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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校读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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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校读琐记
  张 勇
  敦煌发现的《六祖坛经》,共有五个写本,可以分为四个系统。即:斯5475号;敦煌市博物馆藏叨7号;北京图书馆藏眦4V号残卷,西夏语译本(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及罗福成旧译本,共12页);龙谷大学藏大谷光瑞本(旧旅顺博物馆藏本)。这些写本基本上都有了校录本或重译本,并有了对这些校录本或重译本有分量的评价和商榷。然而,上述成就的取得,并不意味着对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版本和校勘研究的结束。下面,谨择取笔者校读时所得的部分见解,就教于大方之家,恳祈指正。(为行文的方便,涉及到的专家学者径称姓氏,略去“先生”之呼,希谅)
  (1)大师不语,自净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识,净听!……”(Stein本。下同)
  按:“自净心神”,敦博本同。《{坛经)对勘》(以下简称《对勘》)录作"AY净其心”,《坛经校释》(以下简称《校释》)又录为“自身净心”,称“惠昕本作‘自净其心’,较通”。查原卷,本写成“自心净神”,后在“心”“净的右旁加一倒乙符号‘√”,故应录作“自净心神”。“净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沪(以下简称《新本》)校改为“静听”。考虑到慧能在大梵寺述说身世之前,即先“自身净心”,那么,他要求听众也应是净心而听(“净听”)吧;何况,自叙求法得法以及来岭南的经过以后,他告诉听众也说,“原闻先性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余(除)迷,于先代悟法”呢!
  (2)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惟求佛法作。”
  按:“惟求佛法作”,敦博本同,惠昕等三本作“惟(或作‘唯’)求作佛”。铃木校为“惟求作佛法”,《对勘》、《新本》从之;《校释》认为,“法”乃衍文。其实,“惟求佛法作”原本通畅,“作”可以理解为“修习”、“弘布”等义,不烦改;这种连动式的复杂谓语,古代常见,如“引河水灌民田”(《史记。滑稽列传补》)、“因取刀杀之”(柳宗元《童区寄传》),今天也多使用,如“拿苹果吃”等等。
  (3)我等不须呈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
  按:敦博本同,惠昕等三本作“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逞和尚”。《对勘》疑“呈心”为“澄心”,《校释》、《新本》则径改为“澄心”;《{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补校》(以下简称《补校》)曰,“呈”不烦改,“呈心”即下文所云“呈自本心”,“‘澄心’则是禅法,于义未妥”,是也。《补校》又言,“或疑‘呈’通‘逞’,‘逞心用意’义为炫耀心意”,却不正确。因为,“用意”乃褒义词,前面不可能接一贬义的“逞心”,何况“逞心”一般乃快意、称心之意,如晋葛洪《抱朴子·名实》“彼进所爱,则苦谈之不美,虽位超之,犹未逞心焉”。
  (4)时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
  按:敦博本同。铃木校本、《对勘》、《校释》、《新本》皆于“楞伽变”后添“相”字,《补校》曰:“此不烦加”,可从。因为Stein本、敦博本下文“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亦没有“相”字;因为“变”在一定场合本来就可指变相,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晋顾恺之《维摩诘变》、隋尉迟跋质那《降魔变》和《净土经变》,《梁书·扶南传》载梁张僧繇《诸经变》等,并堪为证。再如,唐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诗:“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仇兆鳌注:“西方变,言所画西方诸佛变相。《酉阳杂俎》:唐人谓画亦曰变。”西夏文本译“楞伽变”为“楞伽变相”,《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以下简称《译释》)据以认为Stein本佚“相”字,显然也不妥。
  (5)良久思惟,“甚难甚难,甚难甚难。”
  按“甚难”云云,原写作“甚 难 ,甚 难 ”。此乃敦煌写本中双音词重叠的独特符号,应录作“甚难甚难,甚难甚难”,而《对勘》、《校释》却校为“甚难,甚难”。再者,从文义看,“甚难”云云是内心所思,当加引号。
  (6)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惠为本。弟一勿迷,言惠定别。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即定之时惠在定。……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惠,先惠发定,定惠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惠定不等;……
  按:敦博本“体一不二”作“体不一不二”,余同。“以定惠为本”、“言惠定别”、“定惠各别”、“惠定不等”,这两组的“定惠”、“惠定”相邻而词序相反,属于古人常用的修辞法,这种方法钱钟书先生曾有详细论述。《对勘》、《校释》、《新本》等一例改为“定慧”,误。
  (7)今记汝(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座禅?
  按:“今记汝是”,敦博本作“今记如是”,是。《对勘》径录、《校释》和《新本》校作“今既如是”。笔者认为,作“记”不误,因为敦煌本《坛经》本乃“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今记如是”即法海记时羼人之语,犹如佛经开篇的套语“如是我闻”也。
  (8)除却从前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按:“矫诳”,敦博本、北图本作“矫杂”,《对勘》、《校释》均误录为“谄诳”。
  (9)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惠彼岸到。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言彼岸到。
  按:“何名波罗蜜”,敦博本“何名”后衍“般若”二字,余同;西夏文本后一段作“如何名为波罗蜜多?此者是西国梵语,番语彼岸到”。《校释》于“摩诃般若波罗蜜者”后,脱“西国梵语”四字;《新本》凡“彼岸到”均改作“到彼岸”。虽然敦煌二本不大符合汉语文法,却是忠实地遵循了原梵语的次序,用不着据惠昕等三本的“到彼岸”而改之。Paramita,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一二:“‘波罗’(秦言‘彼岸’);‘蜜’(秦言‘到’)……成办佛道,名到彼岸;复次于事成办,亦名到彼岸(天竺俗法,凡造事成办,皆言到彼岸)。”
  (10)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按:敦博本同。《对勘》、《校释》依原文,是也。《新本》改“莫”为“若”,不妥。因为不仅上文言“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心量大,不行是少(小)”,明确地反对只言不行,而且西夏文本第一句亦作“空口莫说”,惠昕等三本亦均作“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也。
  (11)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但净心无罪,西方心不净有愆,迷人愿生。东方西者,所在处并皆一种。
  按:敦博本同。《补校》纠正了《新本》的增字为训和误校,是。但《补校》又从《敦煌坛经新书》①(以下简称《新书》)之说,“‘东方西’下当加‘方’字,‘者’上当加‘悟’字,标点“西方心不净有愆”以下为“迷生愿生东方西[方],[悟]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对勘》、《校释》、《新本》,亦以“迷人愿生东方西[方]者”为句),却不妥。迷人愿生的只有西方,即前文“弟子见僧道俗常念阿弥大佛,愿往生西方”,并不包括东方,所以“迷人愿生”后应句断。同时,“西者”即代指“西方”,不烦添字;东西方皆是一样,乃对治迷人之盲而言也,意本顺畅,亦不必加“悟”字。
  (12)众人且散,慧能归漕溪山。众生若有大疑,来彼山间,为汝破疑,同见佛世。
  按:“众生若有大疑”,敦博本同,惠昕等三本作“众若有疑”。《对勘》、《校释》疑“生”为衍文,或是“人”之误。“众生”,一般泛指一切有情念灵之物,但在唐代也可以专指世人,如王梵志诗053首“秋长夜甚明,长夜照众生。死者归长路,生者暂时行”,313首“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惟欺谩,心中佯念佛”。不烦改。
  (13)世人尽传南宗能比(北)秀,未知根本事由。
  按:敦博本同。《对勘》、《校释》认为“宗”属衍文,《新本》据惠昕本径去之。“北秀”,实际上就是“北宗秀”,此乃敦煌本《坛经》独特的省称法,本文所论的“东方西者”亦相仿佛。原本不误。
  (14)〔神会〕礼拜礼拜,更不言。
  按:敦博本未脱“神会”二字,余同。《对勘》误录作“神会礼拜,更不(敢)言”,《校释》、《新本》校作“神会礼拜,更不敢言”。仔细推敲,添“敢”固属不必,“礼拜礼拜”乃强调神会受慧能“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之责后的惶恐,惠昕等三本“神会礼拜悔谢”而不仅言“礼拜”,亦此意也。删掉一个“礼拜”,修辞色彩顿逊。
  (15)吾大来唐国,传教(教)救名清(迷情)。
  按:第一句,敦博本同,惠昕本作“吾本来东土”,契嵩本、宗宝本作“吾本来兹土”。《对勘》、《校释》认为该句伪迹太重,改“大”为“本”;《新本》亦从惠昕本而改作“大”字。笔者认为,敦煌二本字形不误,惟有倒乙,应校作“吾来大唐国”。
  (原载《六祖慧能思想研究》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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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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