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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天台宗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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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天台宗关系研究
  天台宗是创于陈、隋之间的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至今已近千余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与韩国的僧人发生着种种关系:从发正接受《法华经》和观音信仰;玄光从师天台宗二祖慧思学习“法华发乐行”;波若、玄光从师天台宗创始人智凯学习“止观”;谛观返天台教典使天台宗复兴,并著《四教仪》而留名佛教史;义通成为天台宗十六祖,留下著述《宝云振祖集》;直到义天传山家教观,构成了中韩天台宗的关系史。
  一、天台思想的准备时期——发正接受《法华经》和观音信仰
  天台宗依《法华经》立宗,故别称法华宗。天台宗既受到知识分子、士大夫等上层社会的偏爱,又受到农夫、村妇、市井商贾等下层社会欢迎。在上层社会的流传情况,正如南怀瑾先生在《禅宗与道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自陈、隋之际开始,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来,凡知识分子,士大夫及爱好形而上学的人士,无不从事天台‘止观’。如唐代的名士梁肃、白居易,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陆放翁等,以及宋明的理学大儒们,无不从天台‘止观’功夫打过滚来,直到清代的龚自珍仍如此。”在下层社会,天台宗流传更为广泛,民间的“家家念弥陀,户户有观音”便是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境况呢?根本原因在于它以《法华经》立宗。自姚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译出《法华经》后,在佛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视它为大乘诸经中的“经王”,是佛陀的最后唯嘱,是开示佛怀的究竟之说。南北朝时,研究《法华经》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者竟达七十余家,有的人“搜研皓首”,“不知老之将至”。再加上智凯以其深远的独到见解,通过天台三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对《法华经》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创立了“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一系列富有思辨哲理的理论命题,所以天台宗深为知识分子、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所钟爱。
  天台宗在下层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原因在于观音信仰。《法华经》卷七里的《观世音普门品》,就是专宣扬观世音的。它把观世音描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又法力无边。信奉者遇难时,只要念观世音的法号,如被推入火炕,则火炕变成池;跌入大海,则波浪不能没;从山峰上跌下,则日月虚空住;如被杀头,则刀刃段段坏。信奉者祈求观音,则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财发财。观世音的这种神格与法力,自然受欲求不得的下层民众的普遍信仰。按天台宗对《法华经》的解释,法华二十八品中,以第二《方便品》、第十四《安乐行品》、第十六《如来寿量品》、第二十五《观世音普门品》等四品最为重要。《方便品》是迹门的眼目,《如来寿量品》是本门的精要,《安乐行品》是法华修行的规范,《观世音普门品》是化他无究的应用。根据天台宗如此看法,《观世音普门品》成了《法华经》的归宿,因为“眼目”亦好,“精要”亦好,最后都要落实到“应用”。所以智凯专门作《观世音普门品义疏》两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简称《观音玄义》)两卷、《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疏》一卷。智凯在《观音玄义》里还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天台性恶说:“阐提不断性恶”、“佛不断性恶”,把佛与众生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只要难修善,阐提亦能成佛。这无疑又为信仰者多开了一盏绿灯,多添了一分希望。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天台宗的两大基本特征是法华思想和观音信仰,反过来,接受了法华思想和观音信仰,亦就为传播天台宗提供了可能。中韩两国天台宗的关系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韩国的发正接受思想和观音信仰成为中韩天台宗关系的开端。
  在天台思想的准备时期,古代韩国入华求法的请益僧,是百济的发正。有关发正的生平事迹资料极少,今只见于《观世音应验记》。
  在《观世音应验记·补遗》中有以下两段文字:
  在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明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发正自道,闻他说,越州界山有观世音堵室,故往观之。欜椽烂近,而堵墙独存。云尚有二道人,相邀入山。一人欲诵《华严经》,一人欲诵《法华经》。各据一谷,筑作堵室。其诵《华严》者,月内可毕。心疑其伴得几,就往候之。曾无一卷。其人语曰:“期已将近,粮食欲绝,置及期至竟之。若不能念诵一部,正可诵《观世音经》也。”便还其室。于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钝根,乃至心诵读,昼夜非懈,谙得半。后数日,其人复来省焉。此人以实告之。其人语曰:“我已诵《华严》矣。奈何如此观世音之物,况经两三日而不谙乎?我若舍汝而去,则负所邀;若待汝竟,粮食欲尽。即于三日不竟,理不得相待耳。将以明复来省矣,其勉勉。”此人至到悲痛,倍前至心诵念,才得竟毕,明旦,其人来省,语曰:“如此观世音之物,尚不能诵,无可奈何。我将舍汝而去也。”此人跪曰:“昨暮才得竟了。”于是其人大喜,欲以相试,乃坐床诵之,四十卷经,一无遗落。次复此人上床诵之,始得发声,即于空中雨中种花,花溢满室,香闻遍谷,气氲满天,不可胜计,于是诵《华严》者即下地叩头,头面流血,忏悔谢过。事毕欲别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我食,子可少待。”而久久不来,终别而去。此人须汲水如井间,老人担食,番伏于草下。此人怪而问曰:我伴适来,望得共食,有何事异,窜伏不?”翁答:“彼人者轻我若此,岂忍见乎?”于是始知观世音菩萨。即四体投地,礼拜甚至。须臾仰视,便失所在。此人所观堵墙,至今犹存。沙门法正亲所见焉。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一,发正来华请益的时间是梁武帝天监(502-520)初年,根据在华三十年推算,他大约于梁中大通(529-546)回百济。其二,萧梁时期江南浙东一带已经弘传《法华经》和流行观音信仰,因为文中记载的就是发生在浙东越州(今绍兴)的事。其三,从法华师对《法华经》及《以世音普门品》的看法,以及观世音应化的老翁对华严师的不相容态度,曲折的反映出当时浙东的佛教已有派别门户之见。其四,《观世音应验记》对此事的记载明显地有贬华严扬法华的倾向,而且那么详细地把它发正连在一起,所以不难看出,发正入华所宗的即是《法华经》,并注重于观音信仰。
  韩国的《法华经》传播和观音信仰流传,即始于发正回国之后。这正说明了发正是传播《法华严》和观音信仰的先驱,有《观音应验记工员·补遗》关于发正的一段文字中就记载着观音信仰在百济流传的情况:
  即是隔海之事,加后闻见浅薄,如斯感应,实非窥见所迷。但杲云:“后叶好事之人,其惑继之。”自不量力,谨著二条,续之篇末。
  百济武广王迁都枳慕密地,新营精舍。以贞观十三年岁次已亥十一月大雷雨,遂灾。帝释精舍、佛台、七级浮屠乃至廊房,一皆烧尽。塔下础石中有种种七宝,亦有佛舍利置于水精瓶,又以铜作纸写《金刚波若经》,贮以木漆涵。发础石开视,悉皆烧尽。唯佛舍利瓶与《波若经》漆函如故。水精瓶内外彻见,盖亦不动,而舍利悉无,不知所出。将瓶以归大王,大王请法师发即忏悔,开瓶视之,佛舍利六个俱在瓶内。自外视之,六有悉见。于是大王及诸宫人倍加敬信。发即供养,更造寺贮焉。
  右一条,《观世音普门品》:“火不能烧。”
  武广王迁都,营造佛寺,由于雷电引发一场火宅,寺院、佛台、塔、廊房等都被化为灰烬,唯有舍利同外面的精瓶、《金刚波若经》同外面的漆函如故。武广王把舍利和佛经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功劳归于观世音应验,并引证了《观世音普门品》里的“火不能烧”的作答。
  从这段短短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武广王时代的百济已有佛寺、佛塔,寺院有廊房环绕,塔基下放有七宝。
  第二,《金刚经》、《法华经》和《观世音普门品》单行本已在社会流行,并得到王室的信奉。
  第三,观世音信仰得到应验,并被王室接受。
  从这个记载看,发正回国后的百济确实盛传《法华经》和流行观音信仰,并被王室接受。这为天台宗日后在韩国的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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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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