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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坛经》“獦獠”辞义新解
张新民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中国文化》先后刊发潘重规与蒙默先生两篇研究论文。潘先生以为“獦”应当是“獦”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獦为生。“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蒙先生则认为僚人迟至晚唐五代尚无打獦习俗，“獦獠”当为“仡佬”的异写，不当读为“獦獠”，“獦”字只借其音葛而已。僚人于唐宋之世最为人贱，“獦獠若为堪作佛”，乃溅鄙视同禽兽之詈语也。
笔者以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故敢在潘，蒙两先生之说外，另为“獦獠”释义提一新解——“獦獠”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兹先引《魏书》卷一O一《獠传》如下：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
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
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
“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
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
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
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
角一只，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
行，能卧水底持刀剌鱼。其口嚼食并鼻饮。死者竖
棺而埋之。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
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
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
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
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
亡判，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
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
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
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
神，尤尚YIN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
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
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
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
以上言獠人之文化习尚，其特征约为这样九点：(一)散居山谷，积木为楼，居不着地，楼名干栏；(二)以铜鼓为贵，惟僚王有之，精于铸造，尤擅铸铜；(三)习鼻饮；(四)葬俗特殊，竖棺而埋；(五)嗜犬，杀父以狗谢母赎罪；(六)报怨相攻，必杀而食之；(七)不识弓矢；(八)能纺织，有细布；(九)畏鬼神，尤尚YIN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其中第七条不识弓矢，《北史·僚传》言之，《通典·边防典》亦言之，可证獠人确无狩獦习俗。而从干栏式居屋判断，亦足证獠人乃是水稻耨耕民族。故“獦獠”之“獠”不可能训为狩獦，此点蒙先生考之已详，姑且不赘。惟第九条述及之习俗最为令人骇异可怕，《北史·僚传》、《通典·边防典》俱有记载，不能不加以特别重视，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獦头习俗。
獦头即獦取人头，以为祭祀之用。屈原《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这是最早提到岭南有獦头风俗的记载。广西西林普驮出土一西汉铜棺，四面及四角挂有八件铜制面具，象征死者生前曾是獦头勇士。可见獦取人头的习俗起源甚早。獦头往往出于仇杀械斗，通常又与食人习俗相联系。《魏书》所载第六条食人风尚即与报仇相攻有关。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岭南道饮州风俗下》：“僚子专欲吃人，得一人头，即得多妇”。“檀萃《说蛮》谓僚人相斗杀，得美须髯者，则剜其面，笼之以竹，鼓而行祭，竟以邀福”。陆次云《峒溪纤志》亦称“(獠人)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鼓噪而祭，谓可连福。”又乌浒人与僚习俗颇相近，实亦僚人中的一支。《墨子·鲁问篇》：“楚之南有啖人之国焉，其国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第”。同书《节葬篇》：“越之东有核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食之，谓之宜弟”。《后汉书·南蛮传》谓敢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今乌浒人是也。”李贤注引《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诸书所言，当为一事。《太平览》卷七八六引《南州异物志》则称乌浒“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此所言即獦头习俗，可证乌浒属獦头文化圈。再证以《御览》卷七八六引《广州记》：“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如故，”可知其与《魏书》第二条用铜鼓，第三条习鼻饮相合，则乌浒、獠人必为同一族类，断无疑义。具见獠人长期存在獦头与食人风俗，换言之，即獦头与食人乃是獠族重要文化特征之一。明乎此，我们即可确证獦头与食人风俗屡见于典籍文献，并为北方士人所周知，而五祖弘忍有针对性地发出疑问，也正指其獦头与食人习俗而言。何况根据文化习俗的某一特征以作民族称名，亦为吾国史籍文献中常见之笔法惯例耳。
头颅是生命、灵魂和地位的象征，以人头向神录祭祀乃是最珍贵的奉献。因此獦头实为头颅崇拜的一种原始方式，一种最极端的原始方式而食人也可视为认同的一种原始方式，即通过食人获取对方的勇猛、强壮、活力等素质而形成自我的一种原始方式。僚族獦头祭祀的具体过程今已无法详考，但我们仍可以四十年代云南佤族保存的獦头血祭活动窥见一斑。今将《文化学辞典》介绍“獦头血祭”的文字转录于下：
(獦头血祭是)旧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
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
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
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
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
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
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
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
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
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
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
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
子撒在地里。獦头为了祭祀神灵，但人们又对獦到
的人头怀有敬畏感，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
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
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
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
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
《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按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史记·封禅书》称汉武帝既灭两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汉书·效祀志下》载：“是时即灭两粤，……乃命粤巫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武帝)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鸡卜，颜师古注引李奇云：“持鸡骨卜，如鼠卜。”《桂海虞衡志》：“鸡卜，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洗净，线束之，以竹签插束处，使两骨相背于筵端，报竹再祝。法有十八变……”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南人以鸡卜。”这种有别于北方民族的占卜方法的一致，当然不能仅视为巧合，由此可证獠人的獦头祭典必然与佤族有相似之处。
考证僚族确实存在獦头文化习俗后，我们再综合潘、蒙两文所引证的文献，就可以从史实存在及字义训释两方面为“獦头”说作出定论了。案“獦”，与“獦”通已见于《集韵·叶韵》：“獦，通作獦。”《贾子新书·势卑》：“今不獦猛兽而田彘，所獦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可证“獦”与“獦”互通，至迟两汉时已如此。《颜氏家训·书证篇》更谓：“自有讹谬，过成鄙俗……‘獦’化为‘獦’，‘宠’变成‘笼’。”故南朝梁萧若静《石桥诗》，则将“獦人”径直写作“獦人”。再证以敦煌写本佛经，诸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我等宿世造何恶行……为田獦鱼捕”；《佛说父母重经》：“迦夷国主人山射獦，挽弓射鹿”；《大般涅架经》：“佛造迦叶，我涅粲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阻坏我之正法。譬如獦师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复如是。”《优婆塞戒》：“十一作獦师”，都说明“獦”“獦”本可以互通。而将“獦”读为“獦”，在《坛经》特殊语境中，其释义又只能是“獦头”而非“獦人”。潘先生尚举《正名要录》中的正字“腊”，俗写为作臈，以为乃“獦”作“獦”之补充证明，其与敦煌写本渚条虽较《颜氏家训》为晚，且不如《家训》所言明确，但是以之与敦煌《坛经》前后同时的文献相互为证，应该说更有力地增加了唐代语境“獦”可训为“獦”的坚强证据。
《坛经》所说的岭南“獦獠”，汉唐间曾大量人蜀。《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言：“蜀土无獠，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布满山谷。”《晋书》卷121《李势载记》云：“初，蜀土无獠，至些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僚人分布之地区，落围极其广大。《太平御览》卷168引《四夷县道记》云：“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人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可证獠主要从南越人蜀汉，路线则经自舸群。仡佬族即唐代从獠族中分化出来的单一民族，迄今仍主要居住在贵州境内。《新唐书·南蛮传下》说：
戒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
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
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①
此处之“葛獠”，《元和郡县志》卷3广锦州洛甫县条”作“仡僚”，其余诸种文献或作“狍猪”，或作“狺獠”，或作“土獠”，或作“秃老”，要之，皆为今仡佬族族称同音异写。盖“獦”一字多音，此处仅借其音葛而已。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云：
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
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獦(苗)，曰摇(瑶)，
曰獠，曰撞，曰狍栳。
将“獠”与“仡佬”并列，显见宋人已自觉到其为两种不同的民族。而仡佬从獠分化出来，如果考察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则不能不说是在与华夏文化接触过程中，逐渐改变或放度了獦头及食人的习俗。遍查文献，《魏书·僚传》所载第六、第九两条习尚，绝不见唐宋以来的仡佬族，而其余诸条，如(一)干栏居屋；(二)以铜鼓为贵；(三)习鼻饮；(四)竖棺而埋；(五)嗜犬；(六)能纺织等，各种文献仍多有记载，在仡佬族习俗中长期余留。正是獦头与食人文化风俗的消失，使同于仡佬的“葛獠”不再具有“獦头獠人”的涵义，后世反依据其衣着及习俗的某些差异，从内部将他们分为“红仡佬”、“花仡佬”、“剪头仡佬”等等。明了这一文化演变的深层曲折，也就不难理解宋黄庭坚《过洞庭青草湖诗》：“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翳”；其中之“獦獠”，又何以同于“仡佬”欤!
獦头的习尚当然不止限于獠人，除前述云南佤族外，台湾番人亦有此风俗。《隋书·流求国传》载当地獦头风俗云：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
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骷髅于树上，以箭
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骷
髅以为佳。人间门户必安兽头骨角。这种人头祭典风俗，极可能是獠人的移植。盖民族不断迁徙，文化亦随之传播。而在与汉族文化接触过程中，獠人獦头风俗逐渐消失，反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台湾留有遗孑。然而即使如此，作为獠人巢窟的岭南，獦头与食人之风仍长期保存，直至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犹引述其事云；“以所掳人口亦剥而系之树，令而子老弱射之。渭之‘习射’。中，老父大悦。每食，以大钵贮饭，男女团聚，用匙瓢食之。……虽父子动辄持刃相如。每出劫，谓之‘讨草’、‘讨菜’，不避风日，草行露宿，登高履险，跃步远跨，其疾如风，生习粗恶类如此。说者谓比之禽兽而能言，比之虎狼而有翼者是也。”又云：“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堂，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其后稍变，族类同姓有为人所杀，则居处伺杀主，不问是与非，遇人便杀，以为肉食也”。“讨草”、“讨菜”当即獦头，这是獠以后的地方遗俗。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深刻的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架，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犹如丁福保，郭朋以短喙犬释之一样，设若依蒙先生所说读为“仡佬”，甚至引申作溅鄙之詈语，则必然与佛法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本心本愿相悖，违背救度一切众生的菩萨诱导精神和启蒙精神，既使慧能的哲理依据缺少了证立的丰富蕴涵及当下的针对性，也使弘忍的有意探问浅薄化幼稚化——因为依“仡佬”诠释学的语意提示，似乎弘忍还不如一初人佛门的发心弟子。何况揆之《坛经》全书，亦处处扦格不通。仅重考据而不兼顾思想，谈大乘佛教及禅宗必言难中的，晚近学者已有这方面的负面教训，足可供我们借鉴。故笔者从考证与哲理二者必须圆足的双重关怀出发，认为“獦”字仍当训作“獦”，而释义却与潘先生大不相同。宋程伊川尝有言：得其词而不得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词而能得其意者。读儒典如此，读佛经亦如此。惟孤陋之人，窃以为难免有蓬之心，发明未备，则尚有待于海内外方家幸以教之耳!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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