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与都市企业结合
　　禅学与都市企业结合──法鼓山独树一帜──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圣严法师在经过三年多的筹画后，已正式举行开发第一期工程，占地达六十甲的﹁法鼓山﹂奠基大典，预计将于公元两千年完工，工程经费十二亿元据称已经筹措完毕。
　　典礼当天，圣严幷邀集内政部长林丰正、县长尤清、考试院副院长关中、教育部长吴京、各党立监委及影艺圈名人到场观礼，来自全国各地出席的信众也多达万余人，过程中还举行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地宫安宝仪式，把一七○件佛教文物埋入地底，等到公西元三千年之际才予开启，而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据称都是为了劝募第二期工程款项所作的暖身运动。据释果选法师表示，下一期的建设重点是把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扩充为大学，加上其他建筑的经费，预计约需七○亿元。
　　圣严于十四岁时，便在江苏狼山广教寺出家，一九四九年随军队逃难来台而入伍，一九六○年从国防部情报侦查单位正式除役，不旋踵即投奔农禅寺东初老人门下，第二次剃度出家。
　　a) 圣严从小出家　勤于文字弘法
　　圣严法师是一位勤于撰述的佛学作家，所以在他投奔东初门下之际， 早已是佛教界大众媒体的闻人，经常用﹁张采微、醒世将军﹂等笔名，在刊物上以文字弘法。他的师父东初当时在北台湾佛教界也是一位大山头，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曾协助农禅寺最先在台出版大藏经，东初还发行《人生月刊》，即连星云法师在台初期也得靠这份佛教杂志打开知名度。
　　然而，东初、圣严这二位师徒因都是佛教界的名人，所以他们二人的结缘可谓相得益彰，但也可以说是微妙相克的。据指出，东初老人收纳圣严为弟子的盘算之一，是希望圣严一手接办《人生月刊》，但是圣严自忖出家的目的幷非替东初作廉价劳工，故而他入门一年多就因不愿编写佛学刊物，而转往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专心潜修、著述，再经由张曼涛居士的介绍，于一九六九年三月，负笈前往日本立正大学留，幷在历尽艰辛的求学生活后，于一九七五年拿到文学博士学位。
　　b) 荣列国建会代表　返台接任农禅寺住持
　　凑巧的是，圣严在日本的这段期间，台湾社会刚好面临一连串重大事件的连续冲击，首先是台湾于一九七二年退出联合国，紧接着是台日断交与蒋介石过世，而一九七五年四月间蒋经国正式上台后，便运用召开国建会的方式，每年邀请学者返台，藉以网罗人心。圣严刚好从立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便因此获列为佛教界的国建会代表。
　　获选为第四届国建会代表，可说是圣严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当时的国建会代表都是众所钦羡的社会名流，因此他有机缘得以与蒋经国、蒋彦士、李焕、潘振球、姚舜和谢东闵等人认识，其中特别是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履安，还特地邀请圣严到他家谈佛学与学佛的问题，由此而打开了圣严与高层政要间的方便之门。
　　虽说如此，圣严在国建会上出尽风头，却也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不同的评价，再加上美国方面有教界人士邀请，所以他没有停在台湾发展，反而束装前往美国，在纽约等地自立门户改行当禅师，自立门户。经过一年多，东初老人突然于一九七七年圆寂，这项噩耗逼使圣严不得不立刻回国，但也有助于他回台接收道场的机运。
　　从一九六○年投靠东初门下，到一九七七年这段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事实上圣严可说两手空空，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道场可供发挥，所以他必须把握住农禅寺更换接班人的机会。圣严自知本身对农禅寺贡献很少，倘若单凭博士学历和佛教界声望就想晋身住持之位，恐怕很难服众，因此圣严就趁办丧礼的时机，把全省佛教界有名望的法师和国民党党政大老全都邀到农禅寺，因为这些﹁贵宾﹂都会赞同让东初的“博士”弟子接班，藉以提升佛教界的学历水准，大家同沾一份光荣，所以圣严就顺理成章地继承农禅寺的住持。可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目前的所在地，则由东初的另一弟子接管，圣严回台接班的结果，事实上已使得一个王国分裂为二。
　　此外，圣严一向用台湾的“第一位博士”来标榜自己，但是他所主持下的中华佛研究所，虽然还称得上是佛教界较具规模的，但因定位不清，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本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它仍然是台湾佛学生到外国留学的预备学校。
　　c) 兴建法鼓山基业　肩挑佛学教育重任
　　自从一九八九年起，圣严法师开始兴建法鼓山基业，作为他人生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圣严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第一，农禅寺的土地将因“关渡平原开发计画”而遭征收；第二，中华佛研所需要一个永久的所址，而现在租用的地方，幷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智慧型”的圣严法师深知自己起步较晚的不利处境，为求从佛光山、慈济两大势力之中突围而出，他必须设法作市场区隔。圣严头上顶着“海外博士”的光环，当年返国后便获张其昀邀为文大哲研所教授及中华佛研所所长，因此他就把兴办佛教高等学府“法鼓人文社会大学”的成败，拿来当作是佛教界有没有明天的诉求，使推展佛教高等教育的重责大任，很顺利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如此一来，法鼓山事业的兴衰就变成是台湾佛教界，未来能不能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这种运用经营佛教百年大计的高等教育作策略性的诉求，很容易就能与积极传灯的佛光山以及关注慈善事业的慈济形成市场上的区隔，难怪法鼓山的名号很快地就传遍各地。
　　可惜的是，法鼓山兴学的诉求，其实本身具有阶段性的限制。它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提出时的确非常有效，但教育部随后决定开放设立私立大学，紧接着华梵人文工技学院、慈济医学院、佛光山附属下的南华管理学院就相继抢先成立，由中国佛教会筹办的玄奘大学也将开始招生。这种客观佛学教育形势的重大转变，使得法鼓山创办佛教高等学府的时效性尽失，再也不像当初那般吸引人了，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台湾岛外一流大学的佛教界博士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圣严在佛学教育界原先所拥有的高学历优势，如今已经不再特别突出了。
　　d) 讲禅结合都市企业
　　备感市场行销管道日蹙的圣严法师，数年前赶紧提出“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的口号，以台北市的安和分院为活动重镇，力求结合企业人士，把宣教弘法的中心指向都市，推销﹁禅与企业管理﹂等新产品，希望经由这种新的行销策略来摆脱困境。
　　圣严法师推出法鼓山的企画案时，一般信徒的反应都异常热烈，初期每个月的善款据说曾有多达千万元以上者，如今恐怕全盛时期已过。现在为要成就法鼓山事业，各种开销必定大增，而如果台湾经济景气没有大幅度的改观，未来的募款活动能否在这次奠基大典之后，顺利恢复盛况，实在很难预料。同时，佛教界大家争相兴办大学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佛教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处在佛教大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景况下，圣严法师想要把法鼓山建设成一个世界性的佛教修学中心，这桩宏愿的实际达成与当前的预期目标，中间的差距到底会有多大，未来将是外界衡量法鼓山基业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乐观的人士认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功的机率相当大，可是道场的经营恐会遭遇困难；相对地，悲观者则预料两者成功的机会都不大。看来圣严努力从目前的农禅寺转型为超大型的佛教企业，仍将有一番苦心的挣扎。
　　特工、博士、大法师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当天，出席法鼓山奠基大典的人士都曾听到一阵阵悦耳的乐声，那是由国防部示范管弦乐团的六十名官兵所演奏的，另外还有由军方色彩较浓的华视，包括总经理张家骧亲自出马，派员替这场相当热闹的盛典撑场面，可见国防部与圣严法交情之深。
　　其实圣严法师和国防部的渊源甚早，他在部里待了三年多才退役。据圣严于一九九四年获行政院新闻局颁发﹁金鼎奖﹂的自传式著述中，表明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他的工作单位改到了台北，“那是因为考取了国防部的一个情报侦搜单位，从事于无线电通信情报的侦搜工作。”，他对工作的内容进一步描述称：“那时候，虽然跟中共隔着台湾海峡，但是，每天都面对着中共的无线电通信人员，连他们的性别、姓名，甚至年龄都清楚。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或者是已经知道，可是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这种工作，完全是看个人的勤惰而向上级提供成绩。我还算是一个相当尽职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得到了几次奖励。”
　　圣严法师从小出家，经历了战乱、军旅生涯、二度出家，到如今已是名闻国际的一位禅学大师，如此传奇性的人生经历的确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