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北京的气温已低至零下十六摄氏度，这是三十年来北京罕见的低温天气。早上八点半，像往常一样，雷淑敏早已坐在办公室。历时9个月，小天使基金获财政部5000万彩票公益金之事终于尘埃落定，压在雷淑敏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而这种习惯性“早起晚睡”的工作状态俨然在过去9个月已养成。

　　雷淑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兼医疗救助部部长。

　　从3月份向财政部申请救助资金开始，雷淑敏便牵头负责此事。“当时觉得压力挺大的，按照正常程序，这笔钱应该从2005年开始向财政部申请，这属于十一五计划，但现在我们从中间插了一脚，相当于原先国家把对彩票公益金分配的计划打乱，重新分。”回忆起这笔钱的“来之不易”，雷淑敏很是感慨。

　　在过去不知道多少个夜里，雷淑敏总是辗转反侧，如果这笔钱申请不下来，这就意味着在基金会登记的3000多个孩子还将处于生命的边缘，而就当事情进展还算顺利时，小天使基金“善款截流”的突发，这让原本有很大信心的雷淑敏极大“受挫”，“政府是不是还相信我们？”“这个事情要不要跟财政部打报告，解释一下？”“这笔钱还能给我们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在雷淑敏脑海中闪过。

　　1亿变成5000万？

　　一次偶然的契机让白血病儿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也促成了小天使基金“有底气”向财政部申请彩票公益金的直接动力。

　　2009年2月16日，温家宝总理结束在天津的调查研究准备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时，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遇到来自河北张家口2周岁的白血病患儿李瑞小朋友。当温总理得知他因为家庭困难看不起病，母亲准备带他回老家时，当即嘱咐随行工作人员安排孩子到北京治病。之后，总理个人向李瑞捐了一万元。

　　随后，白血病患儿李瑞获得温家宝总理救助的消息，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白血病这个在大众眼里，属于不治之症的疾病也得到极大的关注。

　　白血病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其发病率为0.06‰-0.1‰。在我国，白血病占癌症总发病数的5％左右，发病以儿童(约占该时期恶性肿瘤的l／3)和青年居多。

　　据流行病统计，目前，全国白血病人约400万，其中一半是儿童，每年在新生儿患病的要增加4万。

　　“看到李瑞这种情况，基金会也给李瑞送去了3万块钱，毕竟小天使基金是全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家庭白血病儿童的专项公益基金，对白血病孩子很关注。”雷淑敏说。

　　2005年，中国红基会为救助贫困家庭的白血病儿童倡导发起的一个专项公益基金——小天使基金成立，该基金成立以来，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共募集社会捐款2205万元，累计救助了564名贫困家庭的白血病患儿。但面对逐年增加的求助人数，小天使基金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

　　“从2005年成立至今，所有资金都是社会募集来的，很少有大笔的资金进入。很多企业也不愿意关注白血病，毕竟企业做公益想得到是长久的回报，白血病救助对企业来说见效很低。”

　　而在北京儿童医院发生的一幕，却让雷淑敏一直很“揪心”。“去送钱的时候，知道我是红十字基金会的，好多白血病家长都在围观，有的家长还是北京市的，家里孩子得了这种病，几乎也倾家荡产，把房子什么都卖了。更何况是贫困家庭。”

　　回来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决定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主管单位中国红十字总会打报告，向财政部申请救助贫困白血病儿童的资金。

　　“申请多了政府不太可能给，申请少了根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雷淑敏说，“经过决定，按照白血病目前登记的状况，小天使基金当时向财政部申请的是一亿。”

　　“善款截流”能否影响财政部决定？

　　虽然根据实际情况以及良好的“社会氛围”，小天使基金“信誓旦旦”的向财政部申请了一个亿，但至于财政部能不能批下来，雷淑敏的心里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甚至刚开始提交报告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雷淑敏心里清楚，财政部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属于十一五计划，即从2006年至2010年，按照正常的程序，欲申请彩票公益金的单位需从2005年开始要申请相应的资金。“彩票公益金的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有资金的分配，使用，都有一个整体的大盘子，都是按计划执行。包括拨给残联，妇联，教育等方面。”

　　“我们这次申请纯属“中间插了一脚”，”雷淑敏有点担心地说，“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试试看。”

　　往返于财政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为过去9个月，雷淑敏经常走的路线。而2009年两会的召开又让雷淑敏看到了一丝希望。

　　2009年，救助白血病儿童的提案成为与会代表较为关注的话题。“媒体关注温总理救助白血病的热度还没过去，两会的召开，又把救助白血病贫困儿童提高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这为我们向财政部申请资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雷淑敏肯定的说。

　　就在红十字基金会“翘首企盼”这笔资金能成功获得审批时，2009年4月份，谁也没有想到小天使基金突然出现了“负面”消息，小天使基金“善款截流”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雷淑敏有些慌了。这将意味着什么？雷淑敏不敢想象。接连几天，雷淑敏彻夜难眠，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虽然她心里清楚，该事件本不是红十字基金会的责任，就像一个老人把工资卡让别人代替他领，对方明明取了10万，却告知老人5万一样，只不过是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但毕竟着牵扯到“小天使基金”。

　　“政府是否还能相信我们？”“这笔钱是否会成为泡沫？”“向财政部解释不解释这个事情？”那几日，雷淑敏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心情。

　　在经过几经挣扎，雷淑敏主动向财政部提出了关于“善款截流”马书军事件，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早就知道了此次事件，在详细询问此事件的发生过程后，并对此事件的发生给予了相应的理解。

　　而财政部相关官员的一句话又让雷淑敏重燃希望，“如果这笔钱给你们，以后要加强管理。”走出财政部的大门，雷淑敏长吸了一口气。“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努力。只要财政部不说不行，那说明我们还有希望。”

　　独立的管理体系和财务审计

　　经过几个月与财政部的反复沟通，耐心等待。2009年7月份，财政部正式批复从彩票公益金拨款5000万注入小天使基金。虽然比预想的1亿少了5000万，雷淑敏还是感到无比的高兴。“这说明政府非常重视大病救助，信任民间组织，真正的为民办事。”

　　国家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必须按照《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因此，对于此次5000万的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执行状况，红基金须提供详细的项目报告书和一整套管理办法。包括申请的理由，执行的优势和条件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报告的可行性，持续性都要涵盖。

　　“这两个文件反复调整不下100稿，因为这要与国家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相符。”虽然这么费劲，雷淑敏说，“说明国家很重视这个事情，怎么改都高兴。说明这钱有希望啊。”就这样，关于小天使基金获5000万彩票公益金的项目报告书和管理办法日趋完善和成熟。

　　为了更好体现国家彩票公益金的原则，5000万资金的管理办法与之前小天使基金的财务和管理分开，独立管理和审计，包括从评审委员会的构成，到财务管理等都单列。“比如以前是小天使基金告知书，而现在包括资助告知书等所有的资料都要体现国家彩票公益金，单走一套管理体制，另外此次资助对象与以前资助孩子不能重复。”她表示。

　　在此次5000万小天使基金的执行过程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也采取了更严谨的执行方式，以前根据小天使基金会管理办法采取"银卡直通车"的拨款方式，本意是想减少中间环节，让善款直接到达受助患儿家长手中。"我们在全国发展十家定点医院，一方面，可以保证治疗质量，另一方面，钱给医院，减少中间环节，此外，医院对资助孩子减免2000-5000费用。”

　　5000万公益金的典范意义

　　1月5日，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不起眼的一间办公室里，小天使基金国家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评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确定，对来自全国30个省（市、区）的1548名贫困家庭的白血病患儿给予医疗资助，每名患儿资助3万元人民币，共计资助4644万元。

　　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郑远长处长等作为评审会委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令很多专家委员会高兴的是，这次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转变职能，管理理念的一大进步。

　　“政府出资，通过NGO开展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体现了政府观念的转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认为，政府购买NGO服务具有示范和推广意义。

　　这次财政部拨款5000万，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政府购买服务，但郑远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实际意义却大于此，这主要因为，多数人认为这笔资金属于财政资金，但应该还原彩票公益金的本质，确切地说，这次的5000万是带有民间色彩的财政资金，所以这次政府购买服务也具有一定的跨时代意义。“这次政府购买服务，用于支持公益事业，是政府在推动公益事业方面一次积极的举措，是很大的进步。”郑远长认为，这次事件体现了政府在管理观念和运行机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他强调说，政府购买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价值，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益组织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价值所在，如果政府能自己做的事情，何必让公益组织去做？所以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公益组织一定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并且把这种服务做到位。

　　除了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中国红十字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外，政府向NGO购买服务，如此大额的拨款在国内很少见。在我国，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但在国外，NGO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另有一半资金来自NGO自身的经营所得，面向社会公众的募集资金只占10％。

　　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比例还是相对偏低，“但这次的典范让民间组织看到了‘希望’，当然，如果这次效果执行的好的话，也让政府实际看到了民间组织的能力，为今后的政府购买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郑远长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