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先生在上海逝世，中国科技界赫赫有名、德才兼备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终成绝响。在追思之际，社会各界纷纷探寻“三钱”的成才奥秘，但除了大学教育、爱国热情、科学探索精神等因素外，人们较少提到的是，“三钱”同出于江浙一带的名门望族钱氏家族。研究者认为，家族教育传统的源远流长，吴越一带江南地方文化的兴盛，都是孕育“大师”不可或缺的因素。

　　《钱氏家训》造就的学界“豪门”

　　在江浙一带，钱氏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大家族，自吴越王钱镠（852年～932年）以来家族就有族谱。杭州钱镠研究会顾问、浙江大学教授邹身城研究这个家族多年。他说，自钱王始，钱氏精英不断涌现，近代以来更是子孙鼎盛，曾有一个绕口令来形容这个时期的钱家“人才谱”——“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当代钱氏家族仅科学院院士国内外就有100多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

　　除了“三钱”外，人们所熟知的还有钱穆、钱钟书、钱玄同、钱永健等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钱氏家族还多出“父子档”，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人们称这个家族为“钱氏豪门”。

　　杭州钱镠研究会秘书长钱刚认为，钱氏家族的兴旺不衰，与被钱家人当成家规的《钱氏家训》有着密切关系。据介绍，《钱氏家训》是钱镠的后人把其平时言行记录整理而成，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国的思想行为，作了全面的规范和教诲，包括“孝于家”“忠于国”“兄弟相同，上下和睦”“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书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等等。

　　在一些回忆材料中，钱伟长曾表示家训对其影响颇深。他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说过：“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钱氏家训》中的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意思是凡是只有利于个人的事情不做，而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做。如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里，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而钱学森一块美元也不存，终于在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新中国。又如钱伟长，刚刚考入清华时，他是一个手持文史满分、数理化英四门共得25分的偏科者；因为看到落后挨了打的祖国，他毅然决定弃文从理。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谓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留给中国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地方传统文化、家族教育传统链条断裂，“三钱”不可复制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氏家训》中这句话，在研究者看来，既是钱式家族子孙鼎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也是“三钱”不可复制的“奥秘”。

　　千百年来，江南一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兴盛的重镇，诗书传家是当地百姓极为推崇的社会风气，由此人杰地灵，文士辈出。钱氏家族正是生长在这一地方文化深厚土壤之上的人才奇葩。现今的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是目前吴越国创始人钱镠后裔在全国聚居最集中、人口最多的地方。钱刚说，清代时，长乐镇上有300亩土地，作为教育基金，以此来鼓励钱氏后裔认真读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教师张一帆说，在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可以找到不少“钱氏家族”家庭教育的细节。

　　——钱穆12岁，祖父和父亲都英年早逝，母亲文化水平并不高，但遇到有些事不知所措或犯了小错误时，母亲会说：“这事当年你父亲或祖父遇到过，我只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在母亲的教导下，祖、父的精神还继续发挥作用。

　　——1928年夏秋之交，钱穆的妻子和新出生的婴儿相继去世。正在无锡荣巷中学任教的长兄钱挚，闻讯后立即归家为之料理后事，后因操劳过度，急火攻心，不幸溘然长逝。钱挚去世后，钱穆便把16岁的侄子钱伟长带在身边，供其读书。钱穆续弦后，又把母亲接到身边。钱穆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在一起钻研学问，钱穆的母亲常在一旁缝纫伴读。

　　“许多后世仰望的‘大师’就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是世代积累。假如现在有些事让我们发出九斤老太式‘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叹，那原因主要是这样的传承链条断裂了。”张一帆说。

　　张一帆说，不是呼唤“大师”，“大师”就会出现。缺少了从小耳濡目染的社会氛围与家族教育，再先进的大学也不可能直接培养出“大师”。学术如此，甚至传统美食也如此。有些小时候尝过的美味，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了。这个味道本身是和中国民间的基本道德相关联的，比如说真材实料。烹饪诀窍倒在其次。

　　社会“扁平化”前进，“大师”来源将更为广阔

　　或许，“三钱”的成功秘诀将促使我们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传统和地方传统文化的重塑。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三钱”成为较难再现的传奇，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做是社会扁平化进步的表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海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大家”，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大家”的出现，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现代中国的科技“大家”，多是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巨人的肩膀上的。如钱伟长和钱学森，都曾经是当时火箭和导弹等世界最先进技术领域前沿学者的门生，而钱三强则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的学生。而这才是决定他们“大家”地位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林海说，名人集中诞生于一些大家族，随着社会扁平化的加剧，或许将较难再现。但是，社会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可能是消灭大师和人才，而是让大师和人才有更加广阔的孕育土壤；真正健康的社会，也不该仅仅依靠一两个家族的兴旺发达，而应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可以用龚自珍的名句概括这种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化、正规化、社会化，不会缺少伟大的人物，而且来源将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