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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承祯的道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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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王之师

  唐朝的皇帝推祟道教、尊礼道士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玄宗、武宗曾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唐武宗所尊赵归真邪术干政,臭名昭著;而玄宗所尊司马承帧、李含光师徒,却是唐代的著名高道。

  据《旧唐书》记载,司马承帧(647-735年),字子微,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饱读诗书却不肯做官,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二十一岁时出家当了道士。先居嵩山,以上清派第十一代传人潘师正为师。后游句曲山(即茅山)、天柱山、衡山等道教名山,长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又号“天台白云”。则天闻其名,召至都(按:指东都洛阳),降手敕以赞美之。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睿宗遣司马承祯之兄承祎赴天台山,奉旨迎请司马承帧。其敕文对司马承帧作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他的谦恭之情:“……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兄往,愿与同来。”司马承帧抵达西京长安,睿宗在皇宫内向他求教阴阳之术。司马承祯却对他宣讲老子的无为之旨,睿宗对他更加钦敬。三个月后,“承帧固辞还山,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工部侍郎李适带头赠诗,对司马承帧大加赞扬,和诗者达三百余人。太子宾客徐彦伯将这些诗作辑为《白云记》流传当世,后佚。尚书右丞卢藏用在为司马承祯送行时,手指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建议他不必回天台。因卢藏用早年隐于终南山中待时而动,被时人喻为“随驾隐士”, 司马承帧回答说:“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表示出远离权贵的真隐情操。

  司马承祯在长安期间,唐睿宗曾两次降敕对他加以赞扬,称他为“广成以来,一人而已”,并自称为“弟子。”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遣使迎请司马承帧至东都洛阳,并亲受法箓,司马承祯正式成为皇帝的师父。次年,玄宗移驾长安,司马承帧辞还天台。临行时,玄宗赠诗:

紫府求贤士,清溪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

  闻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松挂欲调神。

  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微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

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也是愚公的故乡。

  开元十五年(公元724年),玄宗再召司马承帧。住西京长安。司马承祯时年八十,又不愿久居长安,唐玄宗便让他就近于王屋山择地居住,题额阳台观,又令其妹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绍前往举办金策斋会。

  司马承祯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去世后,唐玄宗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并令他的弟子李含光继任阳台观主,继续享受帝师的待遇。

  二、上清之传

  上清派是隋唐时期最大的道教派别,因其传承世系中多士族人物,故高道辈出。司马承祯师从潘师正,成为唐代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与杨、许、陆、陶一脉相承。

  上清派的主要经典是《黄庭经》和《上清大洞真经》。这两部经典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为前提,论述修道成仙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黄庭经》认为:“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为真。”其修真的主要方法有存思、内视、咽津、叩齿、留胎止精、辟谷食气等。所谓“神”并非一种外力,而是人身各主要器官的官能之司。修道者在静修过程中,通过“心”的意念调节,发挥脏腑各种的作用,将元气集中于丹田之中,达到百脉畅通、返老还童的功效。《上清大洞真经》在《黄庭经》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修持方法更加明确。认为长生不老的关键,是要正确采集来自于虚空之中的九天元气、日精月华和阴阳之气。通过存想仙界之种种景象,念诵诸神名号,特别是高上虚皇道君之名——“三蓝罗波速台”,集中身心注意力,使明梁(即进入人身的元气)在体内流转,经由口鼻,通行于心(中丹田)、下户(下丹田)和玄归(即泥丸,上丹田),以达“天命长、人常宁”(即“三蓝罗波逮台”)之境。

  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陶弘景,系统整理了上清派历代所传经典,将各种文献中论及修真的精华汇聚于《养性延命录》中,成为上清派修身养性的集大成之作。陶弘景在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前人关于衣食住行的日常起居、思想行为各方面的一整套修持方法,还重点论述了上清派十分重视的气法。他认为人的生命本于元气,必须慎为保养。所谓“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强调服气的重要性。又说:“俗人贪于五味,不知有元气可服。圣人知五味之毒焉,故不贪。知元气可服,故闭口不言,精气息应也。唾不咽则气海不润,气海不润则律液乏。是以服元气,饮醴泉,乃延年之本也。”经过长时间的服气,将会在体内凝结成胎:“心中有气大如鸡子,内赤外黄,辟众邪延年也。”

  陶弘景还开宗明义提出了性与命的关系,即通过“养性”达到“延命”之目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完成的。他认为:“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是要求修道者以后天的保养去充分发挥先天的充盈之气,或弥补先天之不足,以达到长生的目的。同时,他又认为,人之言行与“养性”息息相关,时刻受到神灵的监督,不可不慎:“司阴之神在人口左,人有阴祸司阴白之于天,天则考人魂魄。司杀之神在人口右,人有恶言,司杀白之于司命,司命记之,罪满即杀。二神监口,唯向人求非,安可不慎言。”

  据卫凭《贞一先生庙渴》,司马承帧在嵩山师从潘师正时,师正“以金根上经,三洞秘录、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予我尊师”。后来,司马承祯居王屋山,抄录陶弘梁《登真隐诀》。因是书多烟文,司马承祯于是自著《修真秘旨》12卷,以阐陶书之义。《新唐书》卷59艺文三著录有司马承帧《坐忘论》《修生养气诀》《洞元灵宝五岳名山朝仪经》各一卷,正统《道藏》中现存《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天隐子》《坐忘论》等,均体现了上清派的基本信仰和义理。

  三、损己之道

  司马承祯对老庄思想有精到的见解,把“损己”作为修仙的基本方法,对隋唐之际重玄学有深刻发挥。他在答唐睿宗问时明确指出:“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

  司马承祯的“损己”,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目的

  通过修持,达于神仙之境,是道教的终极目标。但对“神仙”的理解,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异。司马承祯认为,神仙有两种涵义:—种是“人生时禀得虚气,精明通悟,学无滞塞,则谓之神。宅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这种说法当源于上清派的主要经典《黄庭经》。另一种则是“神性虚融,体元变灭,形与道同,故无生死,隐则形同于神,显则神同于气,所以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存亡在己,出入无间”的得道之人,即庄子所称“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古之真人”。

  司马承祯将前一种“神仙”视作保持了自然真性的超凡脱俗之人,而后一种“神仙”则是经过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阶级的“损己”修炼达于“与道相合”的人——当然,这后一种“神仙”是与“长生不老”目标相一致的。

  二是对象

  司马承祯要修道者着力“损之”者,主要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七邪情和“风寒湿热饥饱劳逸”八邪气,“去此邪成神仙也。”

  七邪情、八邪气,皆包含于“俗事之缘”中,诸如“遗问庆吊以事往还,或假隐逸情希升进,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恩”,均为“非顺道”之务,只有“弃事”、“无为”,方可做到“形不劳”、“心自安”。但是。断缘和弃事,绝非不食人间烟火,不染俗尘:“修造之身必资衣食,事有不可废,物有不可弃者,当须虚襟而受之,明日而当者,勿以为妨心生烦躁。”“有事无事,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故无忧,不积,故无失。”只有“损”去对“酒肉罗绮”的追求之欲,保持“蔬食蔽衣”的俭仆生活,才能“足养性命”。

  三是方法

  关键是收心,除心垢。他说:“心法如眼也,纤毫人眼,眼则不安,小事关心,心必动乱,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最深之心病,则为言行不一:“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则贪残,辨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则尤人。”

  除心垢不仅在于去除邪念,还要正确对待命运,方可定心、如对待贫穷:“谁与我贫,天地平等,覆载无私。我今贫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贵,我今贫贱,非父母也。人及鬼神,自救无暇,何能有力将贫与我。进迟寻察,无所从来。乃知我业也,乃知天命也,业由我造,命由天赋,业之与命,犹影响之逐,形声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善而达之,乐天知命,故不忧,何贫之可苦也?”这种将人之“命”(躯体)赋之于天,“业”(行为)归之于己的观点,与陶弘景的“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所主张的不怨天、不尤人之主张,更是发人深省。 

  通过“收心”,要达于“空色双泯”的境界:“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宴一,万虑皆遗。”如此,“损己”目标就可实现,清静无为、与道合一指日可待。

  四、服气之法

  在《天隐子》和《坐忘论》中,司马承祯详细论述了上清派十分重视的服气之法。

  所谓服气,是指“虚气”、即虚无之气,而非一般的口鼻呼吸之气,因而此气的吸纳也绝非一呼一吸那么简单、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司马承祯列出了服气的五个步骤:“一曰斋戒,二曰安处,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这五个步骤合称为“渐门”。一步一步持之以恒,就能达到神仙之境。

  司马承帧还详细解释了五渐门的具体要领。斋戒是指洁净、节制,谓之节食调中;以手掌摩擦肌肤,谓之摩擦畅外。安处是指南向坐,东首寝,居室明暗适中。存想是指存自身之神,想自我之身,其效果就是坐忘——“彼我两忘”,浑浑沌沌。

  在修持过程中,静心是一关键,所以心有“五时”可作修持层次的区分:第一步为动多静少,第二步为动静相半,第三步为静多动少,第四步是无事则静、事触还动,最后一步为心与道合、静而不动。另有“七候”则口是不同阶段的修炼效果:“一、举动顺时容色和悦;二、夙疾普消身心清爽;三、填补天伤还元复命;四、延数千岁名曰仙人;五、炼形为气名曰真人;六、炼气成神名曰神人;七、炼神合道名曰至人。”他还说:“虽久学定心,身无五时七候者,促龄秽质,色谢归空,白云慧觉,复称成道,求诸通理,实所未然,可谓谬矣。”

  司马承祯的这一套服气方法,可谓简单易行。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使神秘的修炼之途尽量简化。他认为:“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开目尽见,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简者,神仙之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便可行的方法向大众推广服气方法,是司马承帧思想的一大特色。据《续仙传》载:“开元中,文靖天师与承祯赴千秋殿千秋节斋,值中夜。行道毕,隔云屏各就枕。斯须,忽闻小儿诵经声,玲玲如金玉响。天师乃褰裳蹑步而窥之,见承帧额上有小日如钱,光耀一席。逼而听之,乃承祯脑中之声也。天师退谓其徒曰:‘《黄庭经》云,泥丸九真皆有节,方圆一寸处此中。’”这种泥丸宫中发声的特异现象,正是司马承帧长期坚持坐忘服气的结果。

  服气之法自远古至唐代,可算已经十分成熟。但由于一段历史时期外丹术的泛滥,使之蒙尘不显。宋元以后兴起的内丹学,实际是对古之服气法的继承,其修炼的技术核心,关键仍是服气。内丹学在性命关系的探究方面,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其理论更加富于哲理性。但在具体方法上,由于过份依赖《周易参同契》的语言表述方法,将简单明了的服气过程繁琐化和神秘化,以至后世修习内丹之术颇多术语障碍。从司马承祯对上清派气法的继承和发扬来看,简化程序,返朴归真,正本清源,当为内丹研习之一大要务。

  五、怡情艺术

  司马承帧力行坐忘、服气,并不是要求自己做四体不勤、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废人。作为一个隐居山林的修道者,他还要学习和弘扬先辈的文化传统,还是将自己的修道心得传诸同道。这就是他的著述工作。著述之余,还有道友交往、社交应酬也不可免。因此,艺术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唐玄宗在《赠白云先生书》中说:“司马炼师以吐纳余暇,琴书自挨,潇洒白云,超驰元圃,”反映了司马承祯的生活情趣。

  司马承祯的文学造诣,从现存的著作中可略窥一斑,文词之优美,意境之简明,在同时代作品中可谓上乘。李白、王维、陈于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孟浩然、贺知章等知名文学家与司马承帧结为“仙宗十友”,必定为“同类相聚”之故。在《全唐诗》中,现仅存有司马承帧《答宋之间》诗一首:

  时既暮兮节欲春,山林寂分怀幽人。登奇峰兮望白云,怅缅邈今象欲纷。

  白云悠悠去不返,寒风飕飕吹日晚。不见其人谁与言,归坐弹琴思逾远。

  司马承帧尤长于书法,自成一家。善篆、隶二体,并自创“金剪刀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

  音乐、美术,也是司马承祯的喜好,并习有所长。唐玄宗推祟道教,诏令朝臣和高道制作道乐,即以司马承祯为首,司马承祯为此创作了《玄真道曲》。司马承祯到达王屋山后,创建阳台观,于天尊殿内绘制了高1.6丈、长9.5丈、周长20丈的大型壁画;内容为神仙云气和王屋山洞天福地,并将面本题目上奏朝廷,受到唐玄宗褒奖。司马承祯还向唐玄宗建议:“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以奉祀上清真人。这些真君祠的建筑格局及神像造形,均由司马承帧考诸道经而制订。司马承帧为上演派的信仰崇拜艺术化,也付出了相当的心力。

  至于锻铸镜、剑,则是司马承帧的又一业余爱好,他将自铸的镜剑送给唐睿宗和唐玄宗,颇受称赞。这些,足以说明司马承祯的多才多艺。

(收录时“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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