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空至章嘉——密宗在五台山的发展
李克域
五台山密宗道场的建立，是从唐朝不空开始的。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和宋朝，密宗在五台山似乎没有什么发展。到了元、明、清三朝，由于封建王朝重视藏传佛教，密宗继唐朝之后，又重新兴旺起来。此后，五台山不单单是佛教圣地了，而且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象征。
一、不空在五台山建立密宗道场的历史背景
不空是唐代玄、肃、代三朝老僧。他德高望重，所受礼遇，在僧人中前所未有。在唐帝面前有求必应，说一不二。这三代唐帝都以信仰主义为治国方略。“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可能是道教与密宗有“血缘”关系，后来他又转向信仰密宗。道教认为世界本源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原素所组成。阴阳五行，“九宫八卦”是它的基本哲学思想。无独有偶，密宗有“四大种子”，地、水、火、风、空、识的六大，“八方”的自然观。密宗把国王称“转轮王”．而转轮王又是土、金、木、水、火、日、月的“代表”。再一个就是道教的外丹修术，在密宗中也可以找到，它称之为“长命术”、“瑜珈术”。正如道教用婴儿姹相配比喻铅汞的化合物一样，密宗也使用Hava与Gauri的相结合。密宗与道教都认为，外丹是促成肉体不朽的手段之一。中国的道教在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由中国的道教徒宋云传入印度，当然炼丹术和八卦的内容也就在其中了。这样道教的炼丹和八卦的内容与密教的瑜珈术、咒术结合起来。这些内容，当然唐玄宗是熟悉的，所以他对密宗也就倍感亲切。然而密宗又比道教高出一头，它有严密的逻辑推理理论(因明学)和灵活的辩术，都会使玄宗耳目一新。《宋高僧传》中的《善无畏传》中说：“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当然，这些记载是宗教神话。但是，建内道场，和尊为“教主”却是历史实事。由于唐玄宗听了密宗大师善无畏的密宗咒术的宣传，信服了它。但是密宗“道行”如何，还需要进行一番考试。于是命令道士到殿中与之比试一下。“时有术士握鬼神之器，参变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异，畏恬然不动，而术者手足无施矣”。看来善无畏考试合格，于是叫他住在兴福寺南院，以后又至西明寺。这是密宗至中国，得以立足的历史。继善无畏之后，就是金刚智和不空。善无畏这位行至中国的开路先锋，开了个好头，得到唐玄宗的尊重，而后来的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就畅通无阻了。
金刚智于开元八年(720)到达中国，比善无畏晚了四年，他主要是译经，收徒；其弟子不空除译经之外，还参加政治活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唐朝的历史有关。
唐玄宗笃信密宗，除了他有信仰道教思想的基础外，就是他后来的生活侈奢无度，在歌舞升平的赞声中陷于女色。在杨玉环的舞姿轻幽柔声细语中，重用杨氏家族，使杨国忠紧握权柄，．自己不问政事，却成天研究密宗的“四曼”、“五佛五智”，把杨玉环作为“明妃”、“天女”，想通过“欲”作为桥梁，达到“降魔”、“伏魔”的目的。其结果，不但没有“降魔”，反而“魔烟”四起，藩镇割据势力日趋严重。有了安禄山与史思明二魔，以讨伐杨氏为藉口，拟推翻大唐帝国为目的的大灾难。这位“明妃”不但没有起到“降魔”的作用，而且丢掉了桂冠，送了自己的性命。这“魔”愈多，玄宗的密宗信仰也就愈甚，形成恶性循环。由于皇帝是这样，文臣武将也就效法。如朔方节度使哥舒翰，就把不空请到他的军营，让他手下军官都接受密宗灌顶，不空当然有求必应。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战斗力?据史载，天宝十二年(753)哥舒翰部与安禄山叛军作战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六月初四，次于灵宝县(今河南西部灵宝县)之西原。八日与贼交战，官军南迫险峭，北临黄河；崔乾佑以数千人先据险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观进退，谓乾佑兵少，轻之，遂促将士令进，争路拥塞，无复队伍。午后，东风急，乾佑以草车数十乘纵火焚之，姻焰飞天，将士掩面，开目不得，因为凶徒所乘，王师自相排挤，坠于河，其后者见前军陷败，悉溃，填委于河，死者数万人，号叫之声振天地，缚器械以枪为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翰与数百骑驰而西归，为火拔归仁执降于贼。”④这些密宗教徒被几车草消灭了。叛军不费一枪_箭，还得了一位元帅的投降。这件事，并非偶然和巧合，说明朝政腐败，在无路可走的历史背景下，求救于密宗的“法术”，是无济于事的，．必然自取灭亡。
肃宗继承了其父对密宗的信奉，有过之无不及。他从灵武即位，后移至凤翔，“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遣使者求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当时密宗大师不空处在已沦陷的长安城内，从这种密切关系看，是不空在长安城作“内应”，通通消息，指导皇帝收复京城的策略。并指导在扶风设坛“降魔”，召僧人数百人，每日大念《仁王经》和《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借以消灾降魔。．这种愚蠢的行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特别应提到的是张镐。“镐有文武才”，随“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风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镐奏目：臣闻天子修福，要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这一忠谏，并没被采纳。收复京师后，回到皇宫，看到宫中被破坏的残状，“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早把张镐的忠谏抛到九霄云外。首先“请(不空)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
继肃宗之后的代宗皇帝，对密宗更加笃信，几乎内廷每天都有念佛经声，他到资圣寺、西明寺去听经，有时也讲经。“永泰元年(765)九月于京城资圣、西明寺置百尺高座讲《仁王经》，内出二宝舆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结彩为菩萨、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车、鹿车、牛车，内侍鱼朝恩，护送宰臣及百官，列班序节，率钱以资僧，供二七日，而罢。又诏宰臣及两省五品已上官，尚书省四品已上御史大夫中丞诸司马官，并于西明寺行香修斋奏乐，竟日而罢。俄、吐蕃、回讫入寇，罢百尺高座讲经”。如果不是吐蕃入寇，-看来非念它个七七四十九天不可。其实，在资圣、西明寺讲《仁王经》就是为了抵御吐蕃入寇京师。可是这经越念，敌人来入寇的数次越多，而且越来越近，最终还攻入京城，皇帝逃到陕州。九月丁酉，因“怀恩诱吐蕃数十万寇邠州(今彬县、旬邑、永寿、敦化)，容将尚品赞磨，尚悉东赞等寇奉天(今乾县)醴泉(今礼泉县)党项、羌、浑、奴剌寇同州(今陕西大窈、合阳、韩城、澄城、白水)及奉天，逼凤翔府，盩厔县(周至)，京师戒严。”当敌人已经进入京师，“方罢讲”。可是作为皇家军队，连一匹战马都没有，还得临时抓老百姓的马，幸亏京师男女青年自动组织起来，才算堵住了城门。事过不久，到了十月仍然去资圣寺讲《仁王经》。可见密宗对代宗皇帝有多大的诱惑力。《仁王经》是以祈愿国泰民安、祛灾消难的，早在姚秦时鸠摩罗什和南梁陈僧人真谛已译过，但不空感到译作不佳，又重新译，译完呈代宗为之序，当然在作序前，一定要看一遍，认为合于自己的思想，不然不会为他作序了。本想藉以密法打击敌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仁王经》越念越不行。代宗即位不久，于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就破城而入，立章怀太子贤之曾孙承宏为伪帝，掠京城士女、百工，在长安逗留了十二天，退出。代宗皇帝逃至陕州。由于这一惊吓，代宗就更加求救于密法。并在永泰元年(765)十一月一日赏赐不空“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三年(768)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锦绣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三首，又赐道场僧二七日斋粮，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无功不行赏，不空在吐蕃占领京城时期可能作了不少工作，或者是他的“密咒起了作用”吧?
不空对山西是熟悉的，当然深知五台山在中国弘扬佛教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于永泰二年(766)上书朝廷“请舍衣钵助僧道环修金阁寺”：“五台山金阁寺……先圣书额，寺宇未成……天下百姓咸欲金阁寺成，人谁不愿。令泽州僧道环日送供至山，景慕道义禅师所见之事，发心奉为国家依图造金阁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见，今夏起手工匠什物兹自营办，将满先圣御额，终成道义感通。观夫此僧志愿非小，或谓文殊所假俾树胜因。且五台灵山额有五：清凉、．华严、佛光、玉华，四寺先成，独唯金阁一所未就。既是圣迹，谁不具瞻?不空愿舍衣钵随助道环建立盛事。”肃宗批准了建金阁寺，并赐额“大圣金阁保应镇国寺”。但是，这金阁寺始终没有动工修建。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从动乱到平息经过三年之久，在当时来说对唐朝的财力已消耗即尽，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财力不足，大力向人民掠夺。乾元元年(758)七月刚刚发行了新钱，“乾元重宝”兑换了“开元通宝”“用一当十”，到了乾元二年(759)九月又发布文告：“新铸大钱，文如乾元重宝，而重其轮，用一当五十，以二十二斤成贯”。这样“开元通宝”就基本上都烂在老百姓手里了，经济状态如此，当然肃宗无力支持不空建金阁寺的申请。但是，又经过他几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大历二年(766)获得三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支持得以批准修建金阁寺，这是五台山第～所密宗道场。
金阁寺建好后，不空于大历五年亲自至五台山主持开光法会。“代宗令于太原设一万人斋，取太原府诸色官钱物，准数供，勿使缺少。太原为不空幼时所游之地，又是唐王朝发祥地，不空在至德寺置文殊院，住十四名大德以为密宗道场。又于高祖李渊始号令天下的‘号令堂’里安置普贤菩萨像，选僧人为唐王朝常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祈福消灾，并免去该堂所在的大唐兴国寺一切差科、地税”。看来不空是先到太原，后到五台山，具体在五台山开光法会如何，有那些活动?不见史籍。《宋高僧传》县说：“五年(大历)夏有诏请空往五台修功德，于时彗星出焉。法事终，星亦随没。秋空至自五台以师子聪并御鞍辔，遣中使出城迎入，赐沿途供账。”彗星，俗谓之“帚苕星”，不吉利的征兆，不空在五台山“功德”修毕，这帚苕星就给“念丢了”，可见密法之法力。
金阁寺建成后，第一任住持是谁?根据《宋高僧传》中《潜真传》的说法应是道超禅师。潜真受敕注疏不空所译《文殊菩萨佛刹庄严经》，疏成后于大历八年十一月向皇帝禀奏，奏文当中他谦逊地说：“潜真识智愚昧，学艺庸浅，幸陪清众……蒙驱策述疏赞扬，虽文义荒芜已传京邑，今之所益有由焉。有金阁寺大德道超禅师，学尽法源，行契心本，亲睹灵境，密承圣慈，故久在清凉，属兴净业。”但是《宋高僧传》不见有道超传。
金阁寺可能是中国第一所金瓦寺庙，对后世影响很大。“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万”。镇澄和尚诗云：“杰阁倚雄峰，登临兴未穷。怡然观物化，肃尔礼慈容。帘卷千山雨，窗含万壑风。倚阑何所思，霜月卦寒空。”
唐朝密宗热闹一时。但只是在两都地区，和并、代、渝等州有所传播。在幽、燕、冀、豫和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多大影响。
二、元明时期的五台山密宗
五代十国和宋朝，密宗在五台山及内地没有什么作为，这可能是吸取了唐代的历史教训，而不敢妄为。密宗本身也得不到官方支持，也就处于无为状态。
元朝本来是崇奉道教的，特别是全真教。从国号“元”，到开国方略，都取于全真教的哲学思想。“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元太祖起用丘处机之弟子安童为相，这都说明元朝开始是奉行道教思想的。元朝的宫殿谓之“长春宫”，内宫的湖叫做“太液池”，都带有道教色彩。但是，鉴于吐蕃在唐宋时期对内地“袭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光依靠诵《仁王经》不行，所以《元史》释老志说：“及得西域(包括吐蕃)，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论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由于元朝出于这种方针政策，续唐朝之后，又在五台山大兴密宗道场。但是这时的密宗，是以藏传佛教的面目出现的。
五台山在辽金时期已有密宗道场的建立。大定三年(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金世宗就召五台山法冲大师入京。据《清凉山志》法冲传中，有这样的故事。“大定三年，黄冠萧守真，奏上，请与沙门角力，上许之。即召五台法冲大师入京，上昊天寺。明日于殿廷相试，萧能饮斗酒自若，谓冲日：沙门能饮乎?如不能，则出吾下矣。冲日：吾能饮十斛不足为难。但吾佛有戒，沙门不得饮酒。请加砒霜鸩毒于中，我与若饮，庶不为犯，若能饮之乎?萧日：请沙门先之。冲诵咒饮之，即命萧饮，萧不能饮。冲日：汝出吾下矣。萧犹大言矜高，冲于地画金刚圈咒之，萧不觉投入圈中，汗下如雨，不净流出，帝劝师舍之。冲日：若不是帝前，吾以金刚鎚击碎尔。由金主嘉叹，赐仪仗，送至五台，敕建万寿寺。以师居之。”这一记载，当然带有宗教神话色彩。但是它证明了一个历史，金代五台山已有密宗道场。
元朝以后的几个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奉程度超过前代对密宗的信仰程度。元始祖即位后(1260)，就尊西藏萨伽派僧侣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至元六年(1265)八思巴创蒙古新字，又尊为大宝法王，赐玉印。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帝本想利用佛教统二西藏。但是，佛、道二教都与元朝关系密切，在皇帝面前谁都不甘为下，互相排斥，于是就引起一场佛道辩论。辩论是在上都(多伦)宫内进行的，结果佛教获胜。在辩论中八思巴起了决定作用，他于1257年的夏天，曾在五台山居住一段时间。于是元朝一改前策，从以道教为主，改为依靠西藏佛教思想为主。藏传佛教在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宦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始此。”僧人可以与王“争道，拉妃坠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这样，元朝就在内地发展带吐蕃气习的密宗——藏传佛教。《清凉山志》有这样一例，慧印和尚(弘教大师)，在出家前是一儒生。但也读佛书，后从白马寺大慧国师门下学华严，以后从“栖岩益公学唯识等论”，后又“从五峰信公受比丘大戒于鄢陵(今河南中部，今只存鄢陵塔)”。以后又“嗣法于栖岩”。他对因明律学都有较深的造诣，由于他扬名于国内，于“皇庆元年(1312)……承诏至京，于安国寺讲经，王公缁素，罔不服化，及归，上赐紫衣香药，遣旌幢，送至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以主法席，至治元年(1321)从帝师受密秘之诀”。当时帝师为公哥罗古思监藏班藏卜。看来当时帝师也不断来五台山弘法。元帝英宗、文宗也都幸五台山，这给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传播增添了刺激因素。
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深知佛教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所以在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德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把原来元朝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召至南京“授职”。当时吐蕃各教派也迫于形势主动到南京，实际上是观察明朝对吐蕃的政策。到成祖时期先派了少监侯显、和尚智光赴吐蕃作安抚工作，诏吐蕃僧哈立麻来京。永乐四年(1406)哈立麻至京，“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帛四十五表里，法器、裀褥，鞍马，香果，荼米诸物毕备。”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七日，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看来封此号是在灵谷寺举行册封仪式的。受封后他在灵谷寺住了七天，起身赴五台山。并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所谓的“大斋”就建在显通寺。并命太监杨升修建此寺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饰示法王之居。这个塔，就是现保存完整的塔院寺的白塔。
此后，明朝又建在五台山的密宗道场有普宁寺(今大圆照寺)、万圣佑国寺等。
三、藏传佛教与章嘉国师
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对佛教取尊奉政策。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清朝基本上是沿明朝对西藏的政策。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一文中说：“盖西番高僧帕克巴(即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这话说的确实不错。’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顺治帝带有佛教徒的味道，到康熙执政后，一改其父之信仰主义，而以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他制定了“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外之王，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的四大政策。清政府把西藏密宗当做“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蒙古民族的思想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
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达赖管辖区，班禅管辖区。达赖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其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原来哲布尊丹巴直辖予达赖喇嘛，在1694年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子与清政府在多伦诺尔会盟后，康熙皇帝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敷教安众大喇嘛”的尊号，可乘黄车，代代相传，统领外蒙古佛教，并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以示安禅。清军把准噶尔叛乱头子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授权章嘉国师。章嘉，本来是“张家”，乾隆皇帝认为不雅，故改为“章嘉”。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_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张家”。这是一世张家的来历(_世张家卒1641年，生辰不祥)。康熙四十四年(1705)授予张家呼图克图二世阿旺却丹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国师玉印，第二年又赐金印。
清政府把章嘉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联系蒙藏高层僧俗人士的“中枢神经”。正如康熙帝在《清凉山志》序中所言：“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桓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清凉。”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兴黄教寺院，鼓励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是为了加强章嘉国师的凝聚力。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出塞亲征噶尔丹回京时，外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奉诏在张家口外的布尔噶苏迎驾，随驾回到北京。第二年夏天又随驾朝拜五台山。与帝同住菩萨顶。四世哲布尊丹巴于嘉庆十七年在北京越冬，因病没有回外蒙，春节过后回外蒙，途中转赴朝拜五台山。由于外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朝山的历史原因，及国家的和平统一，当时不仅有一定地位的僧俗朝拜五台山，而且外蒙的民间也掀起了朝拜五台山的热潮。笃诚的蒙古牧民及其他世俗百姓，他们一心求佛“保佑”，想取得宗教信仰的精神寄托。但又感到草原上的庙宇，没有文殊“显圣”处的“神灵”大，于是许下宏愿，到五台山去朝圣。故不辞道路迢迢，虔诚地从外蒙各地一个长头接着一个长头，一直磕到五台山。很多人，当磕到五台山后，钱花光了，衣服也烂了，身体也不行，灵魂，连同肉身，毫无代阶的奉献给了文殊圣地。
由于章嘉国师常住五台山，五台山也是清朝皇帝常往来之地，当然主要是康、乾二帝，特别是乾隆帝，朝山次数最多，在中国皇帝中他称得起朝台山“冠军”，达十一次。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帝来五台，章嘉国师为帝在菩萨顶举行祈愿经会上，章嘉国师居于中央，帝坐于其左首，念诵佛经。章嘉国师还广做回向发愿佛事。“诵经毕，按照惯例，章嘉国师及其弟子数名，在大皇帝面前致颂辞，撤花瓣，献哈达。大皇帝说：与胡图克图同坐在朕之座位上，朕便觉得安乐。说完，拉着章嘉国师之手，让章嘉国师与他坐在同一个宝座上，如此尊宠，简直不可思议。”章嘉为了迎合朝廷“安众蒙古”之意，他臆造出宗喀巴是五台山的“地方神”的神话。“对五台山的地方神，有说是一位护法神，有说是一条龙，依我观察它就是阎罗王。五台山有文殊菩萨依止五部佛的坛城，阎罗护法神也会扮成地方神出现的。他又说：我梦见了一个喇嘛，身体魁伟，头戴尖顶僧帽，坐于大宝座上、将一柄宝剑送了他，这无疑是宗喀巴大师佑护的殊胜兆示”。三世章嘉国师，幼儿时就接到清宫教养，后伴读弘历，所以乾隆皇帝与他情意颇深。他的汉、满、蒙、藏语言文字皆通，而且对这些典籍都有涉猎，造诣较深，在蒙藏佛教领袖中影响极大。他经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区巡视，是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的座上客。六世班禅、八世达赖、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权赴藏认定的转世灵童。并授教予他们显密经典，是这些活佛的真正师父。乾隆二十年(1755)“时准噶尔谋叛，遣使抵喀尔喀各部，诱其离中国而独立。喀尔喀之西部诸王，受其煽惑，已振军兴旅矣。高宗闻之，先命驻京章嘉呼图克图，致书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竭力镇抚喀尔喀地方之人心。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答章嘉呼图克图书日：勿庸烦心，谓事皆平稳。”由此事可知，章喜国师在蒙藏地区影响之大。
由于蒙藏地区僧侣和王公贵族们，惧怕首都北京炎热，朝觐皇帝之后，很想再拜章嘉和朝圣文殊圣迹。虽然皇帝夏天都在避暑山庄。但是因为在皇帝眼下，承德寺庙皆为御用，活动多有不便，更主要是为了朝圣文殊，所以多往五台山。清朝乾隆年间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好多和尚改为喇嘛，就是这个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