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先生去世时，曾有人称赞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殿军”。这是一句溢美之词，它提示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殿后”者，陈先生的逝去，具有“后无来者”的象征意义。不了解陈原先生的人，听到这样的评价，也许会产生“过誉”的感觉。但是，当我见到这样的语词时，脑海中却跳出另一个更加极端、更加个性化的判断：他可能是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最后的一位通才。

　　我知道“通才”的概念，还是在早年对于西方科学史的研读中。在那里，最伟大的通才是亚里士多德，他几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通才，他的学识贯通许多领域，创造了数十个人文与自然科学学科；此后，再也没有人能与他的成就比肩。牛顿是科学界的通才，高斯是数学界的通才；而数学界的最后一位通才，正是法国数学家彭加勒(1854-1912)，在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精通全部数学的分支学科了。

纵观我国百年出版史，称得上“通才”的人物有谁呢？

　　我首先想到胡适。你可能说：“错了，胡适不是出版家。”是的，当年张元济、高梦旦面对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曾经想请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胡先生也确实到所里晃了几天，后来感觉不适合这项工作，就缩回去继续做他的教授了。我是说：“如果他做下去，一定会成为一位出版界的通才”。原因有二：首先，后人早有评价，说胡适“几乎涉猎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可谓通才。”出版只是文化形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他若落足其中，“通才”的发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其次，胡适对于选题的认知能力也不得了。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下午到编译所，为他们拟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25个题目。”(1921年7月23日)对于这个书目，张元济先生仅将《袁世凯》换为《过激主义》，将《电话》换为《煤》，其他的选题都听从了胡适的意见。

　　胡适没做成出版家，却推荐了王云五。王先生的出版成就巨大，争议也不小。但称其为出版“通才”，大概没有人反对。我总结过他成为通才的条件，有4条。一是天资，早年他只是为了经商读了外语夜校，但很快就显露出天才的本质，19岁被聘为英语教师，他的学生中，就有17岁的胡适。二是他从20岁开始，用3年时间研读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自称“博闻强记，博而不专，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我却觉得，这正是他成为出版通才的基础。三是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却自创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学习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更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四是勤奋，金耀基说：“他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还有一点，胡适说过，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这样的人，不是通才，还是什么？

　　世事变迁。陈原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一位最看重通才教育的人。他称自己是一盒万金油，什么也沾一点，浅尝辄止。听到这样轻飘飘的话，你千万不要上当，那是陈先生一贯的风格。沈昌文先生说，读陈原，千万慢慢地耐心读，不要放过书中的微言大义。好了，现在我们就清理一下陈原先生的“浅尝辄止”吧。

　　一是读字典、编字典。陈原先生说，他自己患有“字典狂症”。抗战时期，他从垃圾堆中捡到一本英汉小词典，是上海一家“野鸡”出版社出版的。一看，错误百出，他一有空，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1949年前后，他又参与了《新华字典》的组织与编写工作。上世纪70年代，姚文元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事，批判陈先生“黑线回潮”，什么也不让他做。他说：“好，心静有如一池死水。”于是又开始读字典。他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本旧《辞海》，一本旧《辞源》，一本第5版的《简明牛津词典》，做了4卷笔记。后来社会逐渐和谐了，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的丰功伟绩世人尽知，不再罗列。

　　二是读外文、译外文。有人说，陈原先生会“六门外语”，出国演讲、写作都不用翻译。陈先生说：“我一生中涉猎过多种语言，略知皮毛，说不上懂。”那么，他究竟懂多少种语言呢？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用英文写过论文《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随想》；他翻译过英、美、法、俄的小说；他翻译过电影文学脚本《列宁在一九一八》、话剧《俄罗斯的性格》；它从日文翻译过托尔斯泰的《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书中有日文译者川崎直一加上的几百页注释)；翻译过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我的音乐生活》；翻译过罗曼·罗兰的《柏辽兹》和《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还有世界语，还有什么？去读他的“年表”吧！

　　三是读书、写文章、写书、编书。陈原先生说，要想成为一个好编辑，你首先要是一个书迷。陈先生是书迷，他读多少书？读什么书？谁知道呢。但你可以想象。他是学地理学出身。上世纪30年代，他从写第一本书《中国地理基础教程》起步，到40年代末，他写译了10本地理书，中国的、世界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都有；同时，他还参加《世界知识》的编辑工作，写国际问题评论，用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无数，还写译了五六本专着；他还向世界语刊物《世界》投稿，并合着《世界语文法修辞讲话》。40年代为《时代日报》每周写评论；60年代为《红旗》杂志每期写小评论。70年代开始社会语言学研究，著述丰厚，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陈原语言学论着》(3卷)，达130多万字。还有，他主持的图书项目，他编的书，太多了，太熟悉了，我不再赘述。

　　写到这里，陈原先生的形象，从东方文明的地平线上清晰地浮现出来。沈昌文先生曾说，年轻的朋友，读一读陈原吧！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陈原的书，是有福了！

　　我却在想，在一个最讲究文化传承的行业里，从张元济、王云五，直到陈原，他们在百余年的出版实践中，接续着一个偌大民族的文化薪火。现在，他们人生的绝唱都已经落幕。我们讴歌那旷世才子的华章，我们赞叹那落日飞霞的瑰丽。然后呢？望着他们绝尘而去的背影，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着有《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在语词的密林里》等。曾在《读书》开设专栏，文章结集为《人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