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王维佛禅研究述评
　　原载《天中学刊》，2006年第4期，作者：高慎涛
　　摘要：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中，王维与佛教是一个代表性人物，20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年的王维与佛禅研究尤显兴盛，主要集中在王维佛禅思想、王诗的禅意、诗与禅宗关系、禅诗中美学思想、画禅关系、王维僧人交往等方面。本文在详细回顾此期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期间的问题也进行了评析，对其中的错误予以指出。
　　关键词：王维；佛禅；回顾；评析
　　关于王维与佛禅之间的关系，在王维当代及后世均有评价，明清之际评论渐多，但多属感悟式的点式评析。尽管有些地方稍显简略，但就整体来看，奠定了20世纪王维佛禅研究的大体格局。20世纪的研究基本上仍集中在三大方面：一是佛禅思想研究，讨论王维思想信仰中的佛禅因素，尤其是王维与禅宗的密切关系；二是对王维禅诗的研究。此部分是王维研究的重点，多数论述王维诗中的禅意。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讨论了佛禅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三是王维绘画与禅宗的研究，仍是主要集中在《袁安卧雪图》中“雪中芭蕉”上。（参拙作《论古代对王维与佛禅研究》[1]）
　　一、王维佛禅研究回顾
　　20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后，以上述三大方面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致化，笔者细分为六类，论述如下：
　　1．王维佛禅思想研究
　　关于王维的思想倾向研究的文章，近年来数量渐多。陈允吉是较早对王维与禅宗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80年代初发表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文艺论丛》第10辑，1980年4月版）一文，认为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其它宗派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地受过北宗影响，但是随着禅宗日益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会在南阳相遇以后，他终于完全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陈文后此类文章越来越多。早先有陈贻焮《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见《唐诗论丛》），强调评价佛学对王维的影响，不应只看到佛学对他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反他的学佛也应该看作是他个人思想中妥协一面发展的结果。孙昌武《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也是较早研究王维与佛禅的力作。严国荣《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王维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一文通过王维一生爱佛求佛信佛的变化过程，看出居士信仰是王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选择的结果，后来王维由忏悔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强调实践方便地“菩萨行”，更彻底地体现了居士信仰。方守金《略论佛教禅宗对王维其人其诗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王维的亦官亦隐并非逃遁人生，而是在他“无不可”、“无不适意”的禅宗思想指导下的独特的审美体味，把一颗活泼泼的心由现实政治转向自然美景中，用独特的方式玩味人生。
　　在论及王维佛禅思想的论文中，多数文章认为王维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也有一些文章不同意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的是贾晋华《试论王维对禅宗的反影响》（《王维研究》第1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贾文认为有的学者把王维之后才出现的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也用来印证王维的诗歌艺术，似有违于禅宗发展的实际历史。实际上，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禅兴起之前，王维已采取了自然任用的态度，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行到水穷处，坐看去起时。”（《终南别业》）等。平常的行坐观赏，解带弹琴都体现了自己的清净本性，都与自然万物相互交融、相互印证。这种触类皆真的生活态度及直觉观照的体悟方式与随后出现的洪州禅有许多相合之处。贾文认为这种相合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王维对洪州禅禅悟方式、表达手段产生了影响。马欣来《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王维是盛唐诗人中受佛学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确对佛教禅宗感兴趣，但佛教只是他理想破灭后的虔诚，他在无奈何中把这废墟看作人生不可逃脱的归宿。姜光斗《论王维的禅宗思想》（《唐都学刊》1994年第5期）认为王维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他在信仰禅宗的同时，既可超越慧能神会的某些思想，又可信仰净土宗等其他佛教宗派。王维除了与南北宗禅师交往外，还与华严宗道光，密宗的温古和律宗的乘如等。并且王维的诗文集中，还保留着《赞佛文》、《西文变画赞》、《西方弥陀变赞》等多篇为净土宗信徒所写的赞佛文，体现净土思想。刘晓林《王维诗歌创作与奉佛思想的矛盾性》（《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也认为王维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徙，更多地还是受道家的影响，如老庄的“无己”、“坐忘”、“心斋”、“自然”等。王维的信佛是自已在失意时所寻求的一种寄托，他的信奉仅是一个外部的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老庄的道家思想。
　　以上几篇文章都没有盲目的跟随别人的观点，而是立足于王维诗文本身，从中发掘证据，力证王维接受佛禅影响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寄托的手段。王维与禅宗有密切关系，但王维也接受华严、净土等信仰，并不是所有诗歌都是禅宗影响的结果。
　　2．王维诗中的禅意
　　王维诗中的禅意是王维与佛禅研究中的重头戏，重点集中在山水诗中的禅意，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陈允吉和袁行霈。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指出王维一些诗歌，在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就表现出空寂或无我的境界。尤其是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淡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其诗中的禅意与禅学的“顿悟”浸润有关。陈允吉《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文艺论丛》第10辑，1980年4月）与学术界一般观点不同，认为这些山水诗不过是通过描绘自然现象，表现“虽动而常寂”的寂灭思想。一些作品中是为了突出诗人淡泊的自我精神本体，最终把宏观事物消融在主观意识之中。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王维后期诗风浅探》（《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论王维诗作中的禅趣》（《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两文分析了王维诗作中的禅趣，认为王维山水诗的特点可用一个“静”字概括，表现在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景再现空灵的禅悟之境，通过具体作品作了分析。李育仁《对王维诗中虚幻境界的思考》（《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认为王维除接受佛家思想外，同时还接受了《庄子》的“逍遥”、“物化”等思想的影响，也是形成空寂境界的原因。文章对本时期王维诗禅意的一些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对前面陈允吉、史双元等人将佛经义与王诗相互对照、参读的方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的做法会流于主观臆断。
　　此时期的论文较少关注王维山水诗禅意在整个山水诗发展中的意义，赵昌平《王维山水诗由主玄趣到主禅趣的转化》（《学人》，1994年第4期）从宏观的视角对此进行了阐述，文中认为“王维在山水诗中表达禅趣的意象是明确的，因而在诗歌意象上表现出虽仍不废刻画，但却力图摆脱对象的具体形相，多通过变实为虚的手法来使对象虚化的倾向。”赵文据此认为王维此类诗可看作由主玄的山水诗向主禅的山水诗的结合部。
　　自1995至今，关于王维诗禅意的文章愈来愈多，近十年间就超过了二十余篇，但从整体来看，此段的讨论基本没有突破前期。
　　3．诗歌与禅宗的关系
　　关于王维诗歌与禅宗的关系，主要论述的是佛禅思想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此类论文在上节王维诗歌的禅意中已有涉及，此处单独作一总结。
　　曲世川《王维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诗》（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第1期）认为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在长期的山水田园生活中，形成了王维具有佛教特征的任用自在的审美观念。其具体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静寂为任用的自在之美，写了一些静寂肃穆的山水诗；二是以清丽为任用的自在之美，写了一些优美幽深的山水诗；三是以自然为任用的自在之美，写了一些物事的自生自灭、自动自息的山水诗。孙昌武《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认为禅宗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可从三个方面分析：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邱瑞祥《禅宗的“净心”思想与王维的山水诗创作》（《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着重探讨了禅宗“净心”思想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指出禅宗“常净自性”的思想，影响了王维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情趣，深深地积淀在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对其山水诗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毕宝魁《王维佛教思想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认为，王维之所以有“诗佛”之称，是因为佛教思想对他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清华《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认为，禅宗的哲学思想对他中年以后诗歌独特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坛经》中讲三十六对法，对王维近体律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禅宗讲的有无、动静、大小、长短、直曲、虚实等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对王维诗的风格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禅宗南宗的“顿悟”影响到其诗歌的妙悟。邱瑞祥《禅学理念与王维山水诗创作手法》（《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认为中禅宗“法身无象，应物现形”的理念及禅家任心自由，不受时俗时空观念束缚的思想影响了他“不拘形似”的艺术意象的创构。禅家不落两边的中道观影响了王维以动写静之手法。邱慧、朝仪《试析王维诗歌与禅宗的联系》（1996年第3期）也认为王维的诗歌与禅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禅宗影响王维山水诗的提法也有研究者持反对意见，如张赵玉桢《王维山水田园诗源于禅宗吗？》（《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即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除了个别专谈佛理禅机之外，都不能说它们渗透着禅宗思想，充斥着禅宗生活理趣”。文章诊断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及其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有三个特殊原因：其一是少年时生活环境的熏陶：其二是前朝山水田园诗，尤其是陶谢诗的影响；其三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独特风貌形成的关键，就是他高妙的山水画艺术与山水诗艺术相互影响。此论所和者甚少，但其怀疑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近十年来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不在少数，但基本上都是认为禅宗思想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在禅宗的般若空观，色空相即观，不二法门等对其诗歌的影响。与前一时期比，基本没有精彩的内容，仅录部分目录如下：《王维诗歌与禅宗的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诗思与禅意——兼论王维山水诗的诗禅相通》（《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唐都学刊》，1999年第4期），《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等等。
　　4．禅美学思想研究
　　陶文鹏《论王维的美学思想》（《美学》第5期）较全面论述了王维的美学思想，指出《王右丞全集》中有不少谈美和艺术创作的言论，包含相当精辟的美学见解。文章禅趣对王维的山水诗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影响。而从艺术的表现角度看，却有助于他更独特深刻地提示自然美的奥妙。但是文章又指出王维许多山水诗并没有禅趣，而是标举山水之趣。陶林《王维的禅宗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浙江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认为王维的禅宗审美观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空寂之美的追求和赞扬。故王维特别崇尚“气和容从，心静如空”，追求无为清静，超越物外的人生理想。作者认为王维所追求的空寂是植根于现实和人世的心灵体悟的空灵，它内含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光。以此观照宇宙，遂使万象在虚空中呈现飞跃律动和生命的光华，最后导致空灵美学产生，它是禅宗思想在哲学上同时也是在艺术中的新的发挥。李显卿、赵大声《王维禅宗美学思想论略》（《锦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由王维的禅宗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出发，认为王维的美学思想中透露着重主观表现的主体创造精神，要之，禅宗哲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和方法论，内化为王维的审美追求，外化为他的诗画创作，在中国艺术史上，那空寂闲适、一尘不染的意境创造，为文苑增添新的样式，是对艺术广度的开拓；在他作中融入诸行无常、随缘任用的禅的理趣，使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厚，是对艺术深度的开拓；而以“微言”、“以一涵多”的原则来表现情志与哲理，使诗艺更趋精美，是对文艺创作方法的发展。黄明超《生命意识的回归与人格精神的塑造——论王维的人生历程及其禅悟诗的美学意蕴》（《渝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王维的禅悟诗的美学意蕴体现在三个方面：静中生禅意；空中生禅趣；妙智观群生。谭朝炎《〈维摩诘经〉与王维的佛教美学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王维深得《维摩诘经》要旨，以维摩诘为楷模，其诗深广地渗入了《维摩诘经》的美学思想。
　　5．画禅关系
　　陈允吉先生在1979年写过一篇《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见《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对“雪中芭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深入研究。陈文认为对于“雪中芭蕉”的理解多沿用沈括“不拘形似”之说，而对这幅画的意念却很少有明晰的说明。慧洪的“妙观逸想”没有直接指出这幅画的寓意，但透露了它的寓意同佛教思想有着关系。陈文通过《续高僧传》发现有的地方和“雪中芭蕉”描写的意境差不多。而且从王维自己的作品中及《涅磐经》还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材料。“雪中芭蕉”应该是譬喻人身的空虚本质。此论精警，发前人所未发。杨军《“雪中芭蕉”命意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梳理了历来对于“雪中芭蕉”的评价，归纳为两类。一是通过对雪中有无芭蕉的考证，推断这幅画的得失；二是对雪中芭蕉寓意的辩析。杨军还通过佛教经典和王维诗文的分析，认为《袁安卧雪图》不过是一幅借历史故事阐明佛教教义的宣传画。杨文虽然没有明确说宣传的是何教义，但从行文中可知是同意陈允吉先生的观点，其中教义当是以芭蕉为喻，宣传人身虚幻。
　　周怡《雪蕉与雪竹——关于王维绘画禅理表现的一个模式》（《齐鲁艺苑》，2003年第4期）一文中说，王维的《袁安卧雪图》在历史上引起过关于形神关系的诸多讨论，其实，这里面蕴藏着的是佛理。王维的另一幅绘画《祇园弟子像》也是通过雪竹表现禅意的。从中可以看出王维绘画禅理表现的一个模式，即将中国诗歌的比兴与佛学的象征语相融合，并在绘画中运用。可见认为“雪中芭蕉”表现的是佛教义理基本达成共识。
　　对绘画与禅的相通，总体立论的相对较少，多数还是集中在“雪中芭蕉”的争辨上。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基本倾向于“雪蕉”是表现佛教义理的图画，它的创作与佛禅思想有关，对于具体表现的是何佛教义理的表述似乎还不够清楚。
　　6．王维与僧人的交往
　　考察王维与禅僧交往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都较有分量。主要有陈允吉、陈铁民两位的论文。陈允吉有《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复旦学报》，1981年第3期），另有《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文献》，1981年第6期）。陈铁民《王维与僧人的交往》（《文献》，1989年第3期）也梳理了王维与僧人的交往。
　　陈铁民对王维与僧人交往情况作了考述，其中的僧人包括华严宗的道光，陈文认为道光不是一个南宗禅僧，而是华严僧人。关于道一师，不应该象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是马祖道一，因为据史料，马祖未曾居于太白山。关于璿禅师和元崇，陈铁民不同意陈允吉《王维与南北禅僧关系考略》中认为他们是南宗的观点。据《景德传灯录》卷四载，嵩山普寂的法嗣中就有瓦棺寺璿禅师，而元崇又师事璿禅师，所以他们应该是北宗禅师。关于燕子龛禅师，陈文认为陈允吉《考略》仅据“即心无行作”即断定燕子龛禅师为南宗僧人，理由不为充分。 “无行作”本出《维摩诘经》，而且即便反映的是“无念”的思想，也不能断定为南宗僧人，因为“无念”也是借鉴的《大乘起信论》。关于与北宗僧人的交往，据王维诗文集知同普寂关系密切。陈铁民以《楞伽师资记》为据，指出普寂有弟子长安兰山义福、蓝田玉山惠福。又《景德传灯录》卷四载神秀弟子有京兆小福禅师。王维集中的“福禅师”具体指哪个，已难实考。《考略》认为是神秀弟子大智禅师义福的理由不足。陈文还对净觉的事迹进行了补充，对与其他一些宗派的僧人交往也有涉及。
　　陈允吉《王维与华严宗诗僧道光》认为，王维的《道光禅师塔铭》所指的“顿教”与南宗的“顿悟”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另外，其师宝鉴所居的五台山与道光所居的长安大荐福寺，都同华严宗有密切关系，因此断定其不应该是一个华严宗僧人。陈铁民在《王维与僧人的交往》中也持此观点，并引《荷泽神会禅师语录》与王维的对话一段，讲到王维闻“众生本自心净”而大奇是不合规矩的。如果道光是南宗禅僧，王维师事他十年，对禅宗这一观点肯定不会前所未闻的。以上二文言之确凿，纠正了许多论文中仅凭《道光禅师塔铭》的“顿教”字眼，就认为道光是禅宗南宗的粗浅论断。
　　除以上类别的研究文章外，还有很多文章是专门对王维禅诗赏析的。对王维禅诗的赏析实际上散见在上述各类研究论文中，其中许多评论不乏精彩之处。就专门对王维禅诗的赏析来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多是分析其诗的空静寂，而且多是人云亦云，从论文题目到内容出现了趋同现象。故而对这一类文章本文阙而不录。
　　二、王维佛禅研究之评析
　　1．极盛难继与盛中求变
　　对王维佛禅之研究近年来尤为壮观，繁荣的背后实则潜藏许多无谓的重复，比如论述王维诗与禅宗，基本上都是认为禅宗思想对其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集中在禅宗的般若空观，色空相即观，不二法门等对其诗歌的影响。分析诗中的禅意则不外乎静、寂、空等。许多论文大多是论王维诗中的禅意，雷同现象严重，甚至题目都重复。此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研究之兴盛，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的窘境。“若无新变，无以代雄”，在此种状况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无疑是明智之举。
　　严国荣《王维与维摩诘经》（《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体现了研究的细致化，他以《维摩诘经》为个案，指出《维摩诘经》中的居士思想对王维的立身行事影响深远。谭朝炎《王维〈能禅师碑〉的多元思想融合》（《理论探讨》，2004年第1期）仍是细致化的代表，认为王维所作慧能禅师碑铭，运用了众多儒家、道家等事典与义理，以遮诠的方法讲说慧能的得法经历，讲说佛禅的教义。在这样的讲说中，儒、道、佛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碑铭中融为一体。这种多元思想的融合，归趋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如何达到和谐境地，生命如何追求最大的自由，最终获得解脱的核心精神。王维思想的多元融合性，在这篇碑铭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其新近出版的《红尘佛道觅辋川》是其研究细致化的代表作，谭著将代表性的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坛经》同王维诗文作对照研究，从而找出王维所受佛教的具体影响。近年来有的学者还借用其他领域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王维，如查志强《王维奉佛原因新探》（《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别出心裁，从心理学的角度，将王维的性格类型归属于“内倾型”，并认为王维的这种在外部世界遭遇挫折就退避回内心世界的“内倾型”性格气质，才是王维奉佛的根本原因。此种方法有科学依据，但也有臆度古人之嫌，但聊备一格。
　　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新变中的一个特色，王志清《心物冥一中的庄、禅精神——陶潜王维比较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将陶、王进行了比较，认为陶潜仰重守朴含真、恢复自然本性的老庄思想，诗风平易简古；王维则崇尚空诸所有、返归心源的禅趣佛理，诗风空灵虚清。，陆琳《浅谈王维、李商隐诗歌佛学意趣的差异》（《江淮论坛》，2002年第1期）认为王维和李商隐的诗歌均有着浓厚的佛学意趣。文章通过对二人诗歌内容和诗境的比较，发现存有差异：王维偏重于禅学中天地自然间“本来面目”的感悟，李商隐偏重于在精神上与佛教对人生的看法的不谋而合。比较研究运用到王维佛禅研究中可谓别开一途，但亦力避强拉硬扯，否则易流于主观臆断。
　　2．浅尝辄止与随波逐流
　　王维是唐代诗人中受佛禅影响较大的一位这是毫无争议的，但王诗中的清秀空静多大程度上受禅宗影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比如爱好空寂本是盛唐诗人的普遍倾向，也有受陶谢的影响，不一定非是禅宗影响的结果。即便受禅宗影响也不一定表现在诗歌中，白居易虽然也尚佛理，但诗歌却并不以表现空静见长。王诗中的空寂与禅宗思想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包括王维在内的许多文人，都是儒道释兼修的，而且骨子里还是以儒为底色的。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分析维山水诗时并不深究，仿佛其山水诗与禅宗是天然相连的，近段时间此类文章仍是迭出。
　　造成这种现象缘于研究者对名家的崇拜。如孙昌武是国内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较早和有影响者，孙氏即认为“禅宗影响于王维诗歌艺术可从三方面分析”，并以辋川诗为例分析，后来的研究者亦步亦趋，唯以前贤为准的。实际上其中许多诗更多地体现的是道家自然的思想。但多数研究者多是跟风而上，结果导致现在一谈到王维山水诗非要拉上禅宗的思维定势。再举一个王维以外的例子，季羡林先生曾说：“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2]司空图从未讲过诗禅的一致性，其大作《二十四诗品》的许多话语虽常被人用来表达禅境，但所反映的乃是道家自然的思想。今人谈到诗禅关系时没有人会怀疑季老，相反还会一哄而上。“名家效应”在王维佛禅研究中促生了大量模仿之作。
　　名家的研究中大部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一些问题他们也指出了注意事项，比如王维与佛门的交往，陈允吉、陈铁民两位通过考证已经指出王维在交往中兼及各派，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就王维现存作品来看，有给南宗禅僧作的碑铭，也有与北宗僧人的书信，还有反映净土思想的赞文等。但学人在研究中不认真分析，盲目追随，硬是非要把王维和禅宗扯到一块，尤其偏爱把王维说成是南宗禅的信徒，并且大有王诗是南宗禅影响的结果的趋势。
　　3．知识贫乏与研究错误
　　在王维与佛禅的研究中，成果累累，但也有一些错误的结论，而且至今仍引不起注意。比如王维在《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塔铭》中谈到的道光禅师“遂密授顿教，得解脱知见。”学人多因禅师、密教二处而认为他是禅宗，陈允吉、陈铁民两们已经指出道光应为华严宗，但今天看来，此论并没有被重视。顿教并不等于南宗禅，而是与判教说密切相关。罗什弟子慧观已创始判教，他将释迦所说的经教判为顿渐两大类，以《华严》之流为顿教，以自浅至深为渐教。故而顿教并不是禅宗的独有称号。另外禅师也非禅僧的专有称号，指通达禅定之比丘。原始佛教时代，阿罗汉为通晓一切禅法者；以后至部派佛教时代，比丘间产生各种专门人才，如经师、律师、论师、三藏师、法师、禅师等。其中专意坐禅，通晓禅定者称禅师。在中国因禅宗之兴起，禅师之称不限用于坐禅，扩为参禅，且多用于禅宗名德。但对于天台宗、净土宗等专习坐禅者，亦称禅师。（参吴立民《佛教的称谓及职称》[3]）可见禅师之称缘于其修持法门。台湾龚鹏程曾著文对唐代文人与佛教研究的错误指正，纠正偏颇之处甚多，但在讲到王维时，仍认为道光是禅宗的一支[4] (P333)，足以见此错误的根深蒂固。另外王维山水诗中的禅趣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的《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悠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菱蔓弱难定，扬走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此诗常被解为禅宗影响的产物，勿宁说是继承魏晋南北朝的硕果，他吸收了谢灵运描绘景物的特点，又摆脱了玄言尾巴，情景交融。表现的闲居怡然自得的情趣，与道家任用自然合，与儒家的“卷而怀之”、“舍之则藏”亦合，不必待禅宗出。
　　在分析王维禅诗时，今人多是寻找其中的静寂，如刘晓林《王维诗歌创作与奉佛思想的矛盾性》（《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王维一些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是相矛盾的，理由是诗中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此文论矛盾性是有合理之处的，但认为喟叹、颓废是佛门特色则偏颇，如用在禅宗身上更上错误。殊不知春意盎然亦是禅家之兴，宗白华先生早就指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5](P76)真正的禅者不滞任何一境，由凡入圣，出圣入凡，即有枯木里寒岩的静，又有虎啸里龙吟的动。
　　要之，近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有大量的新成果问世，并且在研究中亦有学术争鸣，如对王维山水诗源于禅宗影响、王维倾向南宗禅等问题，学界多有不同意见，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争鸣成果未初重视，研究者缺乏自主判断，佛教义理贫乏等现象亦是十分严重。王维与佛禅关系是唐宋文人与佛禅关系中的指标性人物，对王维佛禅研究的回顾及反思有着重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高慎涛.论古代对王维与佛禅研究.天中学刊[J].2005（6）.
　　[2] 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吴立民.佛说当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3).
　　[4]龚鹏程.唐代的文人与佛教中国禅学:第二卷[J].北京:中华书局,2003.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