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伦理与社会道德建设

　　新成法师

　　伦理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与道德并称，即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所谓的佛教伦理学，即泛指构成佛教理论体系的学说。佛教作为古老的哲学体系与宗教团体，它的产生是时代环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换言之，只有我们首先充分了解了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之后，才能够对它的实质精神有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社会，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徒，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阶级统治，实施了无畏的等级森严的四种姓制度：

　　第一种姓：婆罗门，是享有绝对权威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与特殊礼遇，主要负责宗教祭祀。

　　第二种姓：刹帝利，他们虽说也是统治阶级，但是地位较次婆罗门一等，主要执掌军政大权。以上两种属贵族。

　　第三种姓：吠舍，是被统治阶级，主要从事工农商生产。

　　第四种姓：首陀罗，是奴隶阶级，他们是社会最低贱的人群，从生到死都要无偿地为前三种姓提供奴隶服务。

　　关于这四种姓的划分，婆罗门教《梨俱吠陀》神曲第十二颂中说：

　　原人之中，生婆罗门；彼之双臂，长刹帝利；

　　彼之双眼，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

　　从这首颂文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处于主流文化的婆罗门实际上是以这种所谓的“吠陀天启，神授特权”的悖道伦理思想来确定他们的合法统治地位，从而达到麻痹广大受压迫民众并驱使他们无条件服从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印度社会未形成统一国家，群雄割据。因而思想的混乱，也是类似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前面提到的主流思想婆罗门教虽说占统治地位，但并没有深入民心，因此许多新兴的哲学思想伺机而出（据印度佛教史载，当时的印度存在着九十六种外道，最著名的有六师外道）。人们，大都走了两种极端：意志薄弱的人在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之下，感叹身世的不幸，遁世苦修，偏向于精神方面的空幻；意志坚强的人则对婆罗门教进行无声的反抗。

　　佛教也是在这种极端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与混乱的思想之下脱颖而出。与其它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次不武装、不流血的革新运动，它的矛头直指中世纪处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唯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否定婆罗门“吠陀天气，命由圣造”的神权思想，提出，“命由己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另一个侧面上，佛教则强调四姓平等，慈悲大众，反对人为的阶级压迫与种族歧视。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印度的佛教在公元13世纪伊斯兰入侵之后，在印度本土上基本消亡。而今天的佛教之所以能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其主要原因则取决于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二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和传播。在此过程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相互冲撞中不断地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并最终于传统儒、道二家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佛教伦理实质，将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平等慈悲的价值理念

　　纵观人类伦理学发展的历史，唯佛教首次宣扬平等思想。佛教在创立之初，就是提倡四姓平等，反对种族歧视，无情地鞭挞了黑暗的专制社会，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的民主平等自由社会的普遍向往与共同心声。

　　依佛教缘起论看来，世间万物皆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众生无始劫以来由无明妄想所产生的幻想；在究竟其实的意义上，一切法、一切相一律平等，无有差别。体现在伦理道理上，即唤醒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道德理念。人与人之间尽管存在着出身、血统、种姓、美丑等自然现象的差别，但这并不能作为不平等的依据，也不足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人与人之间只存在行为上的善恶之别，而没有等级的尊卑。正如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人不因出身、地位、种姓的尊贵而尊贵，而是因为他的道德行为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而尊贵。”

　　佛教的基本宗旨是普度众生，救苦救难，所以佛教至始以四无量心救度一切众生。所谓四无量心即指：尽一切力量使众生获得真实快乐为慈无量；尽一切力量使众生获得远离痛苦的深渊为悲无量；尽一切力量使众生离苦得乐，感到由衷的欢喜为喜无量；尽一切力量使众生化解怨仇，共同解脱为舍无量。佛教的慈悲观是发自内心，发自本性对一切苦海众生的真实同情与终极关怀。再而这种关怀是没有丝毫私心杂念的。它不仅表现在世俗方面的拔苦予乐，更进一步促进一切有情共同超越生死大狱，达到究竟解脱。

　　2、无常无我的奉献精神

　　毋庸置疑，佛教在所有的学说中，其奉献精神表现的最全面最彻底，因为它始终是以无常无我的观念为其核心的价值取向。

　　从一开始，人类就在颠倒无明的思想意识中追求着永恒不朽。但现象界的万事万物总是生灭迁流，刹那变化的；生命也是如此，有生必有死。但众生却执着于现行的生死烦恼而不能解脱。所以佛教引导我们竭力做到无我奉献，因为这是在人生问题的重重矛盾中寻找到生命超越的最佳途径。

　　只有体悟了无常，才能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到人生的不朽；只有认识了无我，才能真正地做到无私奉献。佛教伦理强调对他人给予真诚的关怀，《楞严经》上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充满着浓厚的利他主义色彩。由于佛教义中将自己与万物的关系视为平等关系，“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故而它希望人们发起无缘大悲、同体大悲的菩萨心肠，把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将自己的欢乐分享给每一个人；为了众生的根本利益，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佛陀在《本圣经》中割肉喂鹰和以身饲虎的事例也就阐扬了佛教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无怪乎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佛教与政治之关系》中说道：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善为归者也……夫学佛者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也，今彼以众生故，及并此最大之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矣”。

　　3、行善断恶的道德实践

　　善恶问题是人类伦理学的永恒话题，也是人类评价自我行为价值的基本标准。佛教与一般伦理学说一样，努力引导并鼓励人们行善断恶，自利利人；所不同的是：佛教所指的善恶不是一般意义善恶的绝对化。佛教的因果论中主张行善必然获善报，作恶必然地遭苦果，谁也无法摆脱这一因果规律。但它并不单指现世的报应，它引申为过、现、未三世一超越时空的因果。这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无法阐释的问题，譬如善人行善不得善报，恶人行恶不得恶报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伦理学所能解释。而佛教却能诠释：由于作善者在过去生中作恶，恶业到这一时刻因缘成熟，而善业尚未成果，故有现世行善却不得好报的结局；反之作恶之人于现世享福也是如此！因此，佛在经中说：“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本体上昭示人类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其实在冥冥之中已经自有主宰，这种自觉的约束力极不同于世间以违法而制法的一般法律；更进一步说，三世因果规律不单从道德行为上提倡和鼓励人们积极向善，努力排除一切恶习，就连思想意识方面，都要做到清净无染，防范于未然。所以说，佛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迪智慧、净化人类的超时空的伦理学说。

　　在道德实践方面，则体现在持五戒、行十善等基本内容上。在五戒、十善等基本内容上，就五戒而言：不杀生表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不偷盗表为他物非予莫取的道义；不邪淫表对伦常的自觉遵守；不妄语表为对他人的正直与诚信；不饮酒则表为对行为的理智负责。

　　4、涅槃寂静最终目标

　　倘若说佛教伦理与世俗的一般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在于佛教伦理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关怀与最后超越。在佛教看来，人生是无边的苦海，炽热的火宅，有着说不尽的苦恼和困惑让我们无法解脱。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因此，佛教主张人们在立足现实的同时看破放下，依照佛教教导的修持方法破除无名痴暗，断惑证真，超脱生死苦海，到达究竟涅槃（不生不死）的彼岸。这便是佛教有别于其它伦理学的超道德、超现实的最高理想价值观念。

　　综上四点概而言之：佛教伦理的实质是立足现实，又是超越现实；既是完善自我，又是完善社会的一种道德价值取向。

　　历史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道德伦理，佛教在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勿庸讳言，在当今21世纪，社会在不断进步、日新月异，加快了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诚信、道德准则、价值取向等等都十分模糊，从而导致了精神的危机、信仰的真空与道德的失范。尤其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道德无用论”、“信仰白痴论”、“金钱万能论”，在一些地域，汇成一股浑浊的逆流，甚嚣尘上，严重破坏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导致许多人对道德良心莫知所从的可悲现象。这种物欲横流的世俗风气，从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社会与个人的灾难。诸如腐败之风，恐怖主义、核危机、艾滋病的不断蔓延、国与国之间的不断抗衡，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等都是当今社会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也是文明社会进步发展的大障碍。而佛教平等慈悲的理念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心与爱护，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以无常无我的奉献精神来制止极端的利己主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善恶果报的因果规律防非止恶，鼓励人们积极向善；以涅槃寂静的终极目标作为人们升华自我，超越现实的最后归宿。

　　由此可见，佛教所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情操，对于在当今竞争机制日益激烈的社会，无疑是另一高度的超脱；在完善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