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又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儒家对天地万物的爱，是对生命的爱，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的爱。这样一种爱培育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张。

为了实现对大众的爱，孔子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另一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

第一条是否定地说，第二条是肯定地说。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从相反的方向指示着同一个“仁”的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博爱大众，共同发展，大家都赢。

这两条原则初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但认真想一想，要真正地落实却何其艰难？可以说，人和人的一切冲突，是因为违背了这两条原则；人和人的和谐相处，都是因为遵循着这两条原则。

如果人们真的都能按照孔子提出的两条原则做人做事，人间天堂就建成了，世界大同就来到了。因此这两条看似平常的原则实际上却具有无比神圣的意义，它们的崇高深厚的道德内涵、社会价值和任何宗教的金律相比，都毫不逊色。因此，在一次世界性的讨论宗教伦理的大会上，全世界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都一致同意，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信条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宗教戒律并列为人类生活应该遵循的普遍法则。孔子提出的两条原则确实是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的人类的金律。

从对大众的爱出发，孔子认为实现“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大众的幸福。那么，什么是大众的幸福？怎样落实大众的幸福？孔子首先对政治家提出了要求，这要求突出地体现于四个字：“富之教之”。孔子肯定管仲的话，最著名的有两段。一段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另一段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树立的“仁”的标准本来非常严格，他绝不轻易地肯定哪个人达到了“仁”的标准，对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他也不过是评价他“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但是他却那样毫不含糊地称赞管仲够得上仁，特别是这个管仲还有违反礼的严重问题。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孔子认为为大众造福，是最高的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甚至超越了仁的标准。例如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这哪里仅仅是仁！应该说是圣了！尧舜都难以做到呢！

对大众的爱，直接地培育了对人的尊重。在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儒家的智慧高高地举起人的尊严的旗帜。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人的尊严，成为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例如《易经》把天、地、人列为“三材”，意味着人的地位可以和天地并立，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响亮的口号。不仅儒家维护人的尊严，道家，例如老子也十分重视人的尊严，因此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西方近代大思想家康德响亮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中国儒家的智慧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一原则。

儒家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大众，从爱大众又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儒家对天地万物的爱，是对生命的爱，对生生不息的宇宙的爱。这样一种爱培育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主张。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也就是宇宙和人类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