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近代法相唯识宗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黄常伦
　　唐代伟大佛学家、译经家玄奘所开创的慈恩宗思想，近代在南京弘扬光大。慈恩宗崇奉印度大乘佛教弥勒、无著、世亲直到护法、戒贤一系的瑜伽学系，称法相宗或唯识宗，也称法相唯识宗，因玄奘和窥基在长安大慈恩寺译经弘法，故也称慈恩宗；其学说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及《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为支的“一本十支”为据典，阐扬法相唯识义理。
　　玄奘创办的法相唯识宗，经弟子窥基、圆测及再传弟子慧沼、智周等大力弘扬以后，成为中国佛教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宗派。他们都对玄奘学说多有发挥，留下了大量著作，贡献之大，尤以窥基一系独盛。但自唐中叶以后，禅宗兴起，学风大变，人们避繁就简，轻理论重实践，因而传承渐微，明以后更少流传，几乎无闻，即使传抄刊印也有讹略，大量古德遗著佚传。清同治五年(1866年)，安徽石埭(今并入太平县)人杨仁山(1837～1911年)居士，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后，广搜佛教经典。光绪四年(1878年)和光绪十二年，杨仁山两次随我国驻英法公使到伦敦、巴黎，在伦敦结识了日本留学僧南条文雄，通过他从朝鲜和日本找回古德佚著280余种，择要刊印流通，其中有不少关于法相唯识方面的论疏。光绪二十一年，杨仁山在上海会见了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商讨复兴古印度佛教一事。光绪二十四年冬，杨仁山在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名“祗洹精舍”。招收缁素青年，培养僧材，以便复兴古印度佛教。就学的有释太虚(唯心)、释仁山(今藏)、释善亮、释惠敏、释观同、欧阳竟无(渐)吾、陈铭枢、梅光羲(撷云)、蒯若木(寿枢)、高鹤年等，同时有谭嗣同等名人人室执弟子礼。所学课程有佛教基本知识、佛教史、还有华严、天台、贤首、佛、禅、净土、法相唯识等学系。其中有梅光羲、欧阳竟无以唯识学为专宗，他俩对玄奘学说贡献很大。
　　梅光羲研究法相唯识学比欧阳竟无比较早，至宣统二年(1910年)冬，移官湖北提法司时，已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达数十年之久，从未间断。民国9年(1920年)，出版《相宗纲要》，欧阳竟无作序。这是清代以来研究法相唯识学最好的参考书。欧阳竟无(1872～1944年)，名渐，江西宜黄人，幼读朱子百家，34岁才依杨仁山居士研究佛学。1911年，杨仁山居士逝世后，任校勘，依杨老居士嘱托，划刻《瑜伽师地论》后50卷，并开始研究瑜伽学说，还曾东渡日本，采访遗籍，广刻唐人章疏。经几年的潜心研究，分清了法相、唯识两宗的界限，在佛学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民国6年，撰《瑜伽师地论序》。民国7年，与沈曾植、陈立三、章太炎等居士商议创设支那内学院。民国12年9月，支那内学院正式开办于南京公园路(又称半边街)，初讲法相唯识经论。欧阳竟无、邱虚明、王恩洋、聂耦庚、汤用彤等分任教授。学员有蒙达尔、韩孟钧、刘定权、谢质诚、李艺、邱仲、释存厚、释蓁觉、(蕙庭)、黄通、曹天任、陈经、黄金文、刘远志、释碧纯等16人，除住院缁素外，还有许多南北名流学者，如梁任公(启超)等前来听讲。科目有唯识、法相、因明、律学、心学、佛法美术、印度哲学、佛教史、中国古文学、梵、藏、英、日文等，大阐有关瑜伽唯识之学。民国14年，在南京汶府街开设法相大学，有本科班和研究班。
　　南京的学者们，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围绕法相唯识之学展开了广泛争论。以南京为主，波及江苏以致长江南北地区，以博学深渊的欧阳竟无和太虚各持论理一方，当时称为中国佛学界两大巨臂。民国10年，欧阳竟无和太虚，先因支那内学院的章程而引发论理，接着是对法相唯识学的大辨论。支那内学院开学后，欧阳竟无先讲《唯识决择谈》，对于楞严、起信、贤首、天台，多持非议态度。竟无的同学太虚，佛学思想也博大精深，且不偏于一宗一论，没有门户之见。他持大乘八宗，各有所长，以平等态度作《佛法总抉择论》，以弹欧阳竟无之说。学校老师们支持竟无的说法，常惺等支持太虚的意见。太虚意见发表后，紧接着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有王恩洋依唯识义作《大乘起信论料简》，唐大圆作《起信论解惑》，陈维栋作《料简起信论料简》，常惺作《起信论料简驳议》，太虚作《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一场笔墨大战就这样展开了。其实，竟无之所以抑起信和扬唯识学，只不过是为了强调当时开展学习唯识学的重要性，因为唐宋以后许多古德偏执于起信论，使千年来的学佛之士，很少有人深入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在法相与唯识的分宗问题上，太虚与竟无也辩论了很久。竟无主法相唯识非一，必须分别研究。太虚主法相唯识不可分，认为法相必归宗于唯识，便作《竟无居士学说质疑》以申辩，民国14年，太虚作《论法相必宗唯识》。17年又作《再论法相必宗唯识》。与此同时，太虚门下与内学院师资之间也展开了争论，初有史一如与聂耦庚关于因明作法之争，次有唐畏三与吕激关于释尊年代之辩，后有新旧唯识学之辩。民国20年，梅光羲发表《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梅氏论中不仅说菩提流支和真谛为旧译、玄奘为新译，且论八义之不同，并附唐灵润十四不同义；同时指出，由于两译不同，导致空有之争，还使台、贤人等对新译产生不同见解。太虚大师以唯识立场言唯识，对新旧不同之源，指出旧译为泛传世亲之学，而台贤禅诸家对唯识学的误解，非正统世亲学，故不应以旧译优于新译为结论。镇江守培法师发表《唯识论新旧二译不同之意见》，不仅反对玄奘新论，即对真谛旧译也与大家持不同看法，因而认为玄奘不如真谛，新译劣于旧译。守培法师的论点，又受到印顺法师抨击。这两大巨臂的争辩，将法相唯识学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南京的佛学研究之风，盛况空前。于是，玄奘之学，薪火相传，千年绝响，绝而复续。继者有黄树因、吕激、汤用彤、熊十力、王恩洋，当今有田光列他们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都有不少贡献。黄树因，字建，广东省顺德人，家住南京，十九岁经胞兄黄忏华介绍，侍坐欧阳竟无居土，发心学佛。梵、藏文造诣很深，曾到北京搜集藏文法相典籍。吕澂(1896～1990年)，精通英、日、法、梵、藏等多种语言，为当今佛学泰斗。吕激对法相唯识学有很多创见，他依据汉文经典，又对照藏文典籍，对法相唯识学的传承关系进行了系统探索。世亲晚年的《三十论颂》，是瑜伽学派的重要著作，但未来得及注释就去世了。他的门人亲胜、火辩、难陀、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10位法师都陆续加以注解和发挥，到护法时，世亲等人的法相唯识思想体系已趋于成熟和完备。玄奘的新译，仅属护法一家，对安慧一家学说只涉有只麟片爪，吕激依藏文《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探索了世亲本颂的原文颂义，使印度的瑜伽学说重新在汉文地区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推广。他对唯识法相宗的要典《摄大乘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同样以藏文为依典，进行了详校和充实，并作《因明入论疏》流布于市。
　　支那内学院成立后，王恩洋担任菩萨藏及二十唯识论研究导师，先后于内院开讲《唯识通论》、《成唯识义》。史锡绰(1876—1925年)，字裕如，后改为一如，四川万县人。精通英文和日文。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南京各大学任教。民国7年归依太虚大师后，发心研究佛学，尤其潜心于《因明学》的研究。湖南名僧善因和空也，追随太虚研究瑜伽、中观。四川满智，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又到支那内学院听讲法相唯识学。总之，祗洹精舍和支那内学院的成立，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法相唯识学研究队伍，他们著作宏丰。其中有欧阳竟无的《瑜伽师地论序》、《唯识讲议》、《唯识决择谈》、《唯识研究次第》、《唯识二十论叙》、《法相绪论叙》；太虚的《法相唯识学概论》、《唯识三十论讲要》；梅光羲的《相宗纲要》、《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相宗史传略录》、《相宗纲要续编》、《大乘相宗十胜论》、《法苑义林唯识章注》、《因明人正理论节录章注》；唐大圆的《唯识新著四种》、《唯识易简》、《唯识方便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刘定权的《破新唯识论》；景昌极的《见相别种辩》、《唯识今释补义》；缪风林的《唯识今释》；黄忏华的《唯识学轮廓》；守培的《唯识论新旧二译不同之意见》、《唯识三十论释》、《瑜伽真宗义晶略解》；常惺著《因明人正理论要解》；智峰的《唯识讲话》等。这些论著，为后人学习研究法相唯识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16年，北方的韩清净与其学生徐森玉等，在北平发起创办三时学会，由韩清净任主讲，专研玄奘、窥基的法相唯识学说。南欧北韩，遥呼相应，各人迥异。竟无对唯识学的研究，注重扼其大意，不逐字追求其来源。韩清净则穷究瑜伽，然后傍其十支，著《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100卷，1959年7月3日，于北京三时学会出版。民国22年，如皋范成法师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刻藏经，内有唐以后久佚唯识学之秘籍300多卷，由三时学会徐森玉居士借出影印，这是对法相唯识学的又一贡献。南北的相互配合，将法相唯识学说更加引向深入。
　　慈恩宗的法相唯识学，经杨仁山、欧阳竟无和韩清净等人的大力弘扬以后，不仅影响了佛教界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也影响了科学界和政治界的普通关注和运用。政治界有人以法相唯识学作为革命的理论根据。戊戌变法运动中领导人之一的谭嗣同(1865～1898年)，曾在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依杨仁山居士研究过佛学，他的《仁学》一书就是在金陵刻经写成的。书中有不少关于法相唯识学思想，其中有以唯识“微生灭”(量变)的思想来做他改良主义理论根据之一，并强调“意思断则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则洞沏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见《谭嗣同·仁学)83～84页)。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立宪保皇派进行论战的章太炎(炳麟，1869～1936年)，在《国故论衡》、《明见篇》中，，曾运用《因明学》与西洋逻辑、中国墨经作比较研究，中年著《齐物论唯识》，晚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所，讲诸子略说时喜欢用唯识思想来比附诸子，著《大乘佛教缘起论》、《大乘起信论辩》等。梁任公著《大乘起信论论考证》。蔡元培(1868～1940年)，在谈到佛法与科学时，十分赞颂唯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他说：“苟为真正科学家，应无不赞同，唯提倡佛法的理由，则以唯识论为基础，而以修观为方法，乃与现代柏格森的哲学相类似。”又说：“柏氏假定宇宙本体为一种生命原动力，近于佛法上的阿赖耶识，以生命为‘绵延’，为真的时间，因名之为“生命流”；近于阿赖耶的“相继不绝”，喻如流水”(见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569页)。对法相唯识学的反应，胡适之则持相反的态度。电器科学家王季同(?一1948年)，字小徐，原籍安徽省芜湖市，客居苏州，他在《佛法与科学》一书中强调一切皆空，万法唯识。胡适之为王小徐《佛法与科学》一书作序时，把唯识因明比作把戏，真现量视为妄。显然他对佛教学说并没有深研，不必见怪，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涉猎所有的学科和同样的见解。梁漱溟，初于北大讲印度哲学，对于佛学尚未有具体了解，经黄树因推荐，得亲近于欧阳竟无居士，著《唯识述义》。此书将唯识家的空无与般若家的空无混为一谈，显示出他对唯识三时判教也不甚了解。这些科学家对法相唯识学态度不一，与个人对佛学的接触深浅有关，但以宗教学说走人大学讲堂，也还是由于杨仁山、欧阳竟无与韩清净等人，将法相唯识学大力弘扬光大的结果。
　　民国17年，太虚派大醒与芝峰由江苏到福建主办闽南佛学院后，芝峰任佛学主讲，所讲内容都属法相唯识论系，并有门人分往香港和南洋。近几十年来，又有吕激、汤用彤、熊十力、王恩洋在北方有关大学宣讲法相唯识和其他佛学经论。南京有田光烈宣讲相唯识学。田光烈曾被南京大学、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和闽南佛学院聘请开讲法相唯识之学，并著《玄奘哲学研究》和《玄奘大师世间净化论》等书，1986年于上海出版。李安则在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开讲佛教与哲学。
　　玄奘之学，虽绝响千年，但经杨仁山居士努力之后，已获中兴。法相大学，因北伐战争时校址被占，又因经费无着，便停办，但欧阳竟无传播玄奘之学便未终止。自杨仁山居土之后，一批批有学之士，将法相唯识学传播不断，直到现代。
　　(作者注：此文经田先烈老先生审阅。作者单位：江苏省宗教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