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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赤白脸的、紧张呐喊的、黯然神伤的……十几个老少爷们儿凑在一张铺了电热毯的小圆桌旁斗蟋蟀。虽然屋外只有零下7到8摄氏度，可寒冬一点也没影响大家的热情。“老北京原本只能在秋天玩的斗蟀，现在大冬天里照样能玩。只要玩家们照顾得好，斗蟀们肯定能挺过这场寒冬。”首都鸣虫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伯光说。
“选手”全靠人工繁殖
白露、秋分、寒露，这是老北京传统的斗蟀高峰，只有百日寿命的蟋蟀也将随着这三季的结束，完结自己的生命，它们因此有了一个令人感伤的名字——“秋虫”。可现在不一样了，“大冬天也能斗蟋蟀，我们在冬天里斗的都是人工繁殖的，可以称为‘反季节斗蟀’”，赵伯光说，“但冬季饲养要‘小心翼翼’，首先是温度，得保持在二十二摄氏度左右。然后是食物，冬季主要是以肉食、荤食为主，也算冬季滋补吧！”
位于十里河天娇文化市场的“虫友堂”是赵伯光以虫会友的地方，每周日下午虫迷都“领”着自己的“运动员”到此“一决高低”。
“80后”偶尔凑个热闹
记者环顾了一下整间屋子，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男同胞。赵伯光笑着解释说，“玩蟋蟀的绝大多数都是男的，为什么呀？男的都要强、好胜。这一点蟋蟀很像人，它们只有公的斗，母的不斗。再有就是，蟋蟀身上绝不服输的劲头，是男人，尤其是年轻孩子喜欢的。”
的确如此，那些斗蟀绝不临阵脱逃，无论对手个头大小，都得冲上前去较量一番，实在不行了才退下来。“可败也败得光明磊落，绝不拖拖拉拉。我们这儿就有好几个小年轻常来，二十来岁，都是‘80’后，可惜他们工作太忙，也就偶尔来凑个热闹。”赵伯光略带伤感地说。
“鸣虫文化”想申非遗
全世界似乎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我们祖先这样，在蟋蟀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畜养它，赏玩它；吟咏它，歌颂它”，积累起博大精深的“蟋蟀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京城大杂家王世襄用了几年时间，遍查全国主要图书馆所藏，集到蟋蟀专著30多种，从中选出17种，影印成一部长逾1500页的丛书《蟋蟀谱成集》。书中收集了他自己写的《秋虫六忆》，饶有情趣地讲述了当年捉虫、养虫、斗虫的故事。这部丛书，成为蟋蟀文化的经典，蟋蟀爱好者几乎人手一本。但是，蟋蟀文化也面临种种危机。
“虽然有年轻人喜欢这项老北京的玩意儿，可还是会受多方面的条件制约，没法投入太多，他们还得工作、还得上学。”赵伯光说自己小时候常常邀小伙伴们去野地里“拿蟋蟀”，可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剧，哪儿还有“拿蟋蟀”的地儿呢？
“现在的孩子，玩具多了去了，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也在担心‘鸣虫文化’在慢慢缺失，我从去年已经开始找朋友帮忙了，准备把这项老北京的精粹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赵伯光“每年都会给外国人讲中国的‘鸣虫文化’”，他们“非常震惊”。“我也愿意收一个徒弟，把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他。” ○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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