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藏传佛教瓷器

　　刘伟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瓷器中，有不少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器物。如康熙红釉僧帽壶，雍正青花八吉祥罐、青花莲托八宝高足杯，以及乾隆仿金彩法轮、粉彩八吉祥、粉彩瓷塔、坐佛造像、仿木纹釉多穆壶、粉彩藏草瓶、青花贡巴壶、青花梵文高足杯等。它们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出西藏与内地渊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从中不难发现藏传佛教对清代宫廷的种种影响。

　　由于清代皇帝尊奉喇嘛教，所以宫中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一一中正殿念经处。它成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隶属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等事。宫中佛堂日常念经上供，由专职的太监喇嘛负责。所谓太监喇嘛，是从小太监中挑选出来，经过学习经典，剃度后穿上黄袍，充当宫中的专职喇嘛。宫中大小佛堂很多，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有喇嘛400余人次在宫中各处诵经。他们念的都是为皇室消灾克难、祈福廷寿之经，其中以《无量寿经》最多。清官藏传佛教活动，前后延续200多年，至民国时期的溥仪小朝廷时期仍有所保留。其间，宫中佛事活动逐渐形成固定的制度，并载入会典，成为清代典章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包括佛像、佛经、法器等。这些供奉之物，有些是西藏进贡的物品，有些则是宫内制造的。由于清朝诸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不惜人力、物力，命宫廷造力、处制造了大量佛教用品，还指令景德镇御窑厂仿制大量瓷制佛堂供器，包括八宝、七珍、贵巴壶、藏草瓶、法轮、佛像、佛前五供、佛塔及佛龛等等。

　　八宝、七珍是藏传佛教的主要供器。八宝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等8件法物组成，被藏传佛教视为吉祥象征。其中“轮”代表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上面的八道轮回可引导人们达到至善的道路；“螺”代表菩萨果妙音吉祥；“伞”代表张弛自由，曲覆众生；“盖”代表通覆三干净一切乐；“花”代表出五浊世无所染；“罐”代表福智圆满，具完无漏；“鱼”代表坚固活泼，能解坏结。“肠”代表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七珍则由水珠、火珠、象宝、马宝、文官、武将等佛像组成。乾隆以前，八宝仅以纹饰形式在瓷器上出现，七珍在瓷器上则未曾出现。从乾隆朝开始，才烧制单独成型的瓷制八宝、七珍。乾隆瓷制八宝、七珍，均由圆饼形镂雕制出具体器形，下面承以莲花式器座，并以金彩仿制铜镀金效果，与铜制品几无区别。有的瓷制法轮，甚至以色彩鲜艳的彩料仿造出绿松石及各种珍宝，效果非常逼真。

　　贲巴壶、藏草瓶也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法物，其中贲巴壶为密宗修行仪式中的灌顶器物。据《佛学大辞典》介绍：“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而表祝愿，密教效此世法，于其人加行成就。嗣阿犁位时，设坛而行贯顶之式。”瓷制贲巴壶以青花为主，也有粉彩、斗彩等品种。造型如塔状，有大小两个口，有的上面有盖，有的则无盖。小口一般曲折连于腹部，腹呈扁圆状，下承以托。它出现于康熙时期，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均有制作，晚清时消声匿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青花贲巴壶，器物凸出部位如器口，流口、腹部、足部等，均以白色串珠纹点缀，腹部又青花缨络纹。此壶器型较小，但各部位比例协调，线条匀称，工艺细腻，是一件上乘的宗教艺术品。器物上的串珠纹，系由若干个凸起的小圆珠串连而成，很象偶像身上的装饰缨络。乾隆时期的贲巴壶，形式基本沿袭康熙旧制。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乾隆青花贲巴壶，形制与上面所举康熙贲巴壶完全一致，只是腹部为莲花托八宝纹饰。香港天明楼收藏的一件乾隆青花红彩贲巴壶，形制更具雪域高原风格。如口部较大，无盖，很象西藏、青海等地寺院前的华盖。较长的颈部又呈多层宝塔状，浑圆的腹部、弯曲向上与壶口子齐的粗大的流，又象藏民煮奶茶用的大铜壶。贲巴壶的造型，可能由唐代以来的陶瓷器军持和铜器中的净瓶演变而来，也可能与西藏、青海地区的生活用具和寺庙的陈设有关。瓷制贲巴壶在官窑的大量生产，体现出康雍乾三代帝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它首先是作为皇帝的赏赐之瓷而存在的，此外还曾作为皇帝向寺庙的进献之物。如《山东泰安志》记载，乾隆皇帝祭泰山岱庙时，就曾进献贲巴壶。

　　藏草瓶又称甘露瓶，为密宗修行仪式中插草供佛之物。形制一般为小口，细长束颈，腹部扁圆，覆盘式足。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其器……唯乾隆有之，嘉道数载，藏僧既罕来朝，此式遂不复制。”此说并不确切，因为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雍正时期的油红彩藏草瓶。当然，清代藏草瓶的制作仍以乾隆朝为盛，其釉色繁多，有斗彩、粉彩、矾红彩、青花等多个品种，纹饰则有缠枝莲花纹、八宝纹等。上面有书“大清乾隆年制”款的，也有不书年款者。在清代，藏草瓶一方面是朝廷赐给西藏僧侣的特别器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乾隆皇帝修炼密宗时的专用器皿。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时期藏草瓶，以白地矾红彩居多，器物的口沿、颈部凸起处及底足部位常涂以金彩，以示华贵。

　　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宫中亦大量仿制与藏蒙地区生活习俗有关的瓷质器皿。主要有：仿金属盛酒器僧帽壶、仿银质盛乳汁或酒的多穆壶、仿铜质酥油灯的高足杯、西藏喇嘛僧侣用的木质碗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僧帽壶 以瓷器仿制西藏喇嘛使用的金属僧帽壶，可能始于明代永乐年间，宣德时期也有制作，其后的明代各朝便不再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僧帽壶又大量出现，晚清以后复又消失。清代僧帽壶首先是仿明永、宣器物，有些甚至直书“大明宣德年制”款。如康熙红釉僧帽壶从造型到釉色，与永宣旧器几无区别，其仿制水平之高，使人难辨真伪。对个别因年代久远、其盖破损的永宣僧帽壶，康熙时期还特意配上新盖，以示珍重。康雍乾时期的僧帽壶，品种十分丰富，如康熙时的素三彩，雍正时的粉青釉、白釉，乾隆时的青花、斗彩、黄釉、粉彩、松石绿釉等，几乎所有著名品种中部有僧帽壶的制作。在雍正时期的一幅《后妃图》中，作为背景的多宝格上即绘有一只红釉僧帽壶，说明当年的僧帽壶不仅是赏赐藏蒙僧人的物品，而且也是宫内的陈设用品。

　　多穆壶 也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器皿，系仿藏蒙少数民族地区盛放乳汁的银器、皮革器而制。早在元代，景德镇就开始用青白瓷仿制多穆壶，当时的器物较为粗矮、厚重。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多穆壶的器身向秀丽修长发展，品种有洒蓝釉、粉彩、素三彩、五彩、黄釉等。康熙，乾隆时期的多穆壶，造型虽大体一致，但风格上略有不同。康熙多穆壶略显粗扩，尚有草原游牧民族遗凤；乾隆多穆壶则华贵雍荣，极具宫廷风格。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康熙洒蓝釉多穆壶，壶身呈桶状，上部呈僧帽状，修长的器身遍施洒蓝釉，上有4道微微凸起的弦纹，仿出银器的箍痕或皮革制品的接缝痕。器身一侧为流，另一侧无柄，但上下有两个凸起的狮子头。狮嘴有孔可系带，壶身无盖。乾隆时期的多穆壶一般都有柄，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多穆壶，造型与康熙壶相似，风流龙柄，盖隆起呈台阶状。

　　高足杯 除僧帽壶、多穆壶这两种特色非常鲜明的器皿外，乾隆时期还有一种高足杯。这种杯的杯身较深，直壁，多以青花为饰，造型与传统的高足杯、高足碗明显不同，可能仿自藏民所用的铜制酥油灯。

　　仿木纹碗 乾隆时期还有一种仿木纹碗，碗身较浅，其中一种里外均为木纹釉，另一种内饰金彩，外施木纹釉。其造型与西藏僧侣所用木碗一致，乾隆御制诗中称之为“扎古扎雅木”。

　　这些具有鲜明雪域风格的瓷器，是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虽然其精巧秀雅的装饰与藏传佛教器物的雄浑豪放相去甚远，但藏传佛教文化渗透于清代瓷器的制作过程，无疑为瓷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八吉祥纹、云鹤八吉祥纹、结带八吉祥纹等，都是清代瓷器上出现的新纹饰。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一件青花壶，八吉祥甚至呈立体形式，如：壶盖呈半圆形白盖状，上绘青花纹饰又成宝伞、莲花状；颈部塑成法轮；腹部刻串珠纹及弦纹形成法螺；壶柄为盘肠；壶流为金鱼；壶身为宝罐……可谓构思巧妙。此外，藏文和佛教中的忍冬纹、莲办纹、回字纹，以及“阿弥陀佛”、“佛日常明”等文字，也成了瓷器上的常见纹饰。这些纹饰在绝大多数瓷器上，主要成了一种吉祥的象征，宗教意义已不十分明显。

　　总之，藏传佛教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构成了中华艺术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宫廷中的深刻影响，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还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因为清朝皇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对藏文化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从而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