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解脱——禅宗心性思想研究》序

　　洪修平

　　人们常说，佛教产生于印度，兴盛在中国。佛教在中国得以兴盛发展，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宗的出现。禅宗是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发展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它既融入了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因子，更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同时又坚持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强调依靠智慧而实现解脱，并将智慧赋予人的本性，认为人心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只要识心见性，便能觉悟成佛。

　　这样，禅宗以禅命宗，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禅”的本义即包括了止与观、定与慧两个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定慧之通称”[1]，而止与观或定与慧都离不开自心，定为心定，慧乃心悟。因此，中国禅宗特别继承发展了印度佛教对人心的关怀，突出了“心”在解脱中的重要地位，把全部理论与实践都落实在“心”的基础上[2]。修禅即修心，禅悟即心悟。禅宗也就被称为“心宗”，传禅也称“传心”，解脱的境界就是心的开悟。

　　因此，牟永生博士的学位论文在选择研究禅宗思想时，以智慧与解脱为主线，以禅宗心性思想的发展为脉络，由此来展开对禅宗思想主要内容的揭示和探究，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从根本上说，禅宗的禅法思想与所有的佛教理论和实践一样，都是围绕着摆脱人生痛苦、实现人的解脱而展开的，只是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和众生根机的不同，禅师的方便接机各有不同而已，而这正体现出了佛法的对机与灵活的生命力，从一味禅法的方便演化中可以更好地把握并体悟佛法的根本要旨与禅法的真实意蕴，因此，历史的溯源与禅迹的探寻，就成为十分必要。本书稿在追寻禅宗心性思想形成的文化资源的同时，又对禅宗心性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做了梳理，然后再分别从心性空无观、本体观、价值观、修养观、觉悟观、解脱观与境界观等七个方面来展开对禅宗心性论丰富内涵的挖掘与探究。这样的安排，既揭示了禅宗心性思想的丰富与深厚，也表现出了作者独具的匠心。

　　今年年初，我才为另一个已毕业的博士生韩凤鸣副教授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禅宗解脱论研究》撰序，今天又很高兴地应邀为牟永生君的博士论文作序。牟永生君考入南京大学时，已是贵州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自己谦虚对佛道二教的哲学了解不多，因而在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特别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并有意选取禅宗方面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方面当然是考虑禅学研究是我多年的专业方向，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来加强自己对佛教和佛学的了解，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这种努力我是十分赞赏的，反映出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及对学术的不懈追求。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禅宗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牟永生君的研究在有些方面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推进禅学与禅宗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记得二十年前我的博士论文《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后出版时改为《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完成之后，在即将出版之际，任继愈先生在为之所撰的序中说：“要求在一篇文章或一部书中解决很多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洪修平同志的这部著作，已完成它应有的任务。同时，给后来研究者留下充分发展的余地。要把一门学科的研究推向深入，扩大它的研究范围，不是少数人，少数课题能解决得了的，要群策群力，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有了好的开始，就不愁没有新的成果。”近二十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一方面看到我国禅宗研究的不断发展，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有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继续不断地出现，以丰富和繁荣我们的中华文化研究，为当代的新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智慧。

　　是为序。

　　2008年暑期于南京大学港龙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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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中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虚，皆定慧之通称也。”（《大正藏》第48册，第399页上）

　　[2] 关于佛教对人心的关怀以及中国佛教对此的继承和发展，请参阅拙文《佛教的人心关怀及其现代意义》，载《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文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