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道经　东传密宗

　　蒙元时期，以萨迦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在中央政权的大力支持下在整个中国大地广传，辉煌一时。然而，八思巴的帝师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这还要从执掌大权的蒙古族宗教传统说起。

　　藏族与蒙古族都是从草原发迹的游牧民族，藏族有自己的原生宗教苯教，蒙古族也拥有萨满教。苯教与萨满教都是崇拜自然神灵、行巫师占卜打卦之仪轨的原始宗教。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因为靠近佛国印度，较早地接受了佛教思想，原生的苯教与印度佛教在这里汇集成了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到了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上横扫欧亚时，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从蛮荒草原到入主中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见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多种精神力量，萨满教的原始属性已经不能驾驭属地之内的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于是，他们开始吸纳各种先进的宗教，并从中找寻一种最使人信服，最能统领普天民众的宗教思想。据《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命令他的子孙，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平等对待。而在马可波罗的记述里，元世祖忽必烈还称自己对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回教的摩诃末、犹太教的摩西、佛教的释迦牟尼都致敬礼。

　　成吉思汗时期，佛教与道教都成了他的座上宾。1222年8月，道家真人丘处机应邀西行，拜见成吉思汗于西域大雪山的行宫(位于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之西北)，宣讲道教。佛教方面又传诏命僧人海云及其师中观统领汉地僧人。蒙哥汗即位后，“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

　　这时，道家与佛教实力几乎是齐头并进，不分上下。直到1258年，一场佛道大辩论在忽必烈的主持下进行，内容为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当时参加辩论的佛教方面以国师那摩为首，八思巴为主要辩论者之一。客观来说，佛教与道教教义发源不同，教义不抵，各存优势，但这场辩论的结果竟是17位道士削发为僧、45部道教经书被焚，237座被道教所占的寺庙重归佛法。而佛教能胜出的关键，在于当时道家领袖们占寺为观、力传《老子化胡经》打压佛教，而以那摩及八思巴为首的佛教代表，尤其发挥了藏传佛教修习中重视以辩论进行学习的特长，八思巴以其精深的佛法修养和雄辩能力，使道士词穷，获取了释家对道家的一次历史性胜利。

　　佛家与道家的对抗，以佛教的绝对胜利而收场。而佛教内部，各种派系也在相互对抗或拉拢，以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除了藏传佛教体系内，八思巴与噶玛拔希的斗法外，八思巴还以藏传佛教代表者的身份将特有的密宗佛法引人了中原大地，与汉传佛教碰撞出火花。

　　五台山作为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传说为文殊菩萨道场。而巧合的是，八思巴的萨迦派正是以文殊菩萨为主要尊奉的神祗。五台山也成了历代藏传佛教高僧向往之地。

　　萨班早在驻法凉州时，就已对五台山神往已久，但终未成行。待到八思巴成为忽必烈上师，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于1257年前往五台山赞颂，并用“千金铸为佛像，奉祀于五台山”。这是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之伊始，自此以后五台山成为四大佛教圣地中集大小乘佛教为一体的殊胜之地。

　　据说八思巴根据文殊菩萨显灵说法、诸佛下降演教的传说，以彻底的佛教密宗的观点，将“五台”看作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他从理论上将藏传佛教与五台山自然地联系起来，使得密宗一派在此得到接纳认可，也提升了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信徒中的崇高地位。八思巴在五台山一系列的活动使其成为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的重要发展中心。

　　时值今日，人们来到五台山，第一眼便可见到塔院寺中耸立的巨大藏式白塔，这已经成为五台山的标致建筑。白塔高50米，全称为“释迦牟尼舍利塔”，据专家研究，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由尼泊尔匠师阿权尼哥设计建造，俗称“大白塔”，是蒙藏信徒到此必拜的五台圣迹之一。而塔院寺传承的法系既有显密也有藏密。五台山台怀镇东北2公里处的普恩寺遗址上，还有一座与八思巴直接相关的舍利塔，这便是八思巴衣冠塔。

　　此外五台山众多寺庙中慈福寺、广仁寺、金阁寺等都有显著的藏传佛教色彩，传承着密宗一派法系。五台山最大的“黄庙”菩萨顶在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还会举行跳金刚神舞的仪式。虽然这些寺庙建寺年代不同，但它们与藏传佛教的联系，都源自八思巴1257年的五台山之行。

　　佛教与道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内部各种派系，在一次次的斗法、辩论中，八思巴凭着自己的高深佛法修为使萨迦派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元朝时期统治四海的中心宗教思想。

　　来源：西藏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