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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般若经及现观庄严论对读》 导读者 : 罗时宪 别序 : 谈锡永 由小乘佛学发展为大乘佛学,是不得不然的趋势。 释迦般涅槃之后,小乘弟子过分执著释迦生前的言教,可是,对释迦言教的理解,却并不是每个长老弟子都相同,因此,首先在诠释戒律方面就分为五部,因戒律的不同诠释便导致佛教分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详见于《异部宗轮论》的导读。 随著对释迦言教的理解不同,矛盾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小乘部派佛学互相辩难,将许多问题已推入牛角尖,本来生机勃勃的佛法竟变成繁琐哲学,所以佛学便非来一次重大的演变不可,这演变,即是大乘佛学的成立。 大乘佛学以“般若”思想为先导。这样说,是因为最早结集的佛典,即是“般若”系列的经典。虽然依照密乘的说法,说至迟在西元一世纪便已有“大圆满”法系的传授,而且关于“大圆满”的“如来藏”,早在释迦时期已经成立,比“般若”经典的出现为早,但以经典结集能成一系统而言,则不妨仍视“般若”为一主导思想。 “般若”说空,不但说“人我空”,亦说“法我空”,这方面,可参考《金刚经》的导读。一提出“法我空”这个原则,就否定了小乘部派的许多争执,因为这些争执都是名相之学,只是一大堆概念的执著,实无关乎修持,离成佛之道更远。 “般若”经典的出现,大概在西元前后,“般若”思想的流行则一定比这时期为早。 关于“般若”系列经典结集的实际情况,如今已不清楚,只知道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初,《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就已经成立。这套《般若》,汉译称之为《小品般若》。 以后陆续传播,由简至繁,则有“一万颂”、“一万五千颂”、“二万五千颂”,以至“十万颂”。其中的“二万五千颂”本,汉土则称之为《大品般若》,亦即唐玄奘之所译。 《小品般若》实际上仅相当于唐玄奘所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四会。于西元四○三年,由鸠摩罗什译出。而玄奘的翻译,则于西元六六三年完成。 般若经典的部头变得愈来愈大,在结集者而言,是想将一切与般若有关的思想,来一个兼收并蓄,但是对读者来说,每每便苦于茫无头绪。因此,许多解释般若经典的论著便相继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两论,即是龙树论师的《大智度论》,与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 这两本释论,写作方法完全不同,龙树的《大智度论》仅解释《大般若经》的第二会,随文演义,舌灿莲花,读了这本经著,就能对经文有所了解,是故成为讲释经文的典范。 可是了解了经文,却并不等于同时能了解经文所说的全部法义。读者也许有这样的经验,听人讲经,讲者将经中每一个字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可是全经讲完之后,脑中依旧一片空白,只留下对一些名相的印象。 《现观庄严论》就是针对著这种情形而作。它不诠释经文,但是却用论述的形式,来重新组织般若经典的法义。 据印度狮子贤论师的说法,无著论师当年正因感到般若经典的法义茫然,所以才观修弥勒菩萨,弥勒便现身为他讲说般若经义,记录下来即是《现观庄严论》。 “现观”(abhisamaya)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现证。本论即用八种现观来统摄般若经典的大意。八种现观又分说为七十个义理,此即所谓“八事七十义”。 所谓“八事”,即── (1)一切相智(十义) (2)道智(十一义) (3)一切智(九义) (4)圆满现观一切相加行(十一义) (5)由暖至顶加行(八义) (6)渐次加行(十三义) (7)刹那现证菩提加行(四义) (8)法身(四义) 如上八事(八现观),即是修习成佛的过程。也即是说,依照论主的观点,般若经典并非只是陈说义理(根),它实在是为学佛的人提供实修之路(道),学人循此修习,至终极即能成佛(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佛观点。如今佛教学者的最大毛病,是将佛家经论当成哲学来研究,实际上,一切经论都是修持的指导。如果不是为了指导学人修持,佛不必说法,菩萨也不必发扬佛说的法义。 不但这样,各派论师于诠释法义之时,其实亦是以个人现证作为基础。各人现证的境界不同,有的偏重于一切法的本质,有的偏重于一切法的生起;有的偏重于外境,有的偏重于内心,于是对释迦所说法,便各有各的见地,由是形成部居宗派。 西藏学者将龙树一派,称为“深观派”,将弥勒一派(实际上是无著一派)称为“广行派”。深观,是深刻地观一切法的空性,所说即为佛法的智慧;广行,是说范围广大的行持,亦即说由凡夫修习至成佛的现观次第。《现观庄严论》即属于后者。 然则,《现观庄严论》到底是以哪一部般若经典作为依据,从实修观点来演述八事七十义的呢? 印度学者曾以“八千烦”本来配合,未见调和,但以“二万五千颂”本来配合,则觉若合符节,著名的二部论著,皆出于狮子贤论师之手。前者为《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注现观庄严光明》,后者为《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合论》。 此外,还有宝作寂的《圣二万五千颂般若波罗蜜多要诀现观庄严论译》,西藏学者对此论甚为推崇。 罗时宪教授这本“对读”,是用“八千颂”本来配合《现观庄严论》。汉土学者的经论配合,当以本书为首创。当然我们可以要求高一些,说应该用“二万五千颂”本来配合,然而开创为难,是故本书的价值仍然不容抹杀。西元一九九八年岁次戊寅四月定稿 谈锡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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