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推崇阳刚之美的风格，这种审美风格与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是一致的。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礼乐教化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儒家所倡导的艺术思想，所使用的一套修养方法，不过是培养顺民、培养奴性罢了。这种看法，是把统治者的政治企图当成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曲解。不能把后世政治统治者所推行的“礼教”“名教”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教化等同起来。

在儒家看来，礼乐教化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能停留在政治层面，也不是能守仪式规范、能歌会舞就算达到目的，而是要有更深的追求，更高的旨趣。这就是求仁，做一个“仁者”。

孔子对那些只知礼乐的仪文形式而不求礼乐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进行批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表现形式，仁才是礼乐的本质和生命所在。儒家有“仁言”“仁声”“仁爱”“仁义”“仁政”“仁人”等等说法，说明“仁”是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人在内）的本质规定。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什么？是仁充实于德性之中，因而才美。“仁者”“仁人”是美的人，与“文质彬彬”的君子同义。

儒家推崇阳刚之美的风格，这种审美风格与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是一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象传》）从孔子开始，儒家一贯强调人格独立。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又说：“志士仁人，不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为保持做人的人格，可置生死于不顾。孟子的名言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具有这样崇高的人格精神，所以视圣人不是神而是普通人，对于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无仁义之心的君王则藐之。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因为他们政治腐败，骄奢淫逸，无才缺德，我们有理由鄙夷他们。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人格精神？他回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不难说明，儒家的独立人格，不包括那种孤独怪僻、不近人情的人，而是指那种有高尚道德修养、有正义感、不顾生死捍卫真理的人。这种人就是荀子推崇的那种建功立业的大丈夫，是《易传》所赞美的“刚健中正”“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的君子。儒家的人格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的影响，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人格精神鼓舞着人们自强不息、为真理而斗争。

具有这种人格精神的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奔赴国难，为民族而献身。在正义与邪恶进行较量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站在正义一边，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正人君子早已被中国艺术塑造成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尤其在中国的戏剧中，刚正不阿、蔑视权贵、为民申冤的清官，宁死不屈、浩然正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不为升官发财而折腰的士人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儒家独立的人格精神的艺术化与生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