中所体现的全部“藏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大正版大藏经（大正藏），包括各部律、戒经、律论、大乘菩萨戒律等最主要的律藏，以及各种主要的律疏、续律疏以及律师道宣等人比较次要的著述。第二类为续藏经，包括自隋代的慧远、智，唐代的道宣、怀素、智首、法砺，宋代的允堪、元照，明代的宏、智旭、弘赞，清代的读体、德基等历代律师高僧对大小乘戒律的阐释，以及元、明、清诸律师的传戒仪规。第三类为南传大藏经，包括原为流通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大藏经（原本为巴利文，1990年由台湾人从日文翻译成汉文），以及部派佛教上座部的“律藏”（毗尼藏）即铜鲽律。这三种《大藏经》所收编的戒律及有关文献，构成了全部的律藏。史载，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道宣，本有习律的宿根，但也须听他的教授师智和尚讲《四分律》二十遍，才了解通透。唐代高僧义净说：“且神州持律，诸部互牵，而讲说撰述之家，遂乃章钞纷杂。故使覆一篑而情息，听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苍髭乃成。中下之徒，自首宁就!律本自然落漠，读疏遂至终身!”戒律本属佛门的应用“器具”，其结果却是如此难通，这也正说明戒律在佛教伦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依据上看，佛教戒律有二类：一是律藏所收集的各部“广律”（内含戒经及犍度二部分）；二是各种禅门清规。自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各代律师，尤其道宣以后的律师之著述，有关戒律的诠释与发展，也可视作间接戒律规范。各部“广律”是对每一律条加以广泛解说的律典。“律条”也可称为“戒条”或“戒相”。对律条加以广泛解说的律典，通常包含四个程序：（1）制缘——即制定此律条的缘起；（2）律文——即这条律的正文，亦称为“学处”或“学”； （3）犯缘——即构成犯戒的条件；（4）开脱犯戒之缘由——即设定一些虽然形式犯戒，但实质不犯戒的条件。“广律”所收集的律文，主要是针对出家二众的全面性规范。六部汉译“广律”分别是：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根有律、铜鲽律，含有一切禁止性规范和应作为的规范，乃至僧团内部的制度仪规（犍度）等。所以，“广律”是全面的规范，与“戒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戒经”又名戒本、戒心（译为“波罗提木叉经”），规范的对象是出家人，所以有“比丘戒本”与“比丘尼戒本”的分别。“大乘戒”的总纲即“三聚净戒”，可以涵摄广大无边的范围，因此戒律的范围也是极其广泛。

二

佛教戒律的目的是戒律实效性的重要依据所在。从各部“广律”所列的“制戒十利”可以看出，戒律的目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和合，即使僧团的秩序及发展得以维持；二是安乐，即使个人获得安顺和乐；三是清净，即折负无羞人、有惭愧人得安乐住；四是外化，即不信者令信、已信者令增长；五是内证，即现法尽诸漏、未生漏不生；六是究极理想，即正法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概言之，制戒是为了徒众能得到精神解脱，取得佛果，因此佛教重视戒律的道德性质实属必然。

戒律在性质上分为止持戒与作持戒。作持戒是禁止性的规范，而止持戒则是劝导性的规范。佛教七通戒偈提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中第一句“诸恶莫作”指的是禁止性的规范，包含消极性的要求；第二句“众善奉行”指的是积极性的要求，是劝导性的规范，如戒律中的仪轨、犍度之类，亦涵摄一切利他的道德行为。七通揭的根本精神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去恶从善。去恶从善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求保持思想清净和行为规范，这是尚有善恶对立的属于世俗层次的伦理；其二是自净其意，也就是要求清除内心的无明、烦恼，或者说是从内心去除善恶的相对性，超越善恶的对立，这是超世俗的更高层次的伦理。其次是平等慈悲。平等是无差别、无隔阂的意思，指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尊重。“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己。......不恐怖他，不违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护他自护。”慈悲之慈是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悲是悲悯众生并拔除其痛苦，慈悲即是对他人、对其他生物的关怀。佛法根据缘起论的依存关系，确立慈悲为他的伦理规范。第三是自利利他。自利，指对自己有利，是为自己的解脱而精进修行，由此所得善果自得其利。利他，对他人有利，指为救济一切众生而致力行善。自利就是自度，利他就是度他，普度众生。自利利他就是上求菩萨、下化众生的菩萨道。自利利他的伦理规范是和佛教的自他不二的人我一体观密切相关的。因此，爱护自己，也应爱护他人，度脱自己，也应度脱他人。个人只有在众生的解脱中才能解脱自己。自利利他要求自他相换，即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自己固然要成佛，使别人成佛也是至关重要的。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精神贯穿在整个佛教教理中，是制戒的终极目的与归宿，因此也是戒律伦理精神之所在。

戒律体系由五戒、十善、四摄和六度等基本戒规构成。五戒是佛教各种戒规的基础，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戒规，其要求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中，首戒是不杀人、不杀鸟兽虫蚁，也还指不乱折草木，善待和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不杀生戒，不单指戒杀的行为，也指戒持杀生的器具。在不杀生戒中，佛教特别强调反对战争和刑杀，并且提出断肉、吃素、放生的主张。不偷盗是指对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寸纸尺线，未得物主的允许，决不能擅自取用。不邪淫是指禁止居士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至于出家的僧人则是彻底禁止淫欲，若有犯者，永被逐出佛门。不妄语即是不说谎话，诚实相处。不饮酒是为保持智慧，利于修行。东晋以后佛教学者认为不杀则长寿，不盗则长泰，不淫即清净，不欺即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还强调持五戒对佛教徒增进身心健康和提高道德素质的重大益处。十善是五戒的扩展。去掉五戒中的不饮酒，再增加六条而成十善。十善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即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冷嘲热讽，不恶意攻击，不尖刻批评）、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说淫秽话，不唱艳曲情歌）。意业有三：不贪欲（对他人的财物、权位、妻室不起占有的邪念）、不嗔恚（对他人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可以说，十善是普遍的社会公德。四摄和六度是菩萨行的重要内容，是佛教徒对社会应尽的道德义务。四摄是修菩萨行者引导众生修持的四种方法，包括布施、爱语（用佛教义理为众生说法）、利行（教导众生修持）、同事（深入众生之中，根据众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化）。六度是”菩萨行”的六菠萝蜜，指修习从生死此岸到涅架彼岸的六条途径和方法：一是布施，以度悭贪；二是持戒，以度毁犯；三是忍辱，对治嗔恚；四是精进，以防懈怠；五是禅定，以避免精神散乱；六是智慧，以度愚痴。这十项中，除禅定和智慧外，其他都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在四摄和六度中，布施和忍辱最值得注意，这两项在大乘佛教修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反映出佛教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对世俗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怀。

戒律的伦理内涵及其实践最终可归结为价值“善”。北宋高僧契嵩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之正，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迹认为佛教是一种善道，是教人为善，使人成为正人，儒家也是如此，儒佛之道是相通的，僧人、儒者只是形迹不同而已。”戒律的价值意义表现在四个面：一是在道德层面，戒律涉及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二是在实践层面，戒律是人们持戒、学戒诸修持活动的规范和指导；三是在心性层面，戒律关乎众生的本性是善是恶；四是在形而上层面，佛教以出世的解脱境界为善，以世间的无明、烦恼、污染为恶。

三

戒律的“罪”与“罚”从最低层次上确保持戒和学戒实践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罪”与“罚”为尊重、遵守或保持戒律尊严的行为提供合法的底线依据。具体而言，戒律“罪”与“罚”的道德特色主要在六个方面：

第一，可违不可变性。戒律规范不是可变不可违者，而是可违不可变者。“可变不可违者”多是成文法的实质条件。戒律作为规范的实质，恰恰就在于依“事例”（类似于判例）制戒，即把过去发生的事项引作今后的规范。佛教制戒的初衷，是有门人犯了某种不正当的行为，佛陀才宣布今后不得为此种行为的“戒条”（学处）。这就是为什么各部“广律”之中，每一戒条都可能有多种“戒相”（犯戒的样态），且每种“戒相”都不厌其烦地载明制戒的“缘起”，戒律的这种特色，很类似法律中把过去发生的事例作为规范。戒律不可变的特色，就是把最初的原则凝固化，难以因时随地地制宜。例如在第一次结集时，迦叶尊者便裁定了一个原则：“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戒律的特色既如此，又不许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所以竞能维持两千多年，大体尚被教徒所遵行。

第二，效力的规范性。戒律的效力依赖于其规范性，规范性的内因则是其道德性，因此伦理道德性质是戒律的重要特性。戒律的性质也体现了其内在的道德属性。戒律可分为性戒与遮戒两种，性戒指的是“四波罗夷”之罪，包括“淫”、“杀”、‘盗”、“妄语”四条条文。这四种最重要的戒条，因其在道德性质上本来就是“罪”，故称为“性戒”或“性重戒”，若有违纪，即摈（驱逐）出教团。此外，其它戒条称为“遮戒”，如有违反，只要经过一规定程序的“悔法”便可以除去其罪了。这种“悔法”着重个人内心的改过向善，当然也属道德性质的规范。

第三，实施的教育性。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赖于伦理教育，因此戒律的实施自有一套犀利的伦理教育方法。佛法伦理教育一方面要施之于出家人，另一方面要施之于后世。佛法伦理教育主要是戒律的教育。戒律在佛陀时代，主要作为“波罗提木叉经”的形式，每隔半个月在教团的“布萨”上诵读所用。在各部“广律”中，佛教不厌其烦地把每一戒条的“制戒因缘”详尽地写出来，其作用不仅是为了当世的伦理教育，而且也是为了后世的伦理教育。因为若纯粹“在法言法”，是用不着如此“反客为主”之冗赘方式的。按“广律”主要是第一次“结集”所形成的，当时参加“结集”的迦叶、阿难、优波离及五百会众，都是亲佛陀教化的人，他们仰体佛陀特有的教化方式，才产生了“广律”这种“广说戒律”的文字，目的应在后世僧团内部的伦理教育。凭借这种方式，佛教使佛法深入人心，潜移默化，达到其他伦理教育不能达到的目的。

第四，以罚系罪性。戒律以“罚”把各种规范条文（“罪”）贯穿起来，从而戈Ⅱ定“罪”的不同程度的道德性质。六部“广律”及其“戒经”对于比丘、比丘尼律条（学处、戒条或罪名）的编排方式，不是以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条文为聚类，却是以处罚的等级归为一类。自“波罗夷”到“灭诤”共八类，都可以说是“罚”而非“罪”。其中“百学法”与“七灭诤”两类在间接上仍属于“罚”。这就是以“罚”为分类的标准，把各种“罪”贯穿起来，这在世俗律法中是很少见的。佛教根本性的戒律是“随犯随制”，而编次“以罚系罪”的形式，应是佛灭后第一次结集的缘故。但在结集之前，即佛陀在世时已有“说波罗提木叉经”之事。那时的“说”，自然是指“诵说”。由此看来，戒律之所以用此形式编本，根本原因应在当初为了便于记诵宣讲，推行佛法伦理教育。显然，这种形式是非常特殊的“立法技术”。

第五，行为的开脱性。戒律条文注重从检讨行为实质的角度出发，考虑行为性质的可以谅解性、可以教化性，给予犯戒者以“开脱”处理，最终使之努力体悟佛教的最高伦理精神。戒律关于“开缘”的规定，典型地体现了戒律本质的高度道德性。“开缘”是某种行为表面上应该是犯戒的，但检讨其行为的性质，从道德上考量，认为可以原谅，给予开脱的处理。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每一戒都有开缘。而且，有的戒甚至有超过十开的。每一开，都是有个事例的故事而来，十开就有十个故事。开缘有两类，一类为各种通用的，名为“通开缘”；另一类为各戒条特定的，名为“别开缘”即各别条文的开缘之意。通开缘包括“最初未制戒”及“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两类。两类开缘适用于一切戒条，性质实系十分重要。“最初未制戒”等于说“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痴狂、心乱、痛恼所缠”等于说责任能力。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都有类似的认定，心神丧失的人皆无责任能力。

第六、守节精神的趋同性。佛教戒律内容庞大，各部律的规范内容虽异，但在守节伦理精神上则是趋于一致。“律藏”内容十分庞大，各部“广律”、“戒经”及“犍度”的内容虽有参差，但大体说来总是大同小异。即使与六部“广律”有很大差异的大乘戒经及禅门清规，所差异的依然是末节，在最根本的守节原则精神上依然一致。任何一部大乘戒经所强调的“摄律仪戒”，都包含“广律”或“波罗提木叉”的规范在内。而所谓“十重四十八轻戒”等大乘菩萨戒条，基本条文与“广律”所规定并无质的分歧，只有条数多少的分别而已。各个条数的分别，原则上不是大乘戒与非大乘戒的分别，而是受戒的人的分别：即其身份如属出家人则依出家人的二百条“具足戒”，非出家人则只要受三归、五戒、八戒即可。而勿论五戒、八戒，列在前面四条（性戒）却是同出家人并无本质的分别。

真正与各部“广律”不同内容的禅门清规，绝大部分偏重在“犍度”即内部组织规制的歧异而已，本非清规自身的差异问题。总之，由于佛教的旨趣在于追求人生、宇宙和社会的真实，获得最高觉悟，以达到人生解脱的理想境界，戒律也重在强调个人的修持，强调众生共同努力，完善人格，觉悟成佛。佛教戒律的道德特色进而表明，佛教是道德品性极为浓厚、内涵非常丰富的伦理型宗教。

作者：严玉明 王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