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狂禅”现象的导因及走向
　　——以袁宏道禅学思想转变为例
　　翟雪村
　　明清是中国佛教总体上的衰落时期，佛学理论亦无重要突破。明初，统治者推重理学，朱元璋曾明确地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对于佛教，则是在利用、限制的同时予以严格整顿。当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僧人的日居行为、度牒乃至修学的政策，主要是针对禅僧而言。这一时期禅宗的发展受到了遏制，可以说举步维艰。到了明朝中叶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理学独尊的沉寂之风被逐渐打破，禅宗也逐渐有所抬头。直到万历前后，由于居士佛教的兴盛和释门僧才的引领，禅宗乃至整个佛教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同时出现了以李卓吾、袁中郎等士大夫为代表的“狂禅”现象。“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到泰州派下的颜(山农)何(心隐)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狂’，旁人骂他们‘狂’，而他们也以‘狂’自居。”可以看出，晚明所出现的“狂禅”思潮，非仅是佛教禅学的一种流变，更多是一种在阳明后学影响下的儒佛调和的产物。
　　一、“狂禅”——阳明后学下
　　儒佛调和的产物
　　任何事物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根由的。同样，晚明禅学复兴，士大夫佛教继宋以后呈现出又一高潮而出现所谓的“狂禅”现象，同样也有其内在的根由。追根溯源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阳明心学的“良知”与禅宗“心性”之联系
　　明代初年，国内上下独尊朱学，所谓“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但当时的程朱理学已被理会得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早已失去了活力。这时的王阳明以其独特的心学体系，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沉寂土风。他的学说体系是以“心”、“良知”为核心。所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又有“良知是天理之昭昭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之昭明觉处，故良知即天理”。这无疑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自主性。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无需外求。所谓“致良知”亦即内省自照、明本心性，这与禅宗的自心作佛，心佛一体如出一辙。禅宗认为，一心举万法，自心既是佛。这个实相——佛，就在自己心中。同时心学与禅宗一样追求的也都是一种自由、自主、独立的人格和人生境界。
　　阳明之后心学演成诸多派别。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到了泰州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王学的精神，与禅学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所以俗世常以“狂禅”弊之。此时王学的良知一定程度上业已成为禅宗“佛性”的代名词。而这种“狂禅”思潮“无疑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下的产物。究实而言，它的源头在卫守仁的‘良知’学说，而直接导向则当归于泰州学派”。
　　2、社会矛盾使士大夫栖心禅学
　　晚明时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究其社会本身而言则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稽文甫在他的《晚明思想史论》的序言中写道：“晚明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现代战争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个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暇。你尽可以说它‘杂’，即决不能说它‘庸’，尽可能说它‘嚣张’，却不能说它‘死板’；尽可能说他‘乱世之音’，却不能说它是‘哀世之音’。他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越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稽文甫先生无疑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动荡不安、脱胎换骨时期的社会画面。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社会生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们也参与政治的纷争，忧国忧民，但往往英雄难有用武之地，或者官场受挫，或者入仕无门，现实往往与他们格格不入。“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无法“安身立命”只有转向内心寻找慰藉。因为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这如芥子般的个体生命无疑是过于渺小了，他们感怀于世事无常、人事变迁而表现出或浪迹山水，留恋于勾栏的自我放逐；或出入释老的苦寂相伴。在这种情况下禅学的兴起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晚明的“狂禅”现象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产物。
　　3、独抒性灵——文坛之“狂”与禅学之“狂”互彰
　　明代文坛盛行复古的风气，无论是台阁体还是茶陵师派，虽风格不同却秉承“编新不如塑旧，刻古盛于雕今”的旨趣，主张法古、师古。弥盖在明初文坛的沉寂之风，无疑遏制了文人舒张个性、任运自适的性情。而当时倡导文学应直抒胸臆，得法性灵的文人，“多是位卑言轻的下官吏或在野文人……他们以温雅的狷者姿态很难形成昭著的影响，‘不颠不狂，其名不彰’。”同时他们的狂狷之气也为扫除文坛陋习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如晚明“狂禅”思潮之涤荡程朱理学的围囿。袁宏道言：“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辩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有先发者。”这种文坛之“狂”与禅学之“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禅净合流”到“摄禅归净”
　　——晚明“狂禅”现象下的矫弊之为
　　晚明的“狂禅”思潮始终是心学与禅学两位一体而存在的。“以阳明后学为代表的儒者好佛而导致的狂禅思潮，同时也给晚明佛教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袁宏道在《答陶周望》中说：“近代之禅，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则阳明以儒而滥禅，既则豁渠诸人以禅而滥儒。禅者见诸儒汩没事情之中，以为不碍，而禅遂为拨因果之禅；儒者借禅家一切圆融之见，以为发前贤所未发，而儒遂为无忌惮之儒。不惟禅不成禅，而儒亦不成儒矣。”对当时“狂禅”的流弊予以揭示。鉴于当时“狂禅”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晚明的居士佛学在对“狂禅”针砭与抨击的同时也开始转重修持与信仰，而出现“禅净合流”、“摄禅归净”的状况。此处以袁宏道的佛学思想转变为例，以窥晚明“狂禅”思潮的走向。
　　袁宏道(1568—1610)，自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早年闻名乡里，后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中郎亦是明万历后期著名居土。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体现在其禅学思想上则经历了“从狂禅到提倡念佛往生的净土禅再到主张安心任运的随缘禅”的内在演化轨迹。其佛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在晚明士大夫佛学中极具有代表性。中郎前期以习禅为主。这一时期的佛学思想是与焦蔀、李贽一系的。表现在将禅学与儒学的和合为一的“狂禅”上。在其人生观上则是任运自适，放达不羁。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有感于先前禅学的“欠稳实”，并觉知过去学禅之解行不相应而不得受用。遂开始注重行门修持，而转向净土。这种转向可以说是在生死情切以期求解脱的思想下发生。不仅是中郎个人禅学思想的自省，更是对晚明以来整个禅学界的反思和对治，具有普遍意义。诚如中道对其兄此次思想转变的评价：“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尤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了伦物，佰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盲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理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可见此期中郎已开始悟修并重，是由禅人净、禅净并举的开始。
　　万历二十七年，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发生彻底的转变，由初始的“禅净合流”到此期的“摄禅归净”、“融禅归净”，并作《西方合论》以阐发净土思想。在该书的序中，中郎对著书及自身由禅入净的因缘都予以了说明。
　　夫滞相迷心，有为过出，着空破有，莽荡祸生。达摩为
　　救执相之者，说罪福之皆虚；永明为破狂慧之徒，言万善之
　　总是。灭火者水，水过既有沉溺之灾；生物者日，日盛翻为
　　枯焦之本。如来教法，亦复如是。五叶以来，单传斯盛；迨
　　于今日，狂滥遂极。谬引惟心，同无为之外道；执言皆是，趋
　　五欲之魔城。不思阿难未得尽通，头陀摒斥；达摩微牵结
　　使，尊者呵讥。禅翼薄习，宾所斯遥；丘山丛垢，净乐何丛。
　　若至《楞伽》传自达摩，悟修并重；清规创自百丈，乘戒兼行。
　　未闻一乘纲宗，呵斥净戒；五灯嫡子，贪恋世缘……今之学
　　者，贪嗔邪见，炙燃如火，而欲为人解缚，何其惑也。余十年
　　学道坠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遂简尘劳，归心净
　　土。礼诵之暇，取龙树天台长者永明等论，细心批读，忽而
　　疑豁，既深信净土，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如贫儿得伏藏
　　中金，喜不自释。
　　可见袁宏道对此前士大夫居士间流行的“狂病”予以了痛斥。“余十年学道坠此狂病。后因触机，薄有省发”。此狂病乃言往日之重解轻行，因悟废修，从而不自觉地“落人解坑”。这不仅是中郎习禅十年来自救的清算，亦是对晚明禅学思潮尤以泰州“狂禅”为首的深刻反省，也代表了晚明禅学由泰州“狂禅”到“悟修并重”、“以净摄禅”的总体发展走向。
　　三、晚明禅学的世俗化走向
　　晚明佛教从禅学到净土的归向“不仅可视为晚明佛教个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可视为巾闷佛教世俗化的逻辑完成”。禅更多地作为——‘种修学方式，更多地是被文人士大夫以及僧侣而接受，始终未能广泛地走向现实民众。净土信仰则从其传人之始便以其倚重他力、简便易行、带业往生的特点备受普通信众的青睐，而显示出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
　　晚明佛门僧才辈出，以“四大高僧”为首的持摄禅门净、参念为一思想的著名高僧当首推云牺莲池。他指出参禅与念佛可以调和，互不防碍，说：“若人持戒，戒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从理论上说明了二者兼修的可能性。这一理论最早可追溯宗密的“禅教一致”思想，并直接延寿的禅净融合论。而此理沦的根由则是心与土不—不二，也就是传统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思想。这一持名念佛与悟修参禅便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蕅益在论述禅净关系时有言：“无禅之净土，非真净土；无净土之禅，非真禅，然净土之禅，水不需参究，但一心不乱即静，名号历然即虑。若夫禅之净土，必须证极心，非可以以理夺事。从上诸祖，凡情已尽，圣情未忘，不妨随机扫执。后世学人，虽有干慧，染习未枯；自非发愿往生，依旧随业轮转。”指出了念佛之亦禅劝；净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禅宗依靠自力解脱的可能性。而净土禅(亦可言持名念佛法门)的易行性、三根普利性成了其世俗化倾向最主要的依据。同时这种从禅到净，从智慧向信仰转变的过程正是佛教世俗化走向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