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引进目标管理，掺入自已的经营理念，凭着高度的团队精神，培养弹性应变的合作能力。70年代，正是日本式管理扬眉吐气的大好环境，由此日本经济创造了佳绩，使得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废墟中突然崛起，有如一颗跃升的太阳，举世震惊，当然也十分令人羡慕。
　　如果将美国式管理譬喻为“打固定靶”的管理，目标确定、命中率很高，那么日本式管理，便成为“打活动靶”的管理，目标变动，仍然有把握命中。
　　20世纪50年代，固定靶盛行，美国式管理声名远播；20世纪70年代，活动靶多于固定靶，所以日本式管理占了上风。
　　21世纪将愈变愈快，活动靶几乎都成了“飞靶”。中国式管理“专打飞靶”，即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表面上看是“乱打乱中”，实际上绝非如此；不是乱打，而是一出手就命中的真功夫。
　　为什么中国式管理专打飞靶呢？因为我们的管理理念以“大易”为根基，对“变化”的掌握，最为拿手。视变易为简易，又能够在变易中掌握不易的道理，当然有专打飞靶的功力。
　　换句话说，世界情势愈稳定，企业环境愈没有变化，中国人愈没有什么作为。世界情势愈变动，企业环境愈变化，中国人就愈显得精神奋发，表现出真功夫。
　　乍看起来，中国人最擅长“混水摸鱼”；其实不然，我们最有本领“随机应变”。只要用心随机应变，绝不存心投机取巧，中国人必然能够成功！
　　实际上，以大易管理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1984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逐渐展现实力，2004年以后，应该愈来愈表现出明显的效果。

　　什么叫做“大易管理”呢？就是“应用大易的道理，来实施管理”。
　　那么易学的起源是什么？六十四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要采用“━”、“- -”这两个符号来表示？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是易学的应用，由占筮扩及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兵略、音律，则属不争的事实；如今把它应用到管理上面，自然顺理成章。
我们既要知道管理到底应该怎样做，又要明白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够发挥大易管理的宏大效果。
　　一旦说得出所以然的道理，就有自信肯定自己在实施中国式管理，并且有信心进一步求发展；有些人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种心口不一的不得已现象，也才有可能大幅度减少。
　　否则，自己明明实行着中国式管理，自己却浑然不觉、认识不清或不敢承认，甚至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即是中国式管理——这样做，怎么能够名正言顺地迎向未来，走出宽坦的大道呢？
　　我们把《易经》和《易传》，合在一起，称为“大易”。将其应用于实际的管理措施，就成为“大易管理”。管理者以“趋吉避凶”为出发点，逐渐体会到下述三种道理：
　　1) 吉凶祸福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人的意志，可以有所改变。
愿意接受的，就会呈现原有的因果，成为“命定”。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听天由命，顺着原先所订的计划，当然“一切有定数”，丝毫没有自主性。不愿意接受的，应该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力来改变既定的因果，使其产生不同的变化，便是“改变命运”。我们看到少数自主性很强的人，不停地动脑筋，一直在改变原先的计划，便是勇于向命运挑战，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改命者。
　　2）管理者若是没有决策能力，只好一切顺应吉凶祸福的变化，既无奈又无力。
管理就是发挥管理者的意志力，企图改变未来，使其逢凶化吉、转祸为福。能够面对困难、力求突破，把危机转化成为良机的管理者，才是懂得趋吉避凶的高人。
　　3）决策可能是个人的行为，而执行决策，完成任务，却大多需要群体的协力。
管理者希望趋吉避凶，摆脱不愿意承受的因果关系，除了“反求诸己”之外，还要进一步“与人感通”。由于管理者平日的表现受到大家的欢迎，所决定的事宜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认同，因而能使上下员工通力合作、协同一致，产生强大的执行力。
大易管理，是指合乎《易经》所揭示的道理的管理，目的在使现代化的管理在中国人的组织中行之有效，然后再通过全球化，以求管理的世界大同。
　　首先，它是外圆内方的。外圆的目标，订为圆满、均衡、统一与和谐。中国人长久以来就追求这些目标。中国人的管理，如果不能达到此等境界，就会与中国人的内心产生若干程度的冲突，因而觉得有些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以致影响士气、降低生产力。
　　圆满指完满而无所欠缺，是一种“不分裂”的状态。中国人十分重视效果，但绝不是不问效果的善恶而只求其有效。管理若只是重视其有效性，而不问其善恶，那就是不圆满。唯有具备善性的效果，亦即管理的效果足以提高人格与造福社会，才能达到圆满的地步。
　　管理的结果，并不是单纯的明辨是非，或者去非存是。因为就是非论是非，很容易导致分裂的局面，也是一种不圆满。管理必须在圆满中分是非，也就是“要有是非，但要分得圆满”。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中国人常说“对有什么用”的道理。“不对不可以，对并没有用”，显得圆满大于是非，目的在使大家都有面子。
其次，均衡指择乎中道，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是一种“不偏倚”的状态。中国人自称“中国”，不是自以为居天下之中的上国，而是以“中”立“国”的意思。中国自古以来，便能时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包容力与同化力极强，因而建立了世界上难得的文化大国。
　　“中”的意思，其实就是“合理”。中国即指“凡事求合理的国家”，中国人应该凡事求合理，才合乎以“中”立国的要求。
　　管理的目标，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或利益”，而应该由“利”而“乐”，由“乐”而“和”，然后再由“和”而“安”。贯通“安、和、乐、利”，把“和、乐、利”统合在“安”的大前提之下。追求“安、和、乐”的“利”，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才能不偏不倚、合乎中道，。管理要想减少障碍、消除劳资的鸿沟、使顾客长期忠诚、与社会大众和睦共处，就要注意保持均衡。
　　统一指浑然一体、没有差别、把矛盾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对立”的状态。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存在，矛盾不但不可怕，反而是引起变化的原动力。中国人向来主张“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不使矛盾对立，便可以设法加以统一；不必消除矛盾，也不可利用矛盾，而是把矛盾统合，即是“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容小异于大同。
　　管理固然重视一致性，也应该注意其变动性。中国人懂得“兼顾”的道理，凡事先立于“两难”的起点，知道“不一定”就如此。既不固守一致，也不一味求变，而是“兼顾”到“合理”的地步。管理者胸怀宽大，不执着，也不一心求新求变，自然“站在‘不变也变’的立场”，达成“合理的解决”，即能统一。
　　和谐指内心快乐、生命充实、在和气中分高低，是一种“不冲突”的状态。人不免要竞争，西方人主张“用争来争”，所以冲突不断、大伤和气。中国人擅长“以让代争”，在“让来让去”的和平气氛中竞争——没有冲突，也不伤和气。
方中求圆，看起来势必相当凌乱。宇宙天圆地方之间，也是凌乱中有其条理，所以“乱中有序”，看起来管理得乱七八糟，实际上条条有理而得其“安、和、乐”之“利”，这正是大易管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