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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史上“百家争鸣”:原始佛教是朴素的无神论 |
 
印度史上“百家争鸣”:原始佛教是朴素的无神论 作者:石海军 中国有春秋战国,印度有列国争雄;中国有百家争鸣,印度有诸子时代。显然,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革时期,动荡的时代,催生了智慧的花朵。 大致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印度也迎来了列国争雄、百家争鸣的时代 公元前七世纪至前四世纪,大致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印度进入了史家所谓的列国纷争的时代。据佛教早期文献《长阿含经》卷五记载,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初,北印度有16个较大的国家存在。十六国之外,还存在很多较小的王国。经过长期的兼并,摩揭陀的势力逐渐扩大。摩揭陀国建立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后征服了恒河下游的鸯伽国,建都王舍城,又打败了北邻强国居萨罗、迦尸以及跋耆国,在恒河与宋河的交汇合处建立新的都城华氏城。公元前四世纪,难陀王朝统治摩揭陀,又征服阿般提等国,版图包括恒河中下游流域、中印度部分地区、羯陵伽部分地区和南印度个别地区,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佛教便是在这时期产生的。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6-前486年)在世时,主要在摩揭陀国传教,印度的佛教圣地,如佛陀悟道的地方菩提伽耶和第一次传法的地方鹿野苑以及著名的那烂陀寺院,都位于摩揭陀境内。佛陀主张用方言俗语而不是高雅的梵语宣教,他宣讲教义时,使用的便是摩揭陀语。约在佛陀圆寂二百年之后也就是阿育王执政期间,举行佛经第三次结集时,使用也是摩揭陀语。 印度的释迦牟尼和我国的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以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年)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显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印度也是如此。列国时代,农业逐渐取代游牧业,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基础;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快,城镇大量出现。印度经济的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自由的氏族部落社会处于解体的状态,印度文明正从森林文明向封建文明过渡,尚不定型的君主制与共和制(“酋长制”)国家处于不断的“混战”状态。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的不断加深,各种宗教派别应运而生,相互之间争论不休,所以,列国争雄的同时也是百家争鸣的诸子时代。 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各种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学说——沙门思潮 当时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以宗教为表现形式的各种意识形态潮流即沙门思潮。“沙门”(Sramana)是指当时一批新的反婆罗门教的思想家,他们过着与婆罗门祭司不同的生活,或隐居于山林之间,进行各种苦行和瑜伽修炼;或创立新的宗教派别,对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各种沙门思潮都是无神论,一致反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和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以及种姓制。 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从雅利安人说起。 在入侵印度之前,雅利安氏族部落原来就存在着三个阶层:武士、祭司和牧民,但三者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进入印度之后,到吠陀时代后期(约公元前十世纪-公元前七世纪),随着游牧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原来的三个阶层逐渐演变成了界限分明、等级森严的种姓,祭司变成了最高等级的婆罗门种姓,武士贵族阶层即刹帝利次之,一般平民即从事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变成第三等级即吠舍种姓,而土著居民以及“犯罪”的雅利安人则沦为第四等级即首陀罗种姓,从事最低贱的职业,为前三个种姓服务。不同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各种姓的职业世代不变。婆罗门祭司阶层吟咏着神圣的经文,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社会地位至高无上。 同时,为了突出“神”的重要性,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变得越来越繁琐复杂,祭祀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一场大的祭祀活动常常要宰杀数百头牲畜,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祭现象,婆罗门和婆罗门教日渐堕落。结果,到了列国时代,就出现了各种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学说——沙门思潮。 在风起云涌的沙门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佛教和耆那教。 佛教不仅排除了婆罗门教的杀牲献祭和繁琐的宗教仪式,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种姓制 针对婆罗门神造万物的说法,佛陀提出缘起说,认为万事万物非神所造,世界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每一事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大梵或神;将缘起说用以解释社会人生,佛陀提出十二因缘说,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由“因缘”决定,“因缘”即条件和关系,各种事物都以一定的条件(因缘)而彼此互为因果、互相依存且不断变化。 佛陀讲究逻辑和因果关系,不像婆罗门教那样强调神的意志;佛陀认为人生充满苦难,欲脱离苦海,只能依靠自我的修行,从而排除了婆罗门祭司的中介作用;佛教主张每个人,无论什么种姓,只要行“八正道”即正见(正确看法)、正思维(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言论)、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谋生手段)、正精进(正确的修行努力和进步)、正念(正确的记忆和心理)和正定(正确的入静),戒杀生、戒偷盗、戒YIN乱、戒妄语、戒酒,便可从人生苦海获得解脱。这不仅排除了婆罗门教的杀牲献祭和繁琐的宗教仪式,而且由四种姓平等发展成众生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 原始佛教本来属于朴素的无神论,但在神话之邦印度,佛陀涅槃之后也被神化了,而婆罗门教主神因陀罗也变成了佛陀的胁从。 东郭先生走路害怕踩死蚂蚁,在我们看来是个笑话,而对耆那教徒来说是天经地义 耆那教的创始人为“大雄”即尼乾陀·若提子,大致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在反对婆罗门及其教义方面,耆那教与佛教多有相似之处。 耆那教的突出特点在于严格要求不杀生,中国的东郭先生走路都害怕踩死蚂蚁,在我们看来是个笑话,而对耆那教徒来说则是天经地义——耆那教要求信徒走路时要谨防踩死虫蚁,要用布捂着鼻子和嘴以免吸入昆虫。耆那教认为,婆罗门教的各种祭祀本身都是罪孽,因为宰杀动物有罪。 与不杀生的信条相关,所有的耆那教徒都奉行素食主义。除了不杀生,耆那教严格实行禁欲主义和苦行。“耆那”意为“胜利者”或“完成了修行的人”,指的便是那些战胜了情欲而得道的人,实行苦行包括节食、忍受各种肉体痛苦、绝食而死等等。 难陀王朝之后,旃陀罗笈多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孔雀王朝,与秦始皇追求长生不死截然相反,旃陀罗笈多是虔诚的耆那教徒,在位25年后主动退位,苦行修炼,后按耆那教的惯例绝食而死。 佛教和耆那教在反对婆罗门教的同时,也从婆罗门教中吸收轮回、业报、解脱(涅槃)等观念。 顺世派和邪命教等宗教派别的沙门大多沉醉在痛苦中无以自拔 佛教和耆那教之外,当时印度还存在着顺世派(Lokayata)和邪命教(Ajivika)等多种沙门思潮。据佛教文献记载,有所谓“六师”、“六十二地”和“九十六外道”等说法;而据耆那教文献,则有“三百六十三见”之说。 不过,与佛陀和大雄不同,顺世派和邪命教等宗教派别的沙门大多沉醉在痛苦中无以自拔。顺世论的代表思想家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嘲讽一切道德,也嘲笑当时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主张享乐主义,在普罗大众之间极为盛行。 邪命教代表思想家末迦黎·拘舍罗认为一切都是天命所决定,他本来提倡听从命运、顺其自然的宿命论,但当他看到一些部落惨遭屠杀后,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从而变成了一个说狂话的疯子。 “六师”之一的富兰那迦叶认为当时的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因此正确与错误、神圣与低下已经没有了什么标准,社会已经失去了道德,因此,劫盗、掠夺、私通、妄语,谈不上是什么恶,而布施行善也没有什么功德可言,更不会有什么福报。 不可知论者散惹邪·毗罗梨子认为一切事物和真理都是不可知的,据说他有很多弟子,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犍连原本都是他的弟子,后来才皈依佛教。这些沙门们要么是愤世嫉俗,要么主张纵欲享乐,他们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各种沙门思潮的冲击下,婆罗门教也朝着有利于个人虔诚而非献祭的方向发展,经过改革,演变成了印度教。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石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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