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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梁漱溟与东方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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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提出“向外用力”和“向内用力”的说法以表达(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的特质。也正为此，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
几年前，笔者曾访问了 梁培恕居住于北京东北望京小区的一栋公寓楼里，屋内四壁悬挂着不少照片和他自己的摄影作品，此外有一幅 山鸡照绿水，自爱一何愚； 文采为世用，适足累形躯。 落款是“王荆公诗句，以次子培恕若有所取而索书书之。八十九叟梁漱溟。” 梁培恕对笔者说：先父在这幅字上题词说我“若有所取”，这四个字体现着我们父子间不需语言便互相理解，做儿子的不需要谈起自己的心境，而做父亲的已经知道。 谈起父亲，梁培恕认为，梁漱溟一生可从三方面扼要介绍，即学术研究、政治活动，以及生活态度。其中，人生态度是根本。 学术篇：“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与“认识人类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 梁培恕：先父在1975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第一句话就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这就是他中年起做学术研究的两个目的。 但“介绍古代东方学术”又是为了增进人类之“认识自己”。西方文化的成就偏于认识物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其成就在认识人本身和本性。从另方面说便是各有偏失。先父注意到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勃兴于中世纪宗教改革——社会脱出宗教控制—— 之后，而中国，因孔子教化之非宗教性质，便没有这个转折，应该发展物质文化的时候，却用力于完成伦理关系中各自责任。中国文化因而陷于盘旋不进。 对当时世界，先父认为西方人只注意发展物质，不知还需用心于认识人类自己。现代人非常能够控制和利用自然,却忽于管束自己，放任自己，也就是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和自然界，这是今天的世界混乱的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 梁培恕：不是。实际上，“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这个问题，在他思想中也是渐渐明确起来的。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回答的是为什么西方文化那么顶用，而中国文化一打就败？他的答案是：文化无所谓好坏，文化是应人类生活需要而形成的。 西方人中世纪从宗教严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之后，就转向寻求现世的幸福、个人的自由，很自然地想到利用物质、占有物质，为自己服务，其社会构造从封建转为资本主义。顺着这条路发展，于是形成现在的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而中国先于西方就有发明创造的，后来却中断了，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改变为重伦理和家庭，亦即变得非常注意人际关系。先父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出现过早了。所以在《中国文化要义》里他提出“向外用力”和“向内用力”的说法以表达(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的特质。也正为此，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 《瞭望东方周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梁培恕：对。先父后来又写了一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不需要宗教？从东西方宗教之盛与不盛，他追究到社会生活，并进而研究社会构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他认为，伦理可以起到一部分宗教的作用。精神上不安定，伦理社会可以让你安定一点，而且，伦理社会不但可以在精神上起到安定作用，在物质上也可以起到安全网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 梁培恕：是的。中国人之所以宗教不盛，是因为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并且阶级划分不严，具有一定的升转流通(性)。科举制度是其显例。中国的文进士武进士，都是走科考之路，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书里引谚语为证，这不够有力，近来有些学者以明清两代几千名进士的家世资料证明了他的论点。 《瞭望东方周刊》：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培恕：现在大家通常说，先父一生有五本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以及《人心与人生》。 我不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是先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这本书并不是他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而是学生听课记录稿的整理，只少部分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就内容而言，其指导思想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如先父所说，《中国文化要义》是他以前研究中国社会特征的各种著作的放大或加详。这本书虽名为“中国文化要义”，实际上也说了西方文化的要义，从两者对比中看出各自特点和不同之源。先父曾说，“这本书是完全的”，意思是以前的书都不够完全。 《中国文化要义》后面就是《人心与人生》了。这两本书的区别是，《中国文化要义》非常具体，但《人心与人生》里所有具体的材料都没了。《人心与人生》把以前研究过的问题做了抽象化的表述，不再做社会比较，也不再分别提中西方，而是讲人类了。他认为，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进化已经停止，唯有人类，进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往哪里进化呢？(方向)就是更少的局限性，更多的灵通。 生活篇：是儒者，而非儒教徒；是佛徒，而非佛教徒 《瞭望东方周刊》：您曾经说过，梁漱溟生活态度的郑重起自对宇宙生命的爱。这句话怎么解释？ 梁培恕：这实际上是两句话：“郑重的生活态度”是儒家思想，“对宇宙生命的爱”是佛家思想。《论语》里说，“吾日三省吾身”；“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这些都非常郑重。孔子对弟子的教导，都是要求郑重地生活而不失其自觉性。先父非常强调自觉性。他说儒家的态度就是这个：一个人在是非之间不能随便，没有原则。例如先父在“批林批孔”期间拒不批孔，并不是胆子大骨头硬，而是在是与非之间不可以妥协退让。 佛家的态度就是从生一体，意思就是毋分你我，把人和自然界分开看，把自己和他人分开看都是错误的。但是人有意识，意识使我们发生有彼此、你我的误认。通常我们生活在误认中，妄以为有一个“我”。暮年父亲曾说自己在“无我”上还不够。佛家的怜悯众生，是怜悯一切有生命之物，而不是专指人。他的万物一体之情，是从佛家里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生活态度的郑重和对宇宙生命的爱，这两者是如 梁培恕：从感情上两者没有任何不相通。孔子的教化可以看作学派，但绝非宗教。我将来会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先父并不是教徒。的确，父亲曾经说过他是“佛徒”，但佛徒和佛教徒有所不同。他知道人类尤其是古代的人生活不安，需要精神慰藉，因而有宗教。父亲反对宗教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宗教总要立一个神，让你不自信而信他，失去自己的判断。孔子就不这样，孔子恰恰让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孔子)这个态度对极了，生活郑重、自觉，自己做判断，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相信自己的理性。父亲说理性是人类的特征，而中国人、中国文化富于理性，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理性之国》。他就是力图做到按理性做事。 《瞭望东方周刊》： 梁培恕：第一，他是儒者，而不是儒教徒；第二，他是佛徒，但也不是佛教徒。佛教、儒家对他的影响，是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影响。佛教是宗教，但佛学不是宗教，他相信的是佛学。虽然他吃素，但只是出于感情和习惯。 例如，我就看到他吃羊肝，因为他眼睛不好，医生让他吃，把羊肝当药是可以吃的，而佛教徒就不是这个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人把梁漱溟当作“新儒家”的代表，他怎么看? 梁培恕：当“新儒家”之说兴起时，先父已衰老，出于郑重不想有所表示。我的浅见是，无所谓新旧儒家，儒家就是儒家。西方的基督宗教，它是有过宗教改革的，儒家没有。先父再三说，儒家不是宗教，因为孔子从来不让别人崇拜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把中国后来兴起的礼教与孔子挂上，这是错误的。先父说，这是皇帝和社会上层利用孔子以为统治(之资)，其实，礼教对于很多事情所做的规定根本上就违反了孔子的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 梁培恕：先父赞同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种宗教或一种学说，对多数人无用，就不要去推广它。我想，当代人对先父的生活方式，也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梁启超曾经问先父，可否用佛教调整中国人的人生？他答说，佛教其实是贵族的宗教，只有生活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才会想到出世，普通人哪里会有呢。当时有人宣称以佛教救中国，先父是强烈反对的。而儒家不主张离开世间，郑重地活着，他觉得这应该是(中国人)可以不同程度做到的。 总之，先父对孔子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曾信佛学而走了禁欲的路子，把佛教理解得死了。他当时认为，同意佛家的思想，就必须出家。后来他作出新的决定，认为自己仍可不舍众生而住世，与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不一定为僧。既然不出家了，最好的态度，就是孔子的态度，郑重的态度。因此，他在生活态度上的郑重，起自对宇宙生命的爱。 |
