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佛教密宗，大理化的佛教——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简介

一、大理佛教发展的历史概况

大理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早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就与印度、西藏、四川有文化交流,因此,佛教传入较早。

南诏中期,佛教已在洱海地区盛行,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播佛教也有记载,其中赞陀崛多即是一个深受南诏王丰佑器重的印度高僧,被丰佑尊为“国师”。他凭借统治者的支持,金身布施,大建庙宇,塑佛像,收信徒,因此逐渐兴盛。南沼王室崇佛,不惜耗费万金建佛塔、铸铜佛、造石窟。丰佑王之母出家为尼,"拥银五千两,铸佛一堂”,景庄王世隆对唐王朝使者不礼拜,唯西川节度使高骈派景仙和尚出使南诏,世隆却率臣拜迎,他还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迹蓝”遍布云南全境。隆舜当政,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像,敬于崇圣寺。郑买嗣灭蒙氏,自立大长和国之后,铸佛万尊以为他杀南诏王室八百人的忏悔,并“集十六国之铜”铸高一丈六尺的雨铜观音像。大理国时期佛教更加兴旺,年年建寺不已,统治者崇佛,从段思平到段兴智的二十二代王中,就有七个“避位为僧”。

在南沼、大理国时期,佛教已成了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丰佑王曾“废道教,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劝民每家供奉佛像一堂,涌念经典,手拈数珠,口念佛号”。元代郭松年《大理记行》中说:“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过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字极多,不可碑记”。这是对当时佛教盛行的写照,因此,大理有“妙香古国”的别称。

大理的佛教,传入较早的是大乘佛教的密宗。密宗,印度语叫“阿吒力”,意为“轨范”、“导师”,因此又称阿吒力教,其僧人称为“师僧”。密宗僧人有家室,世代相袭。他们不乏通经文、有文学、艺术造诣的高手,创造许多优美的神话,为南诏、大理国统治者崇敬,拜为“国师”,其活动渗透到政治、军事、社会各方面,密宗僧人阿吒力因而获得显赫的地位。他们中也有不少“功行艰苦,深入民间,长于拓殖”的人,他们帮助人民找水源,治水患,开荒地等等,受到信徒的崇拜。但阿吒力主要传播的是“三密”(诵咒、结印、心想)和念符咒、施法求、驱鬼、禳灾,祈佛等迷信活动,使人们幻想来生能到达“彼岸世界”。

南诏、大理国时期,在阿吒力教盛行之时,佛教的另一派显宗也相继传入,但其势甚微,直到忽必烈入大理,中国统一之后,密宗才失去了统治者的支持,政治地位被削弱,逐渐从宗教的主要地位退下来。这时,大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大增,元初云南雄辩法师到内地云游,又把禅宗派佛教带回云南广为传播。明代初曾下令禁止密宗传播,使密宗受到排斥,但由于密宗为“土俗奉之”,禁而不止,被视为“土教”,并转入民间。有一些阿吒力僧人变成了专以驱鬼消灾为职业的密教世家,如北场天村的董氏家族,就是传袭了四十三代,直到解放前还从事密宗活动的世家之一。1956年在该村密教的主要寺庙“法藏寺’冲还发现了董氏从唐、宋、元、明时期收集珍藏的密教佛经抄本、刻本三千余卷,被称为我国古代佛经文物瑰宝,现大部分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中。

二、大理白族历史上的阿吒力教

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为“轨范师”、“导师”、“正行”。白族称之为“阿吒力轰”,直译为汉语就是阿吒力教的意思。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唐朝之际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元、明之后逐步衰落。阿吒力教的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有所谓“三密”即语密(口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之说。阿吒力教在大理地区流传的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曾一度是西南地方政权南诏与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据文献记载,阿吒力教是由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的僧人赞陀崛多于南诏劝丰时期,即大约公元8世纪中叶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并逐渐在当地白族中广为流传的。赞陀崛多在云南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的第56号画像中有一位僧人盘坐,此僧着圆领华丽僧服,深目、高鼻、落腮胡须,为异域人。《画卷》的上方文字标明这位尊者是“赞陀□多和尚”(本文中出现的“□”为原文或碑文缺字、漏字,以下同,笔者注)。明万历云南通志卷13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

乾隆《清一统志》382卷引《白古通记》说:“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来。”

古代大理白族信仰的阿吒力教,既非“台密”,亦非“东密”;既不属于“华密”、又有别于“藏密”,是密宗中独成体系的一支,可称之为“滇密”,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白密”。

“滇密”阿吒力与其他密宗教派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僧人尤崇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这个称号鲜见于佛教典籍,为阿吒力教所独有。阿嵯耶观音像形态多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白族信众因之俗称其为细腰观音。阿嵯耶观音是佛教造像传入白族地区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

第二,主要神为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是“滇密”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神在白族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享受着信众的顶礼膜拜。

第三,僧人可以有家室。史载,“(阿吒力)僧有妻子”。南诏王劝丰就将其妹越英下嫁给了阿吒力赞陀崛多。他们的子孙甚至还能世代为僧,今大理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记起,至解放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

因此,自南诏王劝丰以后,佛教,特别是“滇密”阿吒力教逐步盛行。南诏王世隆时,唐王朝屡遣使者到南诏,都被世隆拒绝。后西川节度使高骈了解到“其俗尚浮屠法”,就派了一个叫景仙的僧人充当使者,世隆不仅率臣礼拜,并主动疏通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南诏崩溃后,到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密宗兴盛不衰,上下崇佛,尉为风尚。元初《大理行记》载大理当时的情况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昏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正因如此,大理才有了“妙香国”之称。“滇密”阿吒力的传入和传播,曾影响着古代大理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阿吒力直接参与政治,在南诏王劝丰时,阿吒力赞陀崛多曾参与镇压建筑五华楼奴隶工匠的起义。有的僧人还被派往战场,以“作法”指挥战争,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上,阿吒力教的各寺院通过王室的“拨给”或“施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其中的一些僧人,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修建了许多寺院、佛塔、佛像及石窟,仅大理崇圣寺及塔,就有房舍890间,佛像11400尊,用铜20295公斤。在文化方面,阿吒力教的僧人在寺院中教育儿童读佛经和儒书,佛寺实际上成了当时的学校。其他如绘画、建筑、雕刻等等都印上了阿吒力教的烙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大理地区白族的姓名制度,也深受阿吒力教的影响,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白族佛号命名制度。

白族的佛号命名制度就是信徒将其修炼的“本尊”(即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之名引入自己的名字之中,以示虔诚。如,宋朝时有大理商人李观音得,“李”为其姓,“观音”是佛号,即此人修炼的“本尊”,“得”为其名。在佛教盛极一时的宋、元两朝,在古代白族中产生了大量诸如段易长生、李药师祥、杨天王秀等等的人名。

深受“滇密”阿吒力影响的白族女性,也多采用了佛号加本名的这种命名方式。从(明)《姚安公惠武墓志铭》中所载杨惠武一家的命名情况,便能窥见白族佛号命名之一斑:“娌何观音婢,次男杨春,娌彭观音桂;孝孙杨保、杨贤、□□;孙娌李观音香、杨观音修;孙女法华圆、法华芳、法华息、观音才、观音和;孝女观音□、观音玉;婿杨寿段□;孝孙昭信校尉百户杨珠,孙婿杜坚、杨顺;外孙杨德春、李玄岱、段观成;外孙女妙祖、春化好、冬菊花立。”此碑文的提名中共列女名15个,其中采用佛号加本名这种命名方式者多达12人。

阿吒力教从元朝以后逐步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禁止阿吒力的传播。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过禁密教令,到清康熙年间统治者更是明确地说:“阿吒力教,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另外,佛教禅宗的传入和流行,也是“滇密”阿吒力教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阿吒力教作为一种宗教流派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完全从白族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融入到其他宗教中被白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时至今日,在白族的某些信仰中仍能找到阿吒力教的踪影。

三、佛教对大理白族民俗的影响

在大理,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密宗的传入,对白族的民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仅以姓名、节日、葬俗及崇法礼佛的日常活动四个方而为例进行介绍。

1、密宗对白族命名制度的影响

白族从无姓到有姓,从少数上层人物有姓到多数人有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又出现了冠姓父子连名制。唐代南诏初期起流行冠姓双名制,一直到明末。所不同的是密宗传入前,人名中没有夹佛号。如《南诏德化碑》亡载的“大军将王琮罗铎”,“大总管段旋忙凑”都没有佛号。

然而,到了大理国以后,白族的姓名中大量地夹进了佛号,宋范成大《桂海虞志》记述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卖马换书时说:“乾道癸已冬,忽有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名,凡36人至横山,议市马……”这种三字名就是双名,有36人之多,可见大理国时此风之盛。

近年来在大理古城五华楼故址发现了-批宋元碑刻,载有很多这类姓名。密宗盛行期间白族人的姓名为:姓+佛名+俗名。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一种特有的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冠姓双名制。这种特别的姓名的产生是因为密宗的本尊信仰所至。如姓李,名贤的一个人,他以大日如来为本尊,在白密的习俗里要在其李姓后,俗名前加上大日这个佛名,于是就成了李大日贤。它随着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兴盛而兴盛,也随着密宗在此地的衰落而衰落。流行的时间为大理国、元、明时期,约为700余年。它在大理国时期最为流行。上至王室段氏(如,段易长兴),下到一般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佛名。可见其影响的时间之长,面之广,这是汉地密宗不能与之比拟的。

2、佛教对白族节日盛会的影响

佛教传入之前,白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3月的桃花会,6月的星回节即火把节,9或10月的祭天鬼等。这些节日与白族的原始宗教和古老的历法有关。随着佛教的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节日也受其影响,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有关佛教的一些节日成了白族节日,并隆重地加以庆祝。如,农历2月18的观音会,3月15的“三月街”、7月半的“中元会”。其余一年之中还有很多的有关佛教的会。

(一)观音会。观音会在大理白族佛教的节日里是最盛大的节日。据说每年农历2月19日是“观音生日”,6月19是“观音修行日”,9月19日是“观音得道日”。现白族民间普遍在这3日举行观音会。但最隆重的是2月18、19日的观音会。在大理市最热闹的要数观音塘。观音塘又名大石庵,相传古代有兵侵犯大理,观音大士变化成为一位老妇“负石阻兵”,使地方化险为夷。百姓深感其德,于石上建“观音阁”四时祭祀。会期,大理及邻县的善男信女、佛教僧侣10万余众纷纷前来烧香礼佛。来自各白族村庄的老妈妈“莲池会”各聚为团,手持法器,用白族语诵经礼佛,边诵边唱边鞠躬,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烧香焚纸,香烟弥漫。白族歌舞、汉族的花灯、戏曲、杂耍等都来此表演,商贩们来摆摊设点,百货齐集,人来我往,拥挤热闹。

经查,观音会在大理的历史最少也有1100多年了。

南诏中兴二年(898年)《文字卷》在颂扬了阿嵯耶观音的妙用之后;说“故于每年2月18日,当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睹像之时,施麦饭而表丹诚,奉玄彩而彰至敬。当此吉日,常乃祭之”。说明南诏国宣武皇帝舜化贞是以阿嵯耶观音为建国之圣,以其祖先奇王目睹闲嵯耶观音之日,为建国起始之时,“当此吉日,常乃祭之”,隆重地加以庆祝的。此时,大理白族地区并没有观音生日、成道日、修行日的传说,只有阿嵯耶观音为南诏开国君主受记等故事。因有南诏国王提倡,2月18的观音会一直相沿至此。

(二)三月街。每年农历3月15至21日的7天时间内,大理白族人民都要在古城西门外,点苍山中和峰下空旷的场地上举行盛大的民族民间交易会,此即俗称的“三月街”,又称为“观音市”。《云南通志》载,“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据此,大理三月街应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名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电影《五朵金花》对其盛况作了充分的展现。它既是隆重的物资交流会,也是民族的狂欢节。“文革”时,曾移其址于北门外,改名为“忠字街”,结果变得冷冷清清。1979年以后,三月街更加繁荣,1986年,会期人数达64万多人次,吸引了20多个省市治区和和23个国家、地区的商人和游客。1991年,大理州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把三月街定为“大理州三月街民族节”。自此,三月街的文艺活动更为盛大,经贸活动更加繁盛。

(三)盂兰盆会。白族有祖先崇拜的习俗,佛教传入之后内容更为丰富,形成了有特色的盂兰盆会,此会道教又称之中元节,本地俗称“七月半”。

在大理地区,农历七月初二清早,家家户户都要接亡。俗传其时历代祖宗的亡魂已被地藏菩萨从地狱中放出来,在户外久候了,须尽快接回奉祀。接亡的仪式很简单;只需在门前焚化香、纸,跪拜磕首,口中说:“丫因,丫因(白语意为请回,回)”。即可,接亡之后,每餐必须先祭祖然后自己才能吃。这期间不能在家吵闹喧哗,以免惊动祖宗。亡分新旧两种,新亡之家十二准备,十三日送归。旧亡之家十三准备,十四日送归。在这之前要写好“包封”,这是印刷好的有陀罗经咒的一个封,主人家要填写上所知亡祖宗的名讳,再书某某子或某某孙奉祀,内装金银纸锞若干。送亡之时在傍晚或天黑时分,先供俱饽饽、果品、蔬馔。祭献毕,送至门外或野外。先跪读“包封”上的文字,读毕,说“勒知,勒知(白语,意为领去,领去)”。焚烧“包封”,事先制好的纸衣、裤、金银锞子等也一并焚烧、奉送居住在洱海边或其他湖泊边的白族人在送亡时,用颜色纸制成莲花灯,在晚间燃之,浮入水中,名曰放海灯,其会又称海灯会,是时千百盏莲花灯浮在海面上,星星点点火光随着海水摇摇晃晃,十分好看。

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送一碗“浆水饭”到户外泼撒掉,盂兰盆会就结束了。

大理盂兰盆会放海灯,又称海灯会一事,也是受印度及汉地民俗的影响。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4载7月15这天晚上“放江灯万盏”。《帝京景物略》中说,是日“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0,是日“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明”。张翰《松窗梦语》卷7说:“7月望祀,释家谓之盂斋。俗云鬼节。谓地狱放假5日,则骄饰甚矣。时民间剪纸为花,燃硝磺为灯,以木板浮于湖上,多至数百,夜望如星,亦足娱目”。

可见,在汉地盂兰盆会放河灯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民俗。这种民俗是与佛教有关的,大理的“海灯会”即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学汉地盂兰盆会而来的。

3、佛教密宗对白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近50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大理地区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南诏中期佛教传入前的丧葬制度是棺葬,葬时死者的尸体骨骸是可以得到保存的。棺葬有铜棺、石棺和木棺的区别。铜棺在祥云大波那出土,经放射性碳素的测定是公元前465±75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经调查和研究,大理地区的石棺墓年代,上限应为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早期。近年,在大理市下关大展屯、荷花村、喜洲文阁村等地发现了几处砖石墓。有的墓砖上有明确的文字可证明是东汉魏晋时的汉式墓碑。至南诏前期、中期白族的先民还是依汉法为墓。唐•樊绰《蛮书》卷8,载:“西爨及白蛮死后,3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佛教密宗传入后,风气大变,除怒江地区占白族总人口不到1.5%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外,历史上白族人住过的地方都风行佛教密宗式火葬。从比较学的观点来说,云南历史上实行火葬的彝、哈尼、纳西等民族的火葬方式与白族是截然不同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是在本民族原始宗教的指导下行的火葬,而白族是在佛教密宗的指导下行的火葬。

从时间来说白族密宗式火葬经历南诏后期、大理国、元、明四个时代,约800多年。

从葬法来说,人死后,请密宗僧人阿吒力来主持法式,念经,3日或吉日火化。火化一般在所居住地的山坡或旷野有公共的火化场。如,剑川次毕河村北头有一块地,村人称为火化场。大理感通寺后,还有一个石架,村人称之为火葬架。这都是火化场地的遗存。火化后的骨灰和装入特制的饰有莲花、12生肖、5方佛等的火葬罐内。值得注意的是化不尽的骨植请由阿吒力用朱笔或墨笔或金、银粉在上书梵文种字,也装入罐内。随葬品一般有贝币、铜钱、手镯等。埋罐于村寨后的家族墓地;上立墓幢或碑,有梵汉两种文字。汉文书死者姓名生平,梵文为陀罗尼经咒。相隔7日后请阿吒力僧作斋,一七、二七、直五七斋毕。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载:白族人“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明《景泰志》卷一,《云南府风俗》载,“土人(即当地白族人)死则浴尸束缚,置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方布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而饰以五彩覆于棺”。又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于中堂,请阿吒力僧遍咒之3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

从上述记载说明,请密僧阿吒力书咒、念咒是白密式火葬的最大特点,这也是区别于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火葬之要点,因为只有密教才以咒术行教。唐代密宗是印度密教中国化、纯洁化的产物,故也以咒术行教。白密又是唐密和印密的白族化,更是彻底的以咒术行教了。

随着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清王朝的禁止火葬,白族地区从明嘉靖年间起复兴棺葬。明《大明律·礼律》、清《大清律例•仪律》从法律角度明确禁止火葬。对违犯者,实行从“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里”直到斩首示众的各种刑罚。大理白族地区密宗式火葬从此逐渐消失了

4、佛教对白族日常生活习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后,白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崇法礼佛之风日盛,拜佛念佛成为日常功课,念经抄经传经成为常做的善事。吃斋念佛的老人结成会伙,操办佛事。

首先说崇法礼佛是由王室带头的。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利贞皇帝礼佛图》,就是形象地说明大理国王室崇法礼佛的盛大场面的。

在玉带云缠绕的大理点苍山下、洱海之滨,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头戴红绫头囊,着大礼服,一手执念珠,执炉焚香,前往礼佛。二小厮一捧龙头刀,一捧香盒随后,一持龙头刀的官员前导,领服装绮丽皇子段智廉合掌礼佛,后有一僧人持钵随行。皇帝后有头戴盔、身穿虎皮长袍、足蹬靴的大军将等随着去礼佛,是一支庞大的祟法礼佛的队伍。

从这场面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理国国王段氏22代王之中就有9位皇帝禅位为僧,为什么他们要造“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像。因为皇帝及皇太子发愿请密宗的圣观音阿嵯耶保佑王族段氏,希望他家子子孙孙的福禄像尘沙-样的不可胜数,千秋万代的吉祥昌盛,帝业在天地间相承万世。所以崇法礼佛,上行下效,在民间的崇法礼佛活动十分盛行。如,明代凤仪北汤天村名僧董贤在自家修的法藏寺内,每月在坛上香4次以上口诵“密念护国真言”,上护国家及祖宗,下资三有。其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日为斋日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南北朝时译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就列出十斋日:“今人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为这十斋”。大理白族也大体上是按此作斋日的。

其余家族崇法礼佛的记载很多很多,可见在白族民众之中佛教传入之后,已普遍形成拜佛,口诵真言,读经传抄经典的习俗。要指出的是在明代以后一般白族民众,他们对大众部(大乘)佛教内的宗派区别是不感兴趣的,不论是禅宗、密宗、净土宗或其他宗派。他们进了佛寺就烧香拜佛,他们重功利,讲实际,只要能保佑国家统一,生活安康,无论是佛、是菩萨、是神灵都拜。为了广泛联系信众,在民间成立了吃斋、念佛、教经、传经、诵经的一些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如老妈妈们的“莲池会”、老头子们“方广会”,几乎遍及所有的白族村寨。这些组织的历史不能详考,但至少明代以后就形成了,相沿了好几百年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停了约10年,现又普遍恢复了,人数比过去还多得多。他们有一定的活动日程,定期作会。会分公私两种,公会是合村或办会户来主持并在寺院或公共场所做的会;私会是由私家主持并在其家中做的会。每会每人出资人民币2元左右,负担很轻,并无怨言,以为作善事,心中反而高兴。

总之,佛教传入到大理白族中千年以来,其对白族的民俗产生了巨大、深入、持久的影响,使白族吸收了汉族和印度文化,加速了白族文明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四、众多的大理密宗神话传说

佛教密宗传入后,其神话传说在大理白族地区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大致有下列类型:

1、君权佛授的神话

这类以《南诏图传·文字卷》所载的“观音七化的故事”为代表。出现的时间最早。确切的是在南诏中兴二年就有记载。它是在原有的《铁柱记》、《张氏国史》等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部书是在中兴二年前就成书了,那么“观音七化的故事”的出现肯定也在南诏中兴二年以前。它是大理地区最早的密宗神话故事。后为元明清各种志书和碑刻所引用。如万历《云南通志》几乎全部采录了《南诏图传·文字卷》的内容。

2、开辟神话

这类包括大理的《观音降伏罗刹》、鹤庆县的《牟伽陀开辟鹤庆》等。前一个故事载清康熙寂裕刻本《白国因由》,是在明代的有关传说的基础上编写的。它包括了观音十八化的故事。它从南诏时期的观音七化至清代已演变为十八化了。其中多数内容都是后人附加的。其故事的中心内容无非是大理坝子及后来的白国即南诏大理国都是观音开拓创立的。而前期的观音七化仅仅说南诏国是阿嵯耶观音创建的。没有开辟大理坝及后来的种种神异的故事。可见大理有关观音的神话源远流长,越来越丰富多采。密宗的神话影响之深广由此可见一斑。

后一个代表性的故事是《牟伽陀开辟鹤庆》。

牟伽陀,又称赞陀崛多尊者,菩提祖师。相传古时鹤庆坝子是个水乡泽国,唐时,西域圣僧牟伽陀用菩提子在象眠山麓击开了落水洞,使沧海变为桑田。人民念其开辟鹤庆的功绩,广泛传颂着他的故事。

此类故事比较多,如:《白王的出生》、《白饭王开国》、《白王建土城》、《果子女和段白王》、《观音开辟凤羽坝》等。这些作晶都说大理、鹤庆、洱源一带,原为渺渺茫茫的水乡泽国,白族人民受到水患的严重威胁,后来,阿育王、牟伽陀、观音大士先后来到大理,用佛法治服了怪物。救民于一片汪洋之中,然后教民耕耘,帮助人民变沧海为桑田。使白族人民过是好日子。

在这神话中,应该注意到:观音大士(梵僧)、牟伽陀等都是来大理白族地区传播佛教密宗的劳苦功高传教士,他们在神话中变成了开辟此地的英雄人物。被人民崇拜。这是很有意思的。

3、密僧神秘法术的神话

这类故事极多。我们在前所论述的历史上的密宗僧人阿吒力们大都有这样的神力,他们或降龙伏虎、或咒天致雨、或临阵作法等等不一。如《滇略》载,唐时,杨都师创洱河东罗荃寺,寺前有田,……每栽秧,……佣者戏曰,若为系日,当为毕栽。师默念咒,田栽毕,日乃瞑。佣归而后知已历三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