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明天就要投入一次远途跋涉，行箧中将带一本什么书？ 抗战时期，许多学者轻装逃难前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人带了《庄子》，有人带了《剑南诗稿》，有一位教授在简薄的行囊中硬是塞进了一部《红楼梦》…… 这种匆忙间的选择，不仅温暖了这些学者生命史上荒寒的岁月，而且往往决定了他们后半辈子的学问走向，因为这种选择凝聚着他们的见识和裁断。

　　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勤奋地借书、买书、藏书、啃书，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这么多年读下来最喜欢哪几本书，最敬畏哪几本书，对自己的人格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位作家，他们往往答不出来。倘使把读书比作交友，这样的读书人，近似交际场中那类四处点头握手、广散名片的人物，他们没有知己、没有深交。读书的无效和无聊，莫过于此。

　　读书，要建立自己的偶像。说白了，就是我崇拜谁，我最喜欢读谁的书。在我看来，没有崇拜就没有进步的阶梯，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也没有追赶的目标。 我大学时特别崇拜的作家是雨果，后来又长期被海明威的硬汉气魄所倾倒。我觉得，只有崇拜一个人，你才能产生读他、了解他、超越他的自信与激情。

　　寻找偶像，也就是寻找自己。要相信，茫茫书海中，只有那么一小块，才与你的生命素质有亲切的对应关系。要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号去寻找，然后才可能由此及彼，扩大成果。完全脱离个人文化心理结构而任意冲撞，读书就会因失去了自身生命的儒养而变得毫无乐趣可言。

　　著名学者梁实秋曾说过一句名言：桌上永远只放一本书。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确是他的读书秘诀。读书要忌杂，要读好书、读一流的书，从高位进入。应该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书，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这样，阅读才能导致我们向大师们逼近，我们的生命内涵也才能因此而获得提升。

　　同时，哪怕是一流的好书，也切忌杂乱无章地读。读好书需要形成系统，需要时间间隔，需要慢慢咀嚼、消化和回味。无数事实说明，读书不在多，而在于一个“精”字，在于有没有合理的系统和计划，在于你的系统和计划之间有没有良好的逻辑关系。举例说，假如你读诗，在一段时间可以专门读一读唐诗，而在其中的某段时间里则可以专门读李白。在你精读了李白的代表作以后，写点读后感，再看一看有关李白作品的评论文章，强迫自己在高层次上与世界最杰出的人物对话。

　　另外，学习上的寻找没有终极性的对象。时代的前进，使得今天我们必须推进阅读的速度与广度，加快更换精读对象的频率。我们的行箧中，如果长久只有那一两本书，那么，我们的人生旅程，很快就会枯窘。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前辈学者们既幸运得多，也艰难得多了。

　　我们的前辈不容易找到书，所谓“书香门第”往往也就是几箱子书而已，其中大多是线装书，整个文字量远没有现在的几箱子多。我的祖辈也算读书人，到了父辈，几乎全部沉积在我伯伯余志云先生身上了。他中英文皆通，书法绘画亦精，没想到不到30岁就因肺结核去世。他这么一个博学才子留下了两箱书，我都仔细看了，甚至可以说，那是我童年时代天天都要翻弄一下的宝库。《史记》、《石头记》、《芥子园画谱》、《林语堂英汉大辞典》、《世界文学名著选》（高语罕编）和颜真卿、柳公权的诸多字帖。数量其实不多，却都提挈了每一项知识的经脉。我爸爸和叔叔在12·8日本人的轰炸中带着这两箱子书从上海的这个区域逃到那个区域，比衣被粮食还要看重，最后又千辛万苦地坐车、搭船、肩扛它们逃到故乡。日本人占领了故乡，家人无处逃难了，只能陪着这两箱子书苦等着，等着抗战胜利，然后，等着我出生。

　　今天，我们面前的书太多了。因而，一个好的读书人同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淘书者”。这里的淘书指“淘汰”－－也就是要不断扔掉自己的书。

　　我每次搬家，都要扔掉大量书。最多的一次扔了一万多本，上海的报纸把这件事都当作新闻报道了。我都扔掉了哪些书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类：
　　1.过时的旧书。主要指观念、知识结构过时的书；
　　2.十年没有碰过，估计将来的十年也不会去碰的书；
　　3.以前买的，已汲取过营养，或者属于“营养不良”的书；
　　4.包装陈旧、不成套、系统零乱或翻译版本不好的书。

　　总之，除了工具书和资料书，书房为我们留下的应该是一流的精品，让平庸和琐碎离我们的书桌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