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弘正法　矢志不渝－－记鉴真大师为传戒法六次东渡　
　　【作者:圣法（本院学僧）】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已为人传道艺，唐凤洋溢奈良城。
　　这是郭沫若先生为纪念鉴真大师写下的诗句。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有14次之多，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乃属鉴真大师。
　　鉴真大师是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年)生于扬州江阳县，俗姓淳于，14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神龙元年(705年)，从光州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游学东都洛阳，继入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鉴真大师受到这些名师的熏陶，数年之间便通达了三藏教法。后来他又研习道宣律师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等律宗典籍。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鉴真大师46岁时已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律师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被称之为“江淮化主”。《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35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大师同时也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并曾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在长期从事这许多活动中，他掌握了当时许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日本受中国影响，大力提倡佛教。他们仿照唐朝修建佛寺。日本政府还决定派荣睿和普照两位年轻的僧徒到中国学习佛学，并打算聘请中国的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荣睿和普照两人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的船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来到大唐，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而后决定先请洛阳大福寺道璇律师乘日本副使的船赴日传戒。至唐天宝元年(742年)他们在长安学习佛法已达十年之久，于是他们准备回国。但在这时却听说道璇律师到日本后由于因缘不具足并未正式传戒，他们为了不辜负天皇的重托，于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寻找愿东渡日本的传戒律师。他们早已仰慕誉有“江淮化主”的鉴真大师，但却苦于无人引见，此时偶遇大师的弟子道航法师愿成其所愿，带他们一起到扬州拜见鉴真大师。
　　公元742年他们专程从长安赶到扬州大明寺拜访鉴真大师。荣睿、普照见到大师，行弟子之礼，并表达日本国的久仰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尚东游兴化”。鉴真大师说：“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于是问身旁的弟子有谁愿意接受邀请，去日本国传法吗?在场的僧众皆默然，过了半天，才有大师的弟子祥彦站起来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大师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大师的态度感动了众僧，当时就有二十多人表示愿随大师东渡。大师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时年大师55岁。
　　这年，出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正当第二年春天定期出发之前，由于弟子们意见分歧，产生纠纷，闹出了一场大风波，经官府调查将所造的船没收，(唐朝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人是不准出国的。)第一次东渡宣告失败。荣睿和普照在克服了许多困难之后再去恳求鉴真大师东渡。大师便安慰他们，并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以求达到目的。同时托人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的军用船一只，雇得水手18人，备办大量的佛像、经典、法器、名香、钱币、罗袱头、麻靴、粮食、药物、蔗糖等，和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连同琢玉匠人、画师、雕镂、铸写、刺绣、修文、镌碑等工艺师共185人，于天宝二年(743)十二月乘船东下。由于船不坚实，到了狼沟浦就被恶风急浪打破，鉴真大师和随同人员涉寒潮上岸，等待船只的修复，这是第二次失败。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船修好了，再走，到下屿山住一个月，待得好风出发，但到桑石山，又被风浪打坏了船，幸而人员没有伤亡，但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得到当地州官救济，被安置在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这时是天宝三年(744)的初春。第三次东渡失败。鉴真大师又再次派弟子预先购买船只并置办粮食用品，他自己率领祥彦、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秘密南下，以“巡礼佛迹”为名，准备第四次从福州东渡出国。不料留在扬州的弟子们出于对师父的爱护，向官府呈递了阻止鉴真大师东渡的文书，于是官府派兵拦截了他们，在官兵的防护下送回了扬州。回扬州后，大师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平静的度过了四年。
　　天宝七年(748年)，这时年已60高龄的鉴真大师仍然充满信心，重作第五次东渡的准备，积极造船，备办百物。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出发，没想到船只出海后遇到狂风巨浪，失控迷航。剧烈的颠簸使所有的人都呕吐不止，几天后船上的淡水喝完，一连五天五夜大家滴水未进。大师不愧佛门高僧，在这生死难卜的境况下，他十分镇定，每天只靠嚼几粒生米维持。到第七天才逢喜雨，大家痛饮一番，基本恢复过来。然而漂流了十四天以后，大家才发觉靠岸的地方不是目的地日本国，而是偏离日本国更远的海南岛南部。鉴真大师一行准备过海北上，准备再次东渡。这是第五次失败。在这次东渡旅途中日僧荣睿以屡经艰险，身患重病，奄然迁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他们至广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开元寺。普照在这里辞别大师，向岭北去明州阿育王寺，临别，大师和普照执手悲泣。此时大师感慨本愿不遂，荣睿为法忘躯，葬身异域，加以受了旅途的热气，眼病突发，医治无效，遂至双目失明，这是天宝九年(750年)。他们继续北上，经大庾岭至江西虔州，次至吉州时，大师的高足祥彦亦因积劳成疾而迁化。这时大师痛心疾首，三日不饮不食。几次东渡先后受阻受挫，已损失三十六位中国和日本僧人的生命，大师自己也已步入花甲之年且双目失明，这一连串的不幸折磨着大师的身心，但这一切劫难并没有使大师退缩，相反，他东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大师对弟子表白自己的心声，并让他们自己选择是否仍然愿随大师东渡日本传法，愿去者在三宝前发愿，如“弟子鉴真，发愿东渡，为弘正法，矢志不渝”。而后大师一行经长途跋涉回到扬州大明寺，酝酿新的东渡计划。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大师已66岁。这一年日本政府派出了由藤原清河大使率领的第十次遣唐使，他们在返回日本以前，藤原清河亲自到扬州拜访鉴真大师，向他发出邀请，愿大师能不辞辛苦，东渡传戒。这时候，扬州的僧侣仍然严密地监视着大师，不肯让他去日本国。大师和日本使者只好约定在黄泗浦(今江苏省沙洲西北扬子江滨)会合。在大师众弟子的帮助下，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大师和他的弟子法进、思托等二十四人，带着已备好的佛像法宝，悄悄离开了寺院，登上了船。到了黄泗浦，换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大师等人在海上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漂流，十二月七日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实现了东渡的夙愿，从此开始了大师在日本的弘法生涯。
　　大师的到来受到当时日本僧俗人众热情欢迎。第二年便被迎入日本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天皇亲自下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和尚)。”同时授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鉴真大师在东大寺筑坛举行隆重法会，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僧俗四百余人传授了戒法，大师成为日本律学的开山祖。并且大师还在日本天皇赐给他的一块宅地上建造了一座新寺院，名为“唐招提寺”。他亲自参加唐招提寺的建筑，整个建筑结构精巧，布局和谐，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特点，是日本奈良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宏伟的建筑物，从此，大师就在唐招提寺中讲律授戒，成为日本传布和研究佛教律学的主要道场，也是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寺院。鉴真大师多才多艺，他不仅是德高望重的佛门权威，而且在佛像塑制艺术、医药、书法、文学等方面均有很高修养。与大师同去日本的弟子及绣师、画师、玉作人，也为日本人民贡献了他们多方面的才智。
　　唐肃宗宝应元年(763年)，由于长期积劳，大师病重。五月六日，大师结跏趺坐，面向祖国的方向圆寂，终年七十六岁。当年，大师以六十六岁高龄，且双目失明，在十二个年头中，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实现多年夙愿。他在日本传法传艺，最后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今天，大师的色身虽己不存，但他为法不惜生命的牺牲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辈佛子，成为我们佛弟子传法护教的楷模与榜样。更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发展中日友谊事业上所作的贡献却永垂青史，他胸怀博大，品德高尚、饱经风霜，百折不挠的崇高形象一直受到中日两国教内外人士的敬仰。大师的弟子在大师圆寂后所塑造的鉴真大师“夹纻干漆”座像，一直供奉在奈良唐招提寺中，并被日本奉为“国宝”，受到特别的保护。1980年4月，日本政府还特地把大师的坐像送回中国扬州“返里探亲”，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