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亦称为衣物、衣服、衣，最广义的定义，是指身躯与四肢的遮蔽物，当中还包括手套、鞋子、凉鞋、靴子与帽子等。随?社会文明进步，人类亦发展出穿?衣物的文化，而穿?衣物除了有功能性的理由外，也有社会性的理由。衣物能够保护脆弱的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伤害，服装中的每个物件也带有某种文化及社会意义。

　　“我把讲座的标题定为‘传教士的新衣’，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安徒生童话系列的著名故事里《国王的新衣》，然而，传教士与国王不一样，他们换上新衣裳，并不是要炫耀自己聪明过人，而是背后另有涵意的。”戚印平教授说。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戚印平在1982年获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历史研究方向负责人。近年出版学术著作包括《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远东近世耶稣会史论集》、《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以及相关论文二十余篇。

　　华美服饰有助在日本传教

　　千里迢迢到来东土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最早的易服者是沙勿略神父(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他这个大胆决定，是基于他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体验。刚到日本时，沙勿略仍然保持穿一个欧洲修道士传统的服饰习惯，他从未脱下过象征圣洁的黑色修道服。根据与这修道服饰原则相关的道德规范，沙勿略把佛教僧侣的华衣丽服和盛装出行视为罪恶和堕落，然而，从他们在日本屡遭当地人轻视，甚至在山口遭到人们虐待的经验可以得知，由于他们身上穿?的是粗糙的破衣，所以日本人就像躲避到处讨饭吃的乞丐那样躲避他们。俗世人多是先敬鵅衣后敬人，大约在一年之后，沙勿略开始明白东方传统文化对于服饰的重视，意识到他一直视为堕落象征的华丽服装，在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时能起重要的作用。

　　在拜访大内义隆时，沙勿略换上了天主教神父在祭祀时才穿着的隆重服饰。据说大内义隆对神父的服装极为赞赏，他看着穿上祭服的神父非常激动，拍着手说：“这位神父简直就是我们信仰的众神的生动写照。”

　　日本人通常是通过外观和服饰来评价他们不熟悉的人，所以沙勿略的易服效果非常好，而佛教僧侣们正是以其外表上的华美装饰来显示他们的身份。在异教徒还没有了解神父的身份及基督教教义之前，这些外表上的装饰物就有助于提高基督徒的威望。

　　利玛窦穿儒服：“为了上帝争取人心”

　　1581年，罗明坚神父(Michel Ruggier,1543-1607)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Matthew Ricci, 1552-1610)；1582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着述天主教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而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兴奋莫名，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获得两广总督郭制台和肇庆知府汪太守的接待。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及《几何原本》等。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戚印平指出：“利玛窦易服的这一细节也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因为一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改穿中国的儒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利玛窦第一次易服是他入华之初，用中国僧侣的异教服装易换神圣的修道服，来华十二年后再次改穿儒服，是为了融入中国官僚的社会。事实上他多次易服是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现实情况，他改变形象是为了得到在异地生存及传教的通行证。后来所谓的‘合儒、补儒’的美好传说，并非他的初衷。”

　　1592年11月15日利玛窦给总会长写信，他写道：“这里的绅士都一一来拜访我们，之后还以宴席招待。往往一天数席，应酬不暇，餐餐佳肴美酒。因此只能到一家坐下，吃一点，再到别家应酬。地方绅士官吏也非常抬举我们，不让我们步行，而用轿子抬?走，就如欧洲的显贵一般。这种荣誉为我们十分重要，否则在教外人中传教便无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国并不受尊重，因此我们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现，他们用轿子抬?我们走，也为方便前进，因为城中人口众多，都争相看洋和尚，这是过去他们不曾看见过的。”

　　至1594年11月4日，利玛窦于南昌写给耶稣会长的信中，向耶稣会通报了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并解释说：“根据我在这个国度所得的经验，在这里要取得某种成果，就必须稳重行事并且有权威性。”他还说：“当开始建立友谊时，中国人总是穿这种服装会面的，受访问时也总是要穿自己的同样服装，以同样的或者是与自己身份相称的礼仪相迎。这样就赋给了我很大的威望。”

　　利玛窦易服的行为，惹来了一些非议，洪若翰神父就此反驳说：“在这些人看来，向中国人宣讲耶稣会基督，与手执讨饭棍、赤足行走是一回事情。然而，传教士生活在这些不信我主的国家里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上帝争取人心。他必须按照这个目的来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一切行为。”

　　“正是出于‘为了上帝争取人心’这崇高理想的渴望和努力，才使得传教士在试图改变别人之前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传教士调整的不仅仅是形象设计，还包括他们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利玛窦把自己包装成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当时的中国官员并没有想过耶稣会的教义一旦在中国传播，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什么样的冲击。”戚印平说。

　　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但也无法成功跨过中国这条高度封闭的防线，当中有几个人能进入广州，就已成为了教会的英雄，所写的报告也广为人所阅读。其实传教士到中国就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他们坚信上帝的信仰能在全世界传播，正因为上帝给了他们力量，才使得这一群手无寸铁的虔诚信徒能继续他们在东土传播耶稣福音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